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2 次 更新时间:2008-03-19 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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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差序格局、家族主义、礼治秩序、血缘联结等等,作为中国传统性的核心内容,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城镇社会。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城镇社会、以及城乡关系,同样都是中国传统性的载体或表现。尽管乡村社会与城镇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生活方式等会有种种差异,但将中国传统性与乡土性划等号的自我认识,实际上使中国的城市传统被悬置于中国文化传统,将中国的城市性剥离于中国的传统性。这样,中国的城市现代性成为无本之木,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困境的一个根源所在。21

   (四)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将乡土性等同于中国传统性的中国观,导致在今天的中国,乡村研究与城市研究,不仅处于一种学科过度分离的状态,也处于一种价值关心、问题指向的分化状态中。以"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性"等为问题关心的学者,纷纷转向"乡土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而将城市研究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甚至操作层面的学术研究。但由于既有的"乡土中国"论对中国的传统城市性、城乡关系传统、以及现实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现象等等缺乏必要的展开,这不能不使得相应的"中国传统性""中国现代性"讨论陷入一种先天的缺陷之中。

   就费孝通先生本人的研究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曾致力于对中国小城镇的调查研究。这应是他基于对传统中国的城市-市镇-乡村关系的有机关系的认识而思考、探索中国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学术实践。他对于江苏地区的小城镇、城乡关系、苏南苏北的地域间差异等的描述和分析,曾带动了社会学及其他学科对乡镇企业、小城镇的研究热潮。他的《小城镇 大问题》及有关"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思路也曾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传统中国的"城市-市镇-乡村"式的城乡关系模式出发,将"城镇化"设计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这不失为一种从中国传统性中发现中国现代性源泉和出路的大思路。

   从八十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中,有的学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的雏形,认为乡镇企业模式是重振中国文化的希望所在。"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同样源远流长的传统乡土中国,向来构成难解难分的共生体。近代以来文化中国的日渐凋零,亦与近代以来乡土中国的日趋衰败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自我转化、将不可能完全脱离乡土中国的创造性自我转化。但同样可以认为,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将为时不远。"22但是,这一种判断,依然是将单性的、基层的"乡土社会"确定为传统中国、"文化中国"的载体,同时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我转化视作为文化中国再生的前提条件。按这种思路,当乡镇企业模式开始式微、"三农"陷入危机时,"中国文化的振兴"自然也就失去了希望。

   类似的思路及其逻辑困境,同样存在于今天有关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化的讨论中。从"中国传统性=乡土性"的中国观出发,当人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性中发现"中国现代性"的源泉、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某种文化对接的时候,"回到乡土社会",便成了必然的、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乡土性被当成了拯救中国现代病、文化败血症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由于城市性在传统中国观中的缺失,"城市"被有意无意地划入了"西方现代性"的范畴,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也被当成了被植入的非本土文化的东西。这多少阻碍了关心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化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现象的真诚关注。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城市现象的失语,还有"三农"问题研究的内在困境--从被悬置于城-镇-乡有机关系的"乡土中国"之中,是难以找到拯救"三农"的有效方略的。

   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有问题意识的起点--关于"中国"的自我认识。需要重新确认传统中国、重构中国的传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二元认识论对于中国人的"中西观"的深刻影响,需要反思传统中国观对"中-西"之间二元对立的异质性的固执,以及对作为中国传统性的乡土性的迷恋。此外,要特别强调的是,思想者、文化研究者以及社会学者应该充分地尊重、吸纳实证史学的学术成就。

  

   参考资料: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3):"小城镇 大问题", http://book.sina.com.cn/nzt/soc/anfanghuaihe/97.shtml。

   费孝通:"小城镇调查",http://www.agri.gov.cn/jjps/t20050428_364644.htm。

   渠敬东(2006):"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 http://www.opentimes.cn/to/200601/05-5.htm,引自刘小枫、渠敬东等:"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86-200页。

   姚纯安(2003):"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24页。

   刘少杰(2006):"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6-72页。

   冯贤亮(2005):"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种科学史理路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3-121页。

   吴滔(2005):"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第79-88。

   吴石吉(1998):"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

   甘阳(1992):"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vision/200701/4922.html。

   汪晓云(2007):"从'人类学的中国'到'中国的人类学'",

   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7-01/06/content_526932.htm)。

   秦晖(2000):"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书屋》2000年第2期,第57-59页。

   田辺義明(1999):『中国社会の構成原理--建国五0年の社会学』新泉社,204-205ページ。

   (原文载《开放时代》2007年六期,责任编辑吴铭)

  

   注释:

   ① "若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处境本来就很尴尬。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从无到有,其基本的学科分类体系、概念体系和论述方式都是沿用西方既有的设置来安排的"。参见渠敬东(2006)。

   ② 关于中国社会学,人们多认为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近年有学者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亦属于社会学范畴。但本文意在探讨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论影响,所以主要着眼于西方社会学的引入。

   ③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08年),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是上海沪江大学(1913年),这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学校。

   ④ "亚洲"概念在近代以来的日本一直具有特殊的认同意义。笔者以为,对近代日本而言,对"亚洲"的认同与"脱亚入欧"的冲动是同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⑤ 在马克斯•韦伯本身,"理想类型"并不限于二元对比的分析,如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类型被概括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等。但可以认为,二元对比方法多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定义对象的本质属性。

   ⑥ 参见刘少杰(2006)。

   ⑦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在1884年就开始探讨"生物之源,人群之合"的道理,1890年开始对弟子讲解"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康有为早期群学的宗旨和内容,即"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从传统典籍中引申出来的思想和主张。参见姚纯安(2003)。

   ⑧ 参见姚纯安(2003)。

   ⑨ 参见田辺義明(1999)。

   ⑩ 参见应星、吴飞等(2006)。

   11 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参见费孝通(1998),第9页。

   12 费孝通(1998),"后记"。

   13 费孝通(1998),"重刊序言"。

   14 费孝通:"小城镇调查"。

   15 最先研究中国市镇史的是日本学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藤繁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都市形态问题,他的研究成果结集于《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共三卷)。此后还有曾我部静雄的"唐宋以前的草市"(载《东亚经济研究》第16卷第四期)、周藤吉之的"宋代乡村中小都市的发展"(载《史学杂志》第59卷第九期)等。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问题。美国的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最初连载于《亚洲研究》(vol24.1-3, 1964~1965),以区域体系和中心地理论,着力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上参见冯贤亮(2005)。

   16 参见冯贤亮(2005)、吴滔(2005)、吴石吉(1998)等。

   17 即城市-乡村两分法,主要以职业、环境、地域社会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异/同质性、社会分化/分层、流动性、互动方式类型等八个指标来区分。

   18 汪晓云(2007)

   19 费孝通(1998),第92页。

   20 关于后者,已有学者提出异议:"简单化的'拿来主义'却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同。"参见秦晖(2000)。

   21 笔者并认为,今日知识界为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而忧虑、但对传统城镇社会的被破坏却无动于衷,这多少与人们对中国城市性传统及其重要性的缺乏认知有关。

   22 参见甘阳(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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