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

——关于几种“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延伸与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2 次 更新时间:2008-02-24 2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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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强调法学研究范式由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是,日渐凸显的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虚幻性。在反思立法中心主义范式、司法中心主义范式的基础上,还应当认真对待行政中心主义以及民众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比较分析四种"中心主义"的法学研究范式,有助于促成不同研究立场之间的融合与沟通。

  关键词:法学研究范式;立法中心主义;司法中心主义;行政中心主义;民众中心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通行的法理学教科书中,法律常常被界定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这种关于法律的解释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在这种解释方式的背后,却隐含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视角,那就是立法中心主义。因为,把法律视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实际上就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得出来的结论。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法学主流,偏重于揭示法律与国家意志的关联性,具有浓厚的立法中心主义倾向,但是,"如果我们仅拘泥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会形成对法律的片面认识。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应关注司法者立场的研究,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立场向司法中心的转移,不仅意味着研究者立场的转向,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研究者应关注法官的活动;关注成文法向判决转换的过程与方法。"①

  通过这样的归纳与辨析,我们可以注意到:对法律的研究可以分为"上游研究"与"下游研究",前者研究的是法律的产生过程,后者研究的是如何依据法律来解决各式各样的纠纷。打个比方,"上游研究"就像研究一个人从孕育、诞生、读书、成才的过程;"下游研究"就像研究如何发挥这个人的作用、如何让他回报社会的过程。如果说,以前的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比较关注"上游",那么,今后的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就应当更多地关注"下游"。此外,这样的归纳与辨析还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反思:自己的立足点、分析视角、研究结论,体现的到底是立法者的立场,还是司法者的立场?

  可见,提出并论证"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这一命题,确实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但是,在尊重这种智识努力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它的理论盲点。因为,研究者既可以秉持立法者的立场、司法者的立场,同时还可以站在第三种立场、甚至是第四种立场上。立法者的立场、司法者的立场尽管很重要,但却不足以取代其他立场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仅仅注意到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向,同样"会形成对法律的片面认识"。相反,只有全面地考察、分析、比较不同的研究立场,我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才可能趋于全面,我们对于法律才可能形成一个立体化、均衡性的把握。着眼于此,本文打算沿着"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分析路径,进一步探讨其他的"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并比较各种研究范式的特质,初步建立起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理解与对话、沟通与协调。

  

  二、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

  

  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实质,就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看法律。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回想起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命题或结论: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等等。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盛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如果要挑选一个词语来描述20世纪下半叶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观念,那么,这个词就是国家主义。②国家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强调国家意志的至上性,甚至是唯一性。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下,法律不是别的,它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不能来自别处,只能来自于国家立法者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只有当国家立法者宣布"废除"或"废止"某部法律,才意味着这部法律的终结。国家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二,是对整体性的强调。在整体性的支配下,我们强调法律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体现。国家整体意志的承载者,就是主权者,就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国家主权者的象征与载体,就成为了国家法律的源头。为什么"议行合一"的原则长期被写在教科书上?为什么司法机构的实际地位总是难以提高、甚至多年被"砸烂"?原因就在于:国家主义的整体性需要"议行合一",却不太欢迎要求"独立"的司法。在整体性的国家主义原则之下,法学研究范式只能是立法中心主义,而不大可能走向司法中心主义,因为,司法本身就不在中心,而在边缘。国家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三,是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与绝对优先性。这一点同样会支持立法中心主义、排斥司法中心主义。因为,司法的本质是对争议双方的裁断,这就意味着,司法应当在争议双方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超然的第三方立场。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要求下,当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者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倘若恪守中立者的立场,必然跟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发生冲突;倘若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又将远离司法者的应有立场。因此,"司法"之难以成为"中心",不问可知矣。与此同时,立法者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则可以通过立法活动,将国家利益全面载入法律文本。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中国的法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那就是所谓的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凸显。如前文所述,司法中心主义的实质,乃是着眼于司法者的立场,关注的领域是怎样把成文法律转化成为司法判决,讨论的范围是法律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这样的研究范式催生了法律解释学、法律方法论等等之类的理论板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由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向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转向?归纳起来,促成这种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先前纯粹的国家主义坚冰逐渐融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之外的社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而且,这样的自主空间至今还在不断扩大。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初见端倪。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利益还是意志都不再是铁板一块,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角逐与碰撞,日益迫切地呼唤着一个相对中立的仲裁人,这就为司法者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最近20年以来,司法者所发挥的作用日渐扩大,在整个时代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各种社会主体对于司法者寄予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司法过程由于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也逐渐开始成为各种利益主体关注的领域。当司法者提供的司法产品(判决书、调解书等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需求之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日渐浮出水面,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所期待的"法学知识"。可见,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频繁冲突,刺激了司法的重建与崛起;司法过程成为各方利益主体关注的焦点,又促成了法律适用之学的生长。这些面向法律适用的法学理论,培育了司法中心主义的法学研究范式。③

  另一方面,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诞生,还源于社会分工对法律格局与法学格局的决定性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分工尚未全面展开,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等不多的几种身份,几乎可以涵盖社会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不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决定了当时的法律格局:法律的制定重于法律的执行,④一些法律即使制定出来,也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政策的制定又重于法律的制定,新的政策常常高于旧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数量少,被严格执行的法律更少。与此同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法官或检察官,司法者都属于"干部",司法机构都属于"专政机构",检察机构、审判机构的职能可以由公安机构代为行使,任何人在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情况下,都可以充任司法者。换言之,法律职业还没有从其他职业中分离出来,专业化的司法活动还没有真正诞生。这样的法律格局也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法学研究范式,那就是所谓的立法中心主义。因为,在缺乏专业化的司法机构的情况下,与法学研究靠得最紧密的实践领域就是立法者的立法活动;在立法活动也较为稀少的情况下,法学理论就只能阐述法律的阶级本质,因为这样的理论研究并不需要太多的实在法作为基础,也很少涉及到实在法的具体内容与运用过程。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分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种专业化的职业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浮现。在这种趋势之下,司法者不再是与军人、警察混合在一起的"专政工具",甚至不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专业化的法官或检察官。法律家团队或"法律人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不再是立法者,而是法官、检察员、律师,因为,这三个群体都要参加"统一司法考试",共同分享着一套知识体系与职业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作为司法者开始占据了法律领域内的核心地带。这样的法律职业格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法学理论的旨趣,所谓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便由此而诞生。简而言之,在90年代以前,法律领域内的第一要务是立法活动,在立法者处于法律职业的核心地带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立法学的研究也因此成为显学;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司法者开始占据了法律职业的要津,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了。

  

  三、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疑问

  

  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虽然顺应了时代变化的要求,虽然在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但是,这种法学研究范式的繁荣还是带有一定的虚幻成分。司法中心主义虚幻的方面及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整个社会对于司法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量的纠纷涌入法院,虽然提高了司法者的地位与影响。但是,司法者在面对这些纠纷与冲突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提供令顾客们满意的产品。譬如,有些判决书成了无法兑现的"白条";有些诉讼过程过于耗时费钱,让当事人难以承受;有些当事人过于强大,以至于司法者无法做到秉公裁断;有些法律条文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让司法者难以"表达对法律的忠诚",等等之类的主客观因素,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较多地削弱了司法者对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社会公众已经升起来的对于司法者的期望值。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看到了司法者在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广阔空间(充分的权利能力),但是,对于司法者的"力不从心"状态(不足的行为能力),又缺乏应有的关照。一些研究者即使注意到司法者在实际调整能力方面的短缺,但在理论阐述的过程中,还是把它忽略过去了。

  其次,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表面上的繁荣,还源于法学界日益强调的"专业槽"。专业化的趋势不但支配了社会分工,同时也波及到法学研究领域,那就是,注重法学研究的专业性,高筑法学研究的专业槽。在这种"专业意识"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能体现"专业化"的研究旨趣。从这个角度上说,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也是"术业有专攻"的产物。专业化的学术路径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这种着眼于司法过程的理论建构如果缺乏相应的司法实践作为支撑,如果与司法实践缺乏足够的沟通,那么,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就很可能沦为"纸上谈兵",甚至成为一种精致的"屠龙技术"。这并非笔者个人的杞忧。事实上,这样的困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了。近年来,当笔者在一些基层法院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司法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法学论著中的理论虽然很高深、很细致,但与真实生活中的司法过程相差太远了,甚至与自己的司法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换言之,司法中心主义的理论建构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书斋里的驰骋,与数量庞大、活动频繁的基层司法活动,还缺少血肉上的联系。这一点,也导致了这种理论繁荣的虚幻性。

  再次,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较多地反映了英美国家的法学主流,实际上是英美法学主流在当代中国的折射与移植。回顾60年来的新中国法学史可以发现,在苏式法学话语处于支配地位的80年代以前,中国法学的研究范式大体上可以对应于立法中心主义;90年代以后,英美法学话语替代苏式法学话语,取得了对于中国法学的支配地位。而英美法学的特质,就是"司法中心主义"。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所说的"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之类的论断,⑤就是关于司法中心主义的极其精炼的表达。这种表达所描绘的法律图景,既让中国的法官们钦慕,也让法学研究者们神往。在一些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里,如果法官真的"上升"为法律帝国的王侯,那么,研究者也就一跃而成为这些王侯之思想与言行的规定者。如果说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为天地立心"的宏愿,那么,今日的法学家们通过为法律帝国的王侯们"立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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