谢海涛: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3 次 更新时间:2008-03-19 12: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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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涛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 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 ,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 ,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 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 《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 ,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 。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 ,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 …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 ,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 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 ,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 :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 ,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 …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 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 、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 ,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 ,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 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 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 )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 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 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 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 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 。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 。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 "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 ,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 ,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 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 —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 :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 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 。"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 。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 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 ,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 ,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 ,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 ,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 ,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 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 ,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 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 ,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 《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 ,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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