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言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3 次 更新时间:2008-03-16 0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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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这次解放思想运动有点突兀,一来是因为十七大刚开完,十七大报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方略,好像现在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而不是解放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后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那是对路的,那是要为十七大报告作理论与思想准备。)二来是解放思想一般是因为出现了困难与问题,甚至很大的困难与问题,原来的路子走不下去了,需要改弦更张,这时,执政者才会大声疾呼解放思想,一者集思广益,二者也可能是为自己大概已经暗中谋划好的新思路做点铺垫,目的是统一思想而不是解放思想,如同当年邓小平先生所做的那样。

  所以,当我看到今年来中央领导和汪洋先生等高级领导人如此高调地号召解放思想,心中未免纳闷。当然中国大概是不会再搞什么引蛇出洞了,但是我想我的疑惑也许是在相当多的人心中存在,所以,解放思想尽管在全国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我估计不会取得什么太大的结果。我并不惊讶地看到各地的领导人在解放思想的各种活动中,大多把它归结到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等实事上面,而许多有识之士,基本噤声,因为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说了上面的话,别引起看官误会,我并不是不赞成当下搞这场解放思想的活动,相反,我认为它很有必要。但问题是方法不对。比如,从上面说的解放思想的第二种背景来说,其实中国人包括中央领导和我们这些最基层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社会与形势并不像媒体上宣传得那么好,我们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或清楚或模糊地感觉到,按照现在这条路子走下去,恐怕中国的问题会越来越大。十七大报告当然很好,但它毕竟是一个各种意见“集思广益”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要在一些问题上作些妥协的,因此就先进性而言,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治国的某些大思路上本身就不会特别地解放思想。比如于建嵘先生就指出它虽然提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它却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提到,这就是如何真正建立民意表达机制。[1]”因此,我是拥护在当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来一次全面的解放思想的运动或者活动的。我认为中国的发展确实到了这样一个关口: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要真正解决的时候了,如果不做大的调整与变革,不但走不下去,而且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产生,甚至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是起于忧患。中国文化元典《易经》的诞生,就是起于忧患。《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这样一种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不但是中国思想家那些伟大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而且是一切伟大的政治家处繁任剧、鞠躬尽瘁的最终原因。物极必反,从极盛走向衰败,那是很容易的。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极盛时期,但一下子转入安史之乱,从此唐朝一蹶不振。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数不胜数的。

  但是,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言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思想是由言论来体现的,你不让人放开来说话,哪有解放思想?言者无罪,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过去毛泽东时代,还提倡“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来听取各方意见呢,虽然做得是不大好,但是这层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是清楚的。不搞言论自由,只许特定的人说话,只许自己认可的观点发表,如此之解放思想,不搞也罢。中国已经不缺少假冒伪劣,就不用再增加此一项,为天下人笑了。

  放开言论,就必然会暴露问题。决策从问题始。只有承认问题,才能分析原因,讨论解决的思路与办法。虽然中国的那些严重的问题,上上下下都知道,心里都明镜,但真要把它公开,那还是有诸多障碍。它会影响到各级执政者的政绩和威望,甚至它的合法性。这是我担忧此次解放思想流于形式的主要顾虑所在。30年前不一样,那时中国刚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问题成堆,而这些问题又不由号召解放思想的邓小平等新的领导人来承担。所以,解放思想是障碍不大的。当然那一次解放思想也是有边界的,号召解放思想的邓小平先生,一看有越界的苗头,立即宣布了四个坚持,也因此导致一些解放思想的先驱者的个人悲剧。不过总的说,那时的领导人,在搞解放思想运动时,是很少负担的,因此这个利器在手,一下子打开了改革开放的闸门。可是今天,情况有根本的不同。当今中国的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都有关系。今天在位的领导人,即便能够不计自己的得失,恐怕也难以在那些老一代领导人许多还在世的时候,在他们的政治力量还很雄厚的时候,搞这种“清理”。

  这个问题有解吗?有解。就是那些还健在的老一代领导人,自己能够有个表态,能对解放思想有个支持。如果他们能够从《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里得到震撼,能够看到如果中国这样走下去,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同归于尽,或者虽然他们的后人可以跑到外国去,但是他们的一世英名会被扫荡一空。那么,我想他们应当站出来,说一些话,以发挥一种历史的正面作用。说句实在话,这样的话也是好说的,因为这些领导人当权的时候,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受益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有了极大提高的。现在的问题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如果能够很好解决,会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我想,这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哪个领导人个人的优秀与否的问题了。它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中国并不缺少好官员,但问题是中国缺少好政府。我自己有许多官员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是好人,问题在于好人有时不能办好事。而且我发现这些朋友,在慢慢发生变化。当然还要指出一点:即便是一些腐败的官员,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能做一些好事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越来越使得这个政府成为与人民利益相对的政府。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政府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府对人民的态度与办事效率,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当然,这几年党中央和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民生,但是,老问题的解决总是比新问题的产生来得慢,另外一些饱受批评的老问题如三公消费的问题解决无望——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2万亿元,再加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我估计会在七八万亿元,甚至更多。中国政府已经不是一个穷政府了,但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还这么多呢?也许话可以反过来说,政府钱越多,问题越大。

  今年中国的高通货膨胀是一个警讯:积累多年的经济的深层次的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当然经济问题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但它所折射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却让人不能忽视: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的处理与管治机制、甚至自然灾害的危机处理机制都极其薄弱;民生问题解决了一些,但扬汤止沸,效果不理想;土地、生态、节能减排等这些决定科学发展观落实的重大要素仍然大多在恶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指向中国的体制。它在提问:过去五年来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那么健康么?难道这五年不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么?除了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外,中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发展模式问题:它的“小康社会”的建设绝无可能照搬西方所谓现代化的模式,中国人多地少、资源不丰富以及后起的国情(中国已经不能走领土或产业资本野蛮扩张的路),决定了它不可能抄袭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持久的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只有如实面对,充分讨论,才能得出比较高明的、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结论,才能使中国继续前进。如果说,30年前,中国的发展主要地依靠杰出领袖的个人禀赋,那么,今天,这种领袖的杰出禀赋的重要性绝不比当年低。我这样说,大概与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今天要带领中国继续正确地前进,其难度比30年前大得多。

  中华民族久经忧患,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近代史上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当年在解放思想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问题与困难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确实是这样。也许今天困难更大,挑战更大,最好的方法,是像美国和日本那样,时刻有警悚之心,忧患之思,永远把自己的问题放在第一位,甚至刻意地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国家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幸福。

  ——这样做的首先的标志就是,放开言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当年主张解放思想的邓小平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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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于建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J]。 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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