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文化、社会价值如何转化为政治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6 次 更新时间:2008-02-13 17: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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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摘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以物质为核心的结构下,在现代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下,重物质轻精神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政治性与文化、社会脱了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历史中正确性的否定,使得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伤害。如何把政治价值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在西方中心世界里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否定历史正确性与价值观的被伤害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但在今天的中国,它们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伤害,而这是伴随对历史的正确性的否定而被否定的。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受到伤害?它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是有冲突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了从政治上倡导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要在政治上产生新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否定整个历史、否定历史的正确性。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这些年,什么时候争论得最激烈?尽管存在各个方面的争论,但凡是涉及历史问题的,都是争论最大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要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这些被否定,戊戌变法被否定,辛亥革命也被否定或者说被很大程度地否定,尽管抗日战争还不能被完全否定,但国共斗争被否定了,抗美援朝被否定了。在作出了所有的否定之后,这些历史里所产生的政治价值——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自然也就被模糊了,被否定了。比如,张思德在今天来看,这个人跟傻瓜一样,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更不要说黄继光、罗盛教这些国际主义精神了,因为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民族斗争已经被否定了,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目标也已经被否定了。正因为我们的历史正确性被否定了,历史中积习的价值观自然也就随着政治性的转变而转变了。

  

  二、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1.现代资本主义与物质的核心化

  当代国际社会,凸显重物质轻精神现象,并非中国特有。自从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物质就变成了非常核心的内容,可以说,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过去,马克思曾用“拜物教”来说明这个特色。这里的物质主要指经济、科技等。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的社会也有经济,也有过科学的探求,但传统社会的经济是镶嵌在礼仪、习俗、制度等大的文化背景里面的,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制度和文化条件的影响和支配的,经济的运行主要是在经济的内部来运行的。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简化成了一个经济社会,经济变成了支配性的现象:相比传统社会中经济镶嵌在制度、文化等条件之上才能运作而言,在今天,一切颠倒了过来,制度、文化等都镶嵌在经济关系当中运行,尽管这也不能完全绝对,但现实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现象。像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各种各样的大片,以及文艺表演,都是靠资本推动的,文化已经变成了内在于经济的一部分。

  不仅文化如此,政治也是。过去说“政治挂帅”,而今天的政治恰恰是受经济影响的。比方说美国大选,每个候选人都要筹钱,如果没有钱,仅靠个人的能力就没有任何可能。在今天的中国,公共的政策、社会的政策、文化的政策也都受到经济利益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都逐渐地被经济渗透。

  除了经济,科学技术也是这样。在过去,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的探索,但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利用的价值就不存在这些探索,以物质利益为中心成了根本性规则。

  正是在以上意义上,我说重物质轻精神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的多数决定占了上风,个人独特的内在性慢慢受到了排除。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并非仅仅在中国出现。对于这样的转变,一直存在着反对和反抗,包括中国。自明清以来,一些思想家比如梁启超讲“新民”,鲁迅讲“改造国民性”,就是直指这种变化。鲁迅1907年就写文章批评物质,说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可以说,近代以来,不断有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在教育领域、在文化领域,如何避免被物质支配这个现象。“五四”时期,非常重视文化问题,虽然它是反传统的。在当时蔡元培、梁启超对文化的重视里,都有反物质主义这个倾向。

  2.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区分下的现代社会危机

  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危机,突出集中体现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诸多困境和问题中。对于个人的、利己的竞争导致的问题,很多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希望用法制、契约来约束竞争,而不需要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都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如果没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这些价值观,一个社会就难以成型,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就是一个丛林的法则。只是靠外在的约束,那人也不会有自主性。不管我们对过去的政治历史事件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人物像雷锋等人的奉献精神里面,其实孕育了人的尊严和真正的自主性,他们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外界的规则所强制的,而是自主决定的,这就是尊严。

  反过来说,现在的竞争都是为个人的,连竞争的逻辑也都是被别人决定的,这里面没有尊严,只有丛林法则,看起来是个人主义,其实是完全没有自我的。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讨论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文化、精神和政治价值是不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只有把政治疏离于文化和其他领域,才会有这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观。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政治本身也是跟传统连接在一起的,不可能有一个单纯的政治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产生出一个自足的政治概念。但是,政治离开了它的传统,怎么运作?

  3.价值问题与制度问题相关

  我认为今天首先的问题是价值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制度的问题。余英时有个说法,说中国的文化像“游魂”,“游魂”的意思就是已经没有了身体,它是流动的,没有自主,没有精髓。陈寅恪悼念王国维自杀的时候也说,王国维的死是文化象征,因为王国维有一个对文化的认同、体认,现在已经没有文化的纲纪,这个机制没有了,只是空有一个人,所以他没法实现,最后他就自杀了。显然,这里头不仅是文化问题、价值问题,还有制度问题。

  比方说传统的价值目标——孝道,在现代这么一个流动的社会里,怎么尽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父母都在扬州,我每年回去一两次,怎么能尽孝呢?不能。这其实也是制度和机制的问题。这里头的问题是,价值目标还在,但实践价值目标的机制却没了。就像孝道,古代有宗法制,家族制,即孝道完全是在那一套制度里面的,但这套机制在今天不存在了。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孝”这个价值就没有了,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要养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之大,都是在这套家庭关系里面的。很明显,我们的困境是:旧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套文化还在。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这种文化变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来为这样的一套东西能够落实创造一些条件?我们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人老的时候都要进养老院,子女就不管了?还是我们尽可能地提供一套其他的文化机制?亲情关系和家庭观是我们特殊的传统,这些家庭不是抽象的、完全没用的,在现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中国人还是比较慎重的。中国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你看看清华附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你就知道,还有就是父母陪着孩子学习,前所未有,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制度畸形造成的。我们用一套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来为这些好的要素提供支撑?这就是制度化建设,使得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人情的社会,不是完全被物质关系支配的社会,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三、在西方中心时代,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1.全世界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

  100多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都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打不过人家。其实,对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制度和精神的学习,都是以“打不过”和“打得过”为前提的,这些都是受物质支配的,首先要学“船坚炮利”。

  其实,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处在“西方中心”的时代。西方真正的支配地位也只有100多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并不是被西方支配的国家,在全球当中,也并不是只有西方是支配性的。但是在过去的170多年里,西方越来越有支配性,为什么?

  这跟西方自己的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西方只是希腊,或者只是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这个能力。它的能力,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有了政治革命,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方在经济上,包括现代文化上一下就处于了支配地位,它把它的所有方式都传播给我们。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支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支配问题:现代资本主义能使整个世界处在同一个体系之内。过去,中国、印度、非洲相互之间也有交流,比如郑和下西洋,其实我们从宋代开始就有中外之间的大规模贸易,这种交流是相互自主的。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通过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来完成的。在近二三百年当中,西方殖民主义使得北美、印度、非洲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的生产提供原料、劳动力。

  今天的世界,当然已经不是昨天那个殖民世界了,但是,有的现象值得反省,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

  正是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重西方轻中华成了一个基本的现象,不仅西方人是这样,我们中国自己也是这样,而且不单是中国的普通人如此,精英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反传统反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是对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是错的,只有打破传统,才能赶上西方。结果就是,我们事事学西方。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举一个例子,SARS来的时候,西医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办法,除了隔离之外,连病源都找不到。回顾中国这么多年来的防疫实践,很多都是靠中医来做的,可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排斥中医,排斥自己的文明。

  2.在全球化下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传统和文明,要形成自己的认同都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看到今天的变化,年轻人生活的取向、工作的取向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保持中国古老的文明,很多的文明都要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这个自主性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自主性问题,虽然是重新评价传统,继承传统,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它不是简单地回归“东方”,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笼罩在里面了,我们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取新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简单地恢复过去是不可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取新复古,别立新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问题?因为很难复归。但是,不能简单地复归,并不等同于没有必要学习传统。当我们传承、学习传统的时候,应针对当代整个支配我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思考,来面对和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现代社会最真实的挑战,抽象地讲传统讲道统,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道统在古代就有争论。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在西方中心的当代世界中,讨论自主性是有必要的: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没有自主性就没有了自我。但是反过来说,这个自主性不是孤立绝缘的,不是封闭的,是在通过跟别人的对话、关联、交流、相互渗透当中形成的,开放和自主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关联。

  3.中国社会需要一定的共识

  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是社会解体,我们看中国这个社会,不仅是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比如说中国有一亿五千万人是流动人口,很多乡村解体了。但是中国传统里面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以温州为例,那么多的人在全世界流动,但向心力很强,他们仍然到家乡来投资,这表明温州人自己的社会认同很强。

  正因为向现代社会转型,正因为处在全球化下,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当然,需要共识不是等同于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这些共识还是一些基础性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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