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有一种怯懦叫宽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03 次 更新时间:2008-02-26 16: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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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 (进入专栏)  

  

  宽容是一个美好的词,因而现在标榜宽容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究竟什么是宽容?怎样宽容?谁对谁宽容?许多人其实不甚了然。以为只要是宽容,就是什么都可以谅解,什么都不要追究。宽容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垃圾筐,成了藏污纳垢的代名词。

  

  一

  

  实际上,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宽容,一开始并不针对世俗生活,而首先指的是宗教宽容。当基督教国家因为教义和礼拜形式而发生长时间的流血斗争的时候,欧洲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洛克等人,看出了基督教世界之所以战乱不断,并不是因为存在着各种不同教义,而是拒绝对各种不同教义实行宽容。因而他们大胆提出,应当对各种教派实行宽容。首先应当把王权从教权中剥离出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之所以在地上设立公民政府,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民的世俗利益,这些世俗利益包括生命、自由、财产以及附着在这些之上的房屋、土地和其它财物的占有权;而关于来世的事情,国王知道的并不比一个乞丐多。也就是对于通往天国的道路,国王和妓女一样不熟悉。他不但无权指导别人,他自己也需要上帝来指导。“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意思就是恺撒掌管今世幸福,而永生得救的权力只能属于上帝,而在永生得救的事情上,国王肯定不像我自己一样关心自己。因而,国王无权插手宗教事务,人们也并不能以国王参加那个教会而判别教派的高低,教义的是非。

  在宗教团体内部或团体与团体之间,上帝并没有赋予一个团体和个人高于另一个团体和个人的权威,因而人们只能凭借良心的指引,来决定自己信仰什么宗教和遵从什么礼拜形式,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如果不是来自自己内在的真正确信,就不会获得上帝的悦纳。因而,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权把自己喜悦的宗教与信仰法则强加给别人,除非自己也乐于接受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强加给自己的宗教与信仰法则。如果你确信他在来世的路上走岔了路,惩罚的权力也在掌管来世的那一位,与你没有关系。况且你走对了没有,也需要那一位来判断呢!

  把这样一种宗教信念向下落实为世俗生活的准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它主要表现为,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人们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行使各种天赋的与人为的权利,只要这些权利的行使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也享有同样完整的权利,法律便无权禁止。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就这样成了近世以来的文明通则。

  既然宽容是一种信念,那么,就像它脱胎而自的宗教信念一样,应该具有主体性。一个人可以通过投靠自己不喜欢的人发财致富,也可以通过服用自己恶心的药物治好疾病,甚至可以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做爱达到高潮,惟独不能通过自己不喜欢的宗教和内心鄙视的礼拜方式获得永生。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有了运用良心的自由,才能谈得上宗教宽容。同样的理由,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人也只有具备了主动选择的条件和能力,才能讲宽容。一个被捆绑了手脚,动弹不得的人是谈不上宽容的。就像狼吃羊,狼可以因厌食、肚饱、怜悯等原由“宽容”羊,而羊在自己的脖子被咬断的时候说,我因为宽容你,故而不想还击,我认为你是在讲笑话。因而,对宽容这样一个价值概念而言,笼统地标榜是毫无意义的。你得弄清它的主体和对象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谁对谁宽容?是政府对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对政府?是暴君对良民,还是良民对暴君?抑或暴君对暴君,良民对良民?

  我认为,作为一种价值信念的宽容,在语态上是主动的。因而,弱者、被压迫者、遭受强权欺凌的人是谈不上宽容的。因为宽容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可以选择并可以负责的范围以内才有资格讲宽容。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哪怕是过失或成绩,也没有机会接受道德评价。一个在皮鞭和棍棒下,为秦始皇修建陵寝的囚徒,即使他把兵马俑打造得美仑美奂,也不值得称道;就像古罗马斗兽场中的奴隶,即使他杀死的狮子再多,在道德上也既不能招致恶损,也没有机会获得美誉,只能引人同情。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仅河南信阳一地一年之内就饿死农民一百多万。这些扛着“三面红旗”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大炼钢铁,有谷不能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整家整户地饿死,整村整村地断绝炊烟,而随后的“反瞒产”运动,又掘地三尺要他们交出多余的口粮,仅余一口气又不想立即就死的人只好外出逃荒,却又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挡回。理由是外出逃荒“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最后,这些“人民群众”就只能回到家里等死。对于这些乖乖走回去而没有造反的农民,你可以说他们“善良”,也可以忍心害理地说他们“懦弱”,但惟独不能说“宽容”。因为大家知道,那些架在路卡上的机关枪不是闹着玩的。

  弱者、被压迫者、遭受强权欺凌的小民百姓在行动上没有主体资格,被专制、强权或意识形态剥夺了行为能力,因而,他们在生命本能的驱使下作出的被动反应与“宽容”无涉,只能称作“忍耐”。只有强者、统治者、拥有强权的人,或至少是在力量上大体相当的集团和个人,才有资格实行宽容。但综观人类漫长的演进史,形形色色的霸主、党魁、巨型组织的寡头、独裁者有因为一时高兴而“大赦天下”的,有惧怕乱民造反而“招降纳叛”的,有为拾遗补缺而“察纳雅言”的,有为江山永固而“轻刑薄赋”的,但真正体仁爱民,依靠自己内在的道德力量悲悯他们的生存,捍卫他们权益的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一般来说,底层百姓的苦难并不会使得统治者良心发现;相反,牛马般地隐忍和牺牲换来的往往只是虎狼般地侵害与作践。直到要等到有一天,这些“愚民”们吃尽家中最后一把糠皮,地上没了草根,树上没了树皮的时候,暴乱才会真正发生。当然,除非你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改朝换代,否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治人者对“乱民”总是要赶尽杀绝的。即使风暴平息,历史的尘烟已湮没了昔日的恩怨,他们雇佣的史家,还会毫不留情,将这些反抗者斥之为“匪”,为“盗”,为“乱臣贼子”的。

  因而,我并不是反对宽容,而是觉得宽容应当首先针对政府。由于权力和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导致宽容的主动权不在百姓,而在政府。退一步讲,也至少应当官民一律。一个宽容的提倡者对政府镇压百姓熟视无睹,对军队枪杀学生充耳不闻,对百姓忍无可忍的反抗,却斥之为“暴力”, 斥之为“破坏稳定”,我就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非暴力主义者”,而是“伪非暴力主义”者;他所提倡的“稳定”也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像太平室或坟墓一样的“稳定”。

  

  二

  

  1786年8月,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农民,因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市场上对于粮食的需求大减,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尤其是早年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更是因为伤残、不善经营等原因收不抵债,而根据美国法律到期不能偿债就得入狱受刑。就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放弃了祖上的财产,经受了除死亡之外的一切苦难,而现在当他们青春不在,缺吃少穿的时候,国家不但没有兑现给他们早年承诺过的任何补偿,反而以监狱和镣铐对待这些衣衫褴褛的缔造人。这种种苦境逼得许多农民铤而走险,决心用枪跑提醒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公正地对待它的恩人。他们拿起了武器,甚至好多人拿的只是农用的桶板和草叉,就向波士顿进发了。领头的正是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一路上,他们提出平均财产权,废除一切债务等纲领,并冲进一些县法院捣毁了审案的卷宗和材料,在遭到政府军的弹压后分散各地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起义最终持续了不到一年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它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无力。

  当时民主派领袖托马斯·杰斐逊以公使身份寓居巴黎,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对起义者深表同情,并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约翰·亚当斯的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在[政府]不公正时,这种反抗精神将时常加以运用。但是运用,比一点儿也不运用要好。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1] 而在此前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里,他已公然声称自己“宁要自由下的危险,也不要奴役下的安静”。

  在叛乱被平息,事情差不多过去已快一年,在给朋友威廉·S·史密斯的信里,他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庄严写道:“我们有13个州,独立11年了。只有一次叛乱。这等于每个州在150年内才有一次叛乱。过去有哪一个国家存在150年而没有一次叛乱?而什么国家能保存它的自由,假如他们的统治者不时时被警告说他们的人民保持着反抗精神?让他们拿起武器吧!补救之道在于让他们弄清事实,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在一两百年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2]并说农民起义是因为“人民不可能总是消息灵通的。犯错误的那部分人的不满,是与他们对事实误解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在这样的误解下,如果他们保持沉默的话,那就是萎靡不振,而萎靡不振就是公众自由死亡的前兆。”[3]因而,他郑重呼吁:“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4]

  我不知道诸位在听到这样的议论时有什么反应,我自己是深深地为这种清新刚健的声音所打动。杰斐逊之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因为笼络人心、稳定秩序、甚至逢年过节一时心血来潮的需要而赦免叛乱者的先例,但真正出于对专制的由衷憎恶,对自由作出如此积极而深远地回响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为人类智慧在基督信仰的引领下,突破自身利益局限而达致的高度惊骇不已。从小我被告知说,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是没落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利益的,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外交大臣,帝国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一个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为敌的“乱党”,却发出如此悲天悯人的声音,这是我无论如何在读它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我的祖国自我懂事起就告诉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伦的根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假如统治者不时时被人民的枪炮声警醒,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保存自由;打小我从父辈那里接受晓谕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并希望始终保持下去;对于这样的叛乱,老实说,“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符合我的思维定势,甚至对犯上作乱的人“灭门九族”“凌迟处死”也绝不会使我意外,可这个美国人却公然号召国家的敌人“拿起武器!”,并请求“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这是一个从二百多年前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当这个身穿燕尾服,看上去有些土气的驻外公使,用鹅毛管笔写下这些意气风发的句子时,我们的乾隆爷爷正大搞文字狱,四处剿杀白莲教、天地会呢!不要说乾隆爷爷,即使时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自由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的东部发生了叛乱,我们的开国元勋,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什么心态来对待?近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衣食器物、行旅用具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制度、礼俗还停留在丛林里。时间在我们这里仿佛停滞不动。

  

  三

  

  再回到宽容的话题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宽容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它有个主体和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资格问题,不是谁想“宽”就能“宽”得了的。除了资格问题外,宽容还有个方法问题,即前提和条件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宽容的世俗准则就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但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这种意见和生活方式,无论表达与行使都不得损害他人。可问题在于,假如有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还宽不宽容呢?假如宽容,又该怎样宽容呢?是应该依照“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的原则,追究损害者的法律责任呢,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作为受害者是应该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放弃一切要求赔偿和惩处的权利,还是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尊严和权益呢?在坏人当道、恶人横行的社会里,一个公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是应该依照自然法的原则采取他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讨还公道呢,还是应该本着“一切朝前看”的原则,自认倒霉,主动承担一切后果,甚至像阿Q一样说声“儿子打老子”了事呢?

  2007年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叫赵承熙的韩国留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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