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从现代化到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9 次 更新时间:2008-03-11 01: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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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变化、社会变迁古已有之,任何时代相对于既往都是现时代,但直到文艺复兴特别是18世纪,在由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政治革命而塑造的新的历史时间意识中,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感觉才进入人们的意识。从18世纪到20世纪,从西欧到全球,现代化百折不挠,凯歌高奏,所谓“现代化理论”,即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概括、研究、解释的诸种话语和学说。

  

  一 西风劲吹:现代化的双重含义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此系统中,“现代化”有双重含义,一是在近代西方率先展开的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二是19世纪以后在全球发生的不发达国家的西方化。一个综合性定义是本迪克斯1969年在《国际视野中的现代化》中下的:对于现代化,我理解是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它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于前者的转变过程之中。

  现代化的理论由19世纪的进化论奠基:社会变迁是单方向地、进步地、渐进地、不可逆转地把原始落后的传统社会引向高级的现代社会。经过20世纪功能主义的发挥,“传统/现代”被建构为现代化理论的主导结构。“现代化”是一个进步过程,要达到的目的是使社会整体从传统“化”为现代,它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集中化、结构分化、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等等;现代化是一个转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变迁为现代性社会,社会的传统结构和价值必须完全由一套新的现代社会结构和价值来替代,如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

  经典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因素”或“普遍的进化因素”作了许多描述与规定。如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就以“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的变迁”为现代化的定义,在社会领域,现代化的特征是社会动员与社会区分,是个人行动与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在经济领域,现代化以具有高度工艺技术发展的特征,并为知识的系统利用以及与初级的天然物生产业相区别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工商业与服务业)所推动,由此发展出一种工业体制;在政治领域,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公民的批准,以对公承担责任为基础;不断扩散政治权力以至更为广大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结合进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在文化领域,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的文化及价值体系的日趋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的普及,以及以更为复杂的智力组织系统来培养和提高专门的智力角色。这些发展的高峰,是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出现,它注重进步、改良、幸福、能力与感情的自由流露,强调个性和个人尊严。类似这样的特征归纳很多,迄今也基本为现代化研究者认同。

  现代化是产生于西方的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的变革。在帕森斯等人看来,现代社会只有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体系,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可以转换为作为普遍概念的现代化。他们相信,在“现代化因素”的刺激和西方的引领下,所有不发达国家都会通过一系列固定的进化阶段而实现从不分到分化的社会形态的转变,最终经过一个传播过程或“扩散效应”与“渗透效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将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形而与西方趋同,历史从此终结。现代化就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帕森斯干脆说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西方化”而且是“美国化”。这在发达国家是殖民和支援的示范和影响的过程,在不发达国家是模仿与学习的追赶过程。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索非西方国家得以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作出说明。

  

  二 历史哪能清如许: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与批判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多年持续增长的西方经济开始衰退,西方内部危机严重,而殖民地国家又纷纷独立,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现代化的双重内涵都因此受到众多质疑和批判。

  第一,历史能否一分为二地切割为“传统/现代”?

  “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含糊性及其适用的范围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误区。批评者指出,这一范式既误解了“传统”也遮蔽了现代。它只注意传统之间的相似性,而拒绝承认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比如日本,从原始部落到德川时代的都可贴上“传统”的标签,而事实上它们的差异绝非“传统”一词所能掩盖的。把传统社会描绘成“静止的”、“没有变化的”社会,这是按近代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动的标准看问题,而事实上传统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同样,不同的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实际差别也是很大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变革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个现化社会之间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也会长期存在,比如在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用一套属性取代另一套属性,即不是以“现代性”取代“传统性”,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啮合相互渗透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范式是一种人为地构筑起来的“分析差距”。

  第二,现代化能否化多为一地等于西化?

  现代化首先是西方人的经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甚至“美国中心主义”。批评者责问:为什么要不发达国家走西方的道路?难道仅仅因为大多数现代化研究者是欧美学者或出身于欧美所致?单方向发展导致现代化理论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其他模式。例如,由于美国标榜他们的民主制度,所以现代化研究假定民主是现代化的主要因素。然而,经济发展必须要民主吗?不发达国家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它们能否走东亚的集权道路?这样的提问和实践多出现在一些集权国家。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多年来就一直反对把西方的制度毫无例外地强加给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会,其具体含义就是东亚社会不需要西方的民主。

  一分为二的切割简化了历史进程;合多为一的现代化很可能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确实有理论与历史的根据,但现代化理论因其表达了现代化的一些普遍要素,具有经过自我批判走向重建的能力。70年代后形成的“新现代化研究”就不再重复一分为二或化多为一的模式,不再作不发达国家应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单向度假设,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面加以排斥。新的理论重在个案研究,强调只有历史能说明一个特定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代表人布莱克教授就在其《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比较报告》、《比较现代化》等书中采取比较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现代化研究,把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任务理解为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但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可能导致以民族主义拒绝人类文明的一些伟大成就。比如,思想、观点和发表思想、观点的权利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的尊严不可抹煞的一部分,如果仅仅把这些自由说成是“西方的”发明,或者像李光耀说的是西方强加给东方人的,那么这里所表达的不过是人类不平等的观点,好像世界上有的人出于其本性或其文化上的原因,既不需要也不能够独立思维和为自己讲话。这不但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人类尊严普遍性的信念背道而驰,也不符合不发达国家公民的基本要求。如果说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最初形式是在北美与西欧形成的,那也绝不意味着这些思想雏形所基于的价值观不是属于全人类的。

  

  三 眼前无路想回头: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插曲

  

  50年代末,拉美一些国家接受了联合国“拉丁美州委员会”的“拉美经济复兴计划”,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范例(从钢铁厂到选举制度)而完成现代化,但由于这些外来因素与拉美社会的不相容性,出现了很多预测不到的副作用。在短暂的复苏后,拉美经济立即陷入停止状态,随之而来的是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眼前无路想回头,拉美学者迅即从现代化理论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认为拉美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正是它们对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渗透的完全开放造成的,推而广之,外围国家的低度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剥削造成的。他们以本土 /西方的对立取代传统/现代的对立,呼吁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走自力更生的路。依附论的代表人物有多斯桑托斯、阿明、费兰克等。

  在依附论的视界中,发达国家的殖民化导致非西方国家原有制度的解体,又阻碍了其资本主义结构的建构,发达国家不但直接造成了非西方国家的落后,还利用了这种落后继续为自己谋利,比如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到非西方国家。依附论拒绝以“西化”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要求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在工业化开始不依赖外国进口或外国援助。最有创见的依附论者是弗兰克,这个德国人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拉美,以“本地人”自居,坚信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外部,而不在于内部的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他以“中心/外围”的模式来解释欠发达是如何造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构成“中心/外围”的联锁,双方都会得到发展,而卫星只能低度发展,只能依附都会国家;如果两者关系淡化,卫星国家减弱它与中心都会的连结,其经济发展,特别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反而能够快速发展。弗兰克发现,在“中心/外围”结构中,今日最不发达的、最为封建的地区,曾经都和都会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依附论用来支持其理论假设的实验证据并不充足,似乎只要除去帝国主义的影响,就能自动地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基于对帝国主义与全球依附现象的谴责,依附论忽略了各个国家依附性质和程度的不同,没有考虑国内力量的自主性与它们在变迁过程中的潜在力量。其严格的关门和不接轨的态度,更是理所当然地受到指责。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说明资本主义的渗透不会阻碍一个社会的发展,而会成为巨大的推动力,只要它能和真正的创新、变革结合起来。

  不过,依附论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揭发仍然激动人心,只要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依附论就有市场。7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就是拉美依附论的北美版。沃勒斯坦以“半边缘”概念来补充依附论“中心/外围”的两维模式,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三维模式避免了依附论的决定论的观点,即由于中心总是剥夺边缘,边缘将总是处于欠发展状态或者依附发展状态;半边缘的概念能回答工业东亚为什么能超越其边缘状态。“世界体系”论把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纳入世界体系,重视它们的问题与经验是有益的,但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解释成世界体系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把现代化理论理解为强权国家的政治霸权和经济利益的表达,这除了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关门政策外,似乎无助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四 前度刘郎今又来:全球化潮流

  

  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词逐渐从学术界进入了日常生活,从简略地概括世界未来的趋势成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追逐的时尚。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电子化的信息交往手段等等,都使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甚至还是一种理想。

  全球化的进程并不要等“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后才开始。以经济全球化为例,经济史家一般把它追溯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1846年。20世纪90年代,主要由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动因,经济全球化再起高潮。在制度方面的动因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转向市场体制,各国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逐步趋同,经济联系更具亲和力。在技术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传递和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展,使远距离交易和控制可以在瞬间实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不仅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而且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刻、更细致地展开。

  欧洲委员会组织的“里斯本小组”在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报告中首先对全球化进行了分析:“最近15至20年在如此众多领域(金融、通讯交往网络、基础设施、公司企业组织、交通运输业、商业与服务业的流通、人们的消费行为、价值体系、民族国家的作用、人口增长、全球政治等)变化如此之巨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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