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1 次 更新时间:2008-03-16 0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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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主编这部多少有些浩大的西方法政思想讲演录,一个直接的缘由是2006年下半学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为法学院“致知讲坛”支持开设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系列讲座。“致知讲坛”是法大学生会主办的一个学术论坛,完全由法科学生独立筹划、组织和运作,当时他们得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已经支持开设了《法政哲学》的系列讲座,就找到我,希望能到昌平为法大的大学生们开设这门思想性的课程,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到“致知讲坛”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名师)以及他们都是义务性的,大家都是在做传授知识的义工。当时我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并慨然应允了他们的请求,着手组织秋季这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系列讲座。按说我可以顺便与学界的老朋友们协商,把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讲过的课程搬到昌平,不过,鉴于有些法大的同学已经赶到城里听过了上述课程,尤其是鉴于我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与一批年轻的法政学者多有砥砺,感到这批未来的中国法政学术精英所具有的强大思想功底和不可小觑的后劲,我决定搭建一个平台由他们来主讲西方的法政思想。于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历时两个月一共八讲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在昌平法大学园的“致知讲坛”圆满完成,参与讲课的年轻学者各自专攻于政治哲学、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专业,课程内容涉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诸多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打通专业性的知识屏障,梳理共通的思想源流,这个课程所受到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它也基本上实现了我的预想。

  在2006年度我的一个主要学术活动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大学教学,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政法大学分别主持开设了两门主题大体一致的课程(系列讲座),即西方传统中的法政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这对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我来说,是分外之事。不过,痛感于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尤其是痛感今日大学的法科生和经济学科生缺乏人文与思想性精神的教育滋养,我毅然做了这件或许是不讨好的事情。今日的大学法科教育,大多为名目繁多的工具性的技术课程所充斥缠累,无论东西方各自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法政人文精神,似乎已经被放逐,以致学子们的心灵很难感受到在技术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在法条和制度之中还隐含着思想的潜流。我主持的上述课程便是期盼在法学主流教育的边缘,开启一扇窗帘,让同学们在经历了一番法科专业的学习因而具备了一双法眼之后,再滋生出一颗慧心,由此来审视、聆听古往今来法政前贤们的思想教诲,探讨法之为法、制之为制、道之为道的真谛。当然,我从来就没有否定技艺在法学教育和法制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法科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学科,法条、制度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是十分必要的,然沉陷于技艺之中则有忘却赋予技艺以灵魂之思想的危险,最后此种沉溺必将反噬技艺本身而使之僵死。故而,我的主张乃是在此之外,还应当让同学们感受和学习到思想、精神的底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法制昌明的民族,都蕴含着强大的法制文明和醇厚的思想传统,法学之道是技艺和精神的交融,所谓“法意”所指陈的便是法的精神源流。

  基于上述考量,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还远没有做完,在2007年伊始,我便着力扩展原有的计划。首先,我把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的课程编辑成一部《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已经于近期出版面世。在那部书的“导论”中,我主要从学科分类体系、学术研究方法和中国学术思想构建三个方面交代了我为什么主持这门课程并主编这部讲演录,可以说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对于目前我主编这部讲演录仍然是有效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在我看来,当时我在“导论”中所撰写的一些观点,依然是贯穿眼前这部讲演录的主旨。例如,我曾经指出:

  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专家,更需要思想家,或者说有独立思考力的专家。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即便在西方社会,也是造就出了思想性的专家人才,他们本于自己各自国家生成发育的问题而催生出了不同学科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先要有一个综合的时代,尔后才会有分析的时代。

  开设这门课程不单是教授给同学们一些具体的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门课让同学们感受到一种有关法政事务的思想,即一个综合性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的深层机制以及内在正当性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形成的,虽然课程中所讲的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家,但他们思考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而且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现代学科能够完成的,它除了需要综合性的知识谱系、形而上的关切,更需要秉有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志业的心智。

  我认为,政治与法律思想的交集在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体现得最为激荡和富有内容,而且与我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我希望这门课程能够破除中国学界某些人这些年构筑的所谓西方古典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双重藩篱,为同学们开启一个自由、宪制、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的思想视野。

  不过,这部讲演录毕竟不是前一部书的数量上的叠加,而是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前面一部,为此,我把它命名为《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法律、政治与哲学的讲演》。从这个书名读者就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大书,尽管它的学术品质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的审评,但仅从我的设想来说,它是具有某种学术野心的,我期望把这部讲演录连同前一部合并在一起,搞成一套代表着中国法政学界有关西方法政思想之当前研究水准的准教程。我们知道,关于西方法政思想自从晚清立宪以来的传播研发已经有一百多年,其间译事不断,阐发频仍,著述繁多,但时至今日却连一部像样的西方法政思想的系统教程都没有,坊间流传的多是外国学者有关这个主题的译著,(其中经典性的也不过萨拜因、列奥·施特劳斯两三家)这对于一个尚处在所谓历史三峡转型期的泱泱大国,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优良的法政制度的民族,对于据说是已经成立了五百多家法学院(系)的中国法科教育体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编辑完交给人大出版社的《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之后,我就萌生着一个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有一部汉语学界自己撰写的基于中国背景的够格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鄙人虽不才,没有能力主持中国当前法政思想的精英按照统一的思想架构和布局来完成一部标准的《西方法政思想史教程》,但号召一批中国当今最具潜力的法政思想的年轻后学咸与共事,大家一起把各自有关西方法政思想的精粹研究以讲演稿的方式贡献出来,形成一个开启学生们心智的文本,庶几可为未来的真正成熟的法政思想史教程做个铺垫。于是,就有了眼下这部涉及哲学、政治与法律的《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讲演录。

  从形式来看,这部讲演录是我在政法大学“致知讲坛”主持开设的八篇讲演稿的扩展,也是此前在两大法学院主持课程并结集出版的讲演录的继续,但是,由于上述我所谈及的编辑思想的变化和提升,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便具有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在篇幅体量上这部讲演稿有了很大的扩展,从法大讲演稿的八篇扩张为二十六篇,文字有八十万言之巨,涵括了西方从古到今的法政思想的主要人物、思想流派和学术传统,如果把前一部讲演录的十家再加上去的话,可以说已经论及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西方伟大的法政类的经典作家(当然仍还有一些伟大作家如阿奎那、格劳秀斯、边沁等尚未论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古今法政思想的高峰时期的人物和作品均已经收录其中。其次,就作者队伍来看,这部讲演录的绝大部分作者属于中国法政思想研究领域的青年精英,他们学科背景虽然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分属政治哲学、政治学、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不同专业,但对于法政思想的共同关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不敢说这部讲演录一网打尽了当今法政思想领域中的年轻高手,但他们的讲演作品代表着这一代的思想水准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能够获得这批年轻学者的认同,主编这部洋洋大观的讲演录,我颇感欣慰,并由此也感受到了某种无法承受之重的慨叹。

  我前面曾经坦言,近些年来自己服膺古典的或保守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对于时下国内盛行的左右两个方面的法政思潮多有质疑,在《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的“导论”有关中国学术思想的建构问题上,我充分陈述了我的主张。我认为:

  在当今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面对着来自前后左右两种路径的夹击,一种是来自古代思想的保守主义的攻击,还有一种是来自后现代思想的激进左派的攻击,它们虽然理论主张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但在攻击自由民主制度、瓦解现代民族国家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发起了对西方从15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所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以及论证它们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理论的批判。应该指出,上述这个批判在西方世界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正常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变迁机制就像一个钟摆原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国家,我们还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不但像西方那样的自由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的自由政制理论也还十分薄弱,虽然民族国家有很多弊端,但毕竟和古代的城邦国家以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王朝政治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需要一套新的思想加以论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理论上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应该主要是西方15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这一段的法政思想资源。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所指陈的那些痼疾,相反,我们或缺的恰恰是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理论,恰恰是西方前后左右各派理论所夹击的那些弥足珍贵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不是机械的照搬,不是强硬的补课,而是创造性的学习,需要我们的转化与提升,即把中国自己的特殊性融汇进去,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

  如果说上述主张非常凸显地体现在第一部讲演录之中的话,那么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这部讲演录中,情况就并非完全如此,从选题内容和作者立论来看,这部讲演录呈现出多元复调的形态,或者说我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的色彩略为减弱。为什么我要在主编了第一部讲演录之后又锲而不舍地搞出这个第二部讲演录,并且大有以第二部统领第一部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性思想构架呢?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做些交代,虽然它们未必为书中所有的作者所认同,但大多数作者肯定是同意我的下述想法的,至少作为主编的我是固执己见地如斯作为的。

  法政思想史所追溯的乃是活的文明传统,就本书来说,一切教条主义的说辞与这个活的法政思想传统相比,都是皮相之论。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以及激进左派和保守主义,如果它们没有深入到西方思想与制度背后的精神性叙事,无疑都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是有边界和条件的,从历史传统来说,它的兴起与扩展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大时段的历史隧道中,西方法政文明的思想蕴积并非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绝大部分是非自由主义的。但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非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存在之际,它们不可能以自由主义作对手而“反”之,相反,它们也都是在各自构筑一种维护其理论内部所珍视之自由的叙事体系,然此“自由”非彼“自由”(自由主义之自由),这是时下的政治保守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应当引以为戒的。从古典时代以来,自由一直是以不同的构造方式被述说与卫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世以来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在思想史的累积之上所构造的自由理想以及制度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竞争而胜出的一种普世原理,以这个原理为准则来审视、梳理从古至今的法政思想,探讨文明制度兴衰的机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合乎常理的。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卑之无甚高论,远非一种理想的制度,也非一种高妙的修辞,但毕竟它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主流,难道我们要以一些在现实政制中业已证明是失败的(固然有些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甚至是罪恶的制度规则来审视和梳理古今之思想史?因此,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里的诸多篇章,以及我的编辑主旨,可以说与第一部讲演录的主题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在艰难转型的文明国家来说,借鉴西方古往今来的佳制与良思,接引一种优良的政制以及背后的精邃思想,无疑是刻不容缓的。我认为,活的而非教条的自由主义依然是西方当今世界活的赓续有自的法政思想,这种认信是这部《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的底色。

  当然,鉴于眼前这部讲演录从篇幅体量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前一部讲演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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