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布什原则 西方人文传统 新保守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2 次 更新时间:2008-03-17 08: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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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布什原则的提出

  

  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 “敌人”;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2002年9月17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扼;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17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伊拉克战争就正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

  “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与1947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但是,也有一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先发制人”战略表示不解和怀疑。耶鲁大学冷战史专家盖德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先发制人”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但对打击独裁政权的必要性则不清楚,因为独裁政权毕竟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意义上是理性的,“遏制”战略仍应该管用 。芝加哥大学的密施海默(John Mearsheimer) 和哈佛大学的瓦尔特 (Stephen Walt)认为, 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因为 “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证明”用 “遏制”战略对付萨达姆.胡塞因是有效的 。他们特别强调,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本身并不证明萨达姆.胡塞因是非理性的。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原因是,他认为伊拉克保卫海湾国家免受伊朗扩张主义之苦,但科威特不仅不报答(不减免伊拉克在8年两伊战争中所欠债务),反而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定额,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下降,减少了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萨达姆在出兵之前征求了美国大使和国务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美国对科威特没有特殊的安全承诺”。不管这其中是否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交流误解,萨达姆侵略科威特并不是非理性的发疯行为,并不证明“遏制”战略已经失效。

  对“布什原则”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它违背了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Daniel Webster)于1837年率先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先发制人”的“国际习惯法”。 杜克大学法学院的贝耶斯( Michael Byers) 在“伦敦书评”上撰文, 介绍了“先发制人”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的这一“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 。1837年12月29日, 英国袭击并在美国水域击沉了美国私人船只 “卡落琳”号。事后英国大使致函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说这是“先发制人”攻击, 因为“卡落琳”号近来曾向加拿大的反英独立力量偷运武器。 在给英国大使的回信中, 韦博斯特列出了合理使用“先发制人”必备的严格限制条件, 即“必要性”和“比例性”。 所谓“必要性”,即对方发起攻击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且其它谈判与防御方法均已失效; 所谓“比例性”,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度应和直接危险成比例,应区分军事与民用目标。简言之,在韦博斯特眼中,“先发制人”,如果合理使用,仅仅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自卫”方式。英国不先经谈判和警告就袭击美国私人船只“卡落琳”号并造成无辜船员的伤亡,在“必要性”和“比例性”上都不符合采用“先发制人”的限制条件。贝耶斯进一步指出,“布什原则”中的“先发制人”显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限制条件。例如, 萨达姆10多年前使用过化学武器,但这并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本文认为,上述这些对“布什原则”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要害, 即广义的“先发制人”(即不加韦博斯特的严格限制条件),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所开创并经欧洲文艺复兴获得发展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战略思想。

  

  先发制人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把“布什原则”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相提并论,初看起来,似乎牵强。但其实不然。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福维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伍福维兹-布什原则”,因为伍福维兹早在1992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当时正值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不久,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可匹敌。伍福维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 。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9.1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伍福维兹的思想。

  伍福维兹于1972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最亲近的教授是柏拉图“共和国”的英译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布鲁姆是列奥.斯特劳斯 的真传大弟子。他1987年以其“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轰动全美国。该书猛烈抨击当代美国校园文化和教育体制,号召回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布鲁姆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兼好友索尔.贝罗(Saul Bellow,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他为原形创作了一部小说,其中特别描写了他与伍福维兹(在小说中名为Phil Gorman)的亲密师生关系。小说中一个场景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Gorman(伍福维兹)从华盛顿给布鲁姆(小说中名为Ravelstein)打来电话说:“鲍威尔和贝克尔建议总统(指老布什)不打到巴格达。总统明天将宣布停火。他们害怕一点点小伤亡。在展示了无坚不摧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后,他们竟然把独裁者留在原位。” 小说中的“布鲁姆”高度称赞“伍福维兹”,说他是“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担任部长职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一大好事” 。

  果然不出“布鲁姆”所料,小布什总统将伍福维兹从老布什政府时的国防部第三号人物提升为现任国防部第二号人物。在克林顿当政时期,伍福维兹回到学术界,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97年,他和切尼(当时为一大公司总裁,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思想库 。该思想库的两位主任是新保守主义年轻一代的健将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 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的父亲是有“新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罗伯特.凯根的父亲则是耶鲁大学罗马战争史讲座教授唐纳得.凯根。罗伯特.凯根请他的父亲出阵。在唐纳得.凯根主持下,“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于2000年9月完成了“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 。该报告以继承发扬1992年流产的伍福维兹“防务计划指南”为宗旨,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core mission):1.保卫美国本土;2.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3.在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时执行国际警察(constabulary)职能;4.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不难看出,这是要把美国建成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随着“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的创建人和研究人员纷纷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要职,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实施。

  谈到罗马帝国,首先要谈罗马共和国。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获得了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法学家和雄辩家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他在著作和演说中多次强调,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 。罗马战争史上充满“先发制人”的战例,如著名的马其顿战争和凯撒的高卢战争。马其顿战争的起因是,罗马参议院误以为马其顿王国和叙利亚王国结盟是针对罗马共和国的(实际上是针对埃及),因而以解放“希腊世界”为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军队“先发制人” 。高卢战争的起因,是凯撒阻止一些德意志部落移民到莱茵河西部。为防止已经越过莱茵河的移民和当地高卢人可能联合对罗马不忠,凯撒“先发制人”,对德意志部落移民进行了大屠杀,进而全面占领高卢。西塞罗亲自为凯撒的胜利而发表演说 。

  以法学家自傲的西塞罗,当然知道罗马法是禁止个人之间因为无根据的猜疑而“先发制人”的。“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规定,“只听说有人带武装而来就放弃自己的土地”是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带武装的人必须实际上踏入该片土地才构成现实威胁 。西塞罗之所以认为国家可以具有个人所不应具有的“先发制人”的权利,是和他关于“共和国的光荣”和“自然奴隶”的观点密切相关的。西塞罗认为,共和国的光荣是可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充分理由,因为“光荣”的定义在他那里已经是“通过征战而达到不受危害的和平”。正如著名法国罗马史专家Paul Veyne所说,按西塞罗对光荣的定义,任何其它独立的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对罗马的威胁 。

  西塞罗论证“先发制人”的另一个观点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一段名言:“战争的艺术是获取的艺术,它包括对野兽的打猎和对奴隶的占有。奴隶是依照自然的意图应被统治的人,但他们却反抗自然的意图。因此,针对他们的战争是符合自然正义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因为奴隶反抗自然,他们总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他们“先发制人”就是正当的。而西塞罗实际上认为罗马之外的“野蛮人”是“自然奴隶”。

  15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西塞罗之间隔着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但西塞罗却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认为的思想源头。这部分是因为大量古希腊原典遗失了或尚未重新发现,而西塞罗的著作却一直被广泛阅读,使人文主义者得以汲取基督教“经院哲学”之外的古典思想资源。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近代西方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活动,需要理论上的论证,而西塞罗的“先发制人”之说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 。正如16世纪的著名人文主义法学家 Justus Lipsius所说,“对野蛮人和其他与我们习惯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攻击是正当的,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他们强大并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的攻击就更正当了” 。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也直接诉诸“自然奴隶”说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暴力征服原驻民的正当性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中,“先发制人”起着关键的作用。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并不假设人人是恶人,而只是假定一部分人是恶人,而“好人”出于对恶人的恐惧而诉诸“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塔克(Richard Tuck)精辟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义“先发制人”理论的集大成者 。

  显见,“先发制人”之说蕴涵着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左,中,右各派对布什原则的解读中,没有一篇文章追溯到这一传统。而布什原则的始作俑者伍福维兹副部长兼教授, 是不可能不熟知这一传统的,否则怎么会被“布鲁姆”称为“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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