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雪灾:对决策层的第三次“大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6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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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1997年中共15大召开,1998年爆发特大洪水;2002年中共16大召开,2003年“非典”大流行;这回,2007年中共17大召开,日历刚翻到2008年,在最应该下雪的中国北方,晴空万里;很少下雪的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暴雪成灾,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好莱坞灾难科幻片《明天之后》。

如果把每届新当选的中国领导层当作应届毕业生,通过或真或幻的内部选举,还只是通过“小考”,“大考”则可能要上天主持:老天爷出题目,政治家们做答卷,老百姓和国内外媒体打分数,如果成绩及格,甚至优秀,就有能力应对此后凸现的各种危机事件。

1998年的考题是“洪灾”。那次洪灾的惨烈,可以从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缪合林的一份资料上看出几分,他和军民在长江大堤上守护了57天!那次的考题虽然暴烈了点,但复杂程度并不高,关键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中央决策层坚决站在“死守”派一边,心里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底,最后的成功,有几分侥幸,也有几分是对执着的奖励。不过,如果要吹毛求疵,可能求到的瑕疵是:一定要守住堤坝,有多少出于政绩和喜功的考虑,有多少出于灾区利益考虑?“死守”战略如果失败,代价是什么,是军人的更大牺牲和更大的受灾面积?政治不应该是赌博,应该有更宽裕的选择空间。

第二次“大考”显然是老天爷搞的突然袭击,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是这次大考的主题。从未见过的恶性传染病,不可预期的传播途径和毁灭范围,对生命的剥夺和对经济的打击,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以及被国际社会隔离的危险,都缺乏可以参考的先例。回头一看,决策层对那次危机的反应,起初过滤消息,可议可叹;嗣后鞠躬尽瘁,可圈可点。

这次“雪灾”大考,考的就不仅是中央,更是地方了;考的也不仅是应急救援,更是长期施政。这次雪灾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长江以南大面积的地方政府在公共工程建设上,没有危机思考:供水管道似乎没有考虑零度以下的天气,供电高压塔线也不考虑大雪会变成冰凌所造成的压力,高速公路维护部门更没有设想配备足够的除冰设施……幸亏这次来的是冰雪,不是炮火;要运送的是回家过年的旅客,不是蹈赴国难的军队,否则,后果怎堪设想?

这次“大考”成绩如何,当下还难下定论,但可能“扣分”的地方,至少有三处:

第一,从上到下的灾害预警系统像一只铃铛坏了的闹钟,或者像一只闹错了时间的表,该闹的时候不闹,不该闹的时候闹了。气象灾害中最重要的预警系统大概是气象台了,可是它的预报常常不灵。言之凿凿地预告北京地区1月18日下午开始两到三天的降雪过程,而且是大到暴雪,到傍晚也没有看到一片雪花,又改为预告午夜开始降雪,一直降到下周一中午,我半夜醒来往窗外一看,预期能看到玉宇琼宙,结果呢,一片昏暗。此后两天北京的天空连一点雪意也没有。

如果说中国的气象部门像说“狼来了”的孩子,美国的气象部门则更像科学巫师。我在波士顿访问期间,有一天早上,晴空万里,电视却通告说,下午各学校放假,气象预报说当天中午前后有暴雪。我当时不相信。到了中午,就像变魔术一样,天空中彤云密布,片刻间,大雪纷飞。

除了气象部门,地质灾害部门以及相关的机场、车站和高速公路职能部门也没有预见到,中国南方的特殊地理环境(亚热带与温带过度带)对降雪的影响:雪化成水,水凝成冰。一些俄罗斯和加拿大的读者对《环球时报》说:“我见过比这大上百倍的雪,但没见过这么奇特的雪灾”。他指的是路上的坚硬冰层,和高压电线上的巨大冰凌。大面积停电,以及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结冰不能通行,都与缺乏必要、正确的预警,没有能及时除雪有关。

第二,官场短期行为使得不少地方官员把公共工程当形象工程来建设,官员腐败也“造就”了不少豆腐渣工程。就拿覆冰导致断线倒塔来说,网友“长沟流月去无声”在她的博客里就有五问:“一、为啥东北很少出现这情况?二、钢铁之躯,连这点覆冰都抵抗不住?三、为啥设计时不留更大的裕度?四、为啥架空线不改为电缆入地?五、为啥出现一条线路倒塔之后不转移负荷,用另外的线路供电?”只要一个地方官员打算干几年就升迁的话,是不可能考虑这些问题的。

第三,各级官场缺乏“自组织”能力。在温家宝总理奔赴抗灾一线之前,没有看见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一线抗灾,也没有看到有地方负责人在现场组织救灾的相关报道。老乡吴祚来恰好在安徽降雪期间回了老家,他说,“安徽这次雪下得也是五十年甚至百年不遇,但我作为一个雪夜亲历者,并不感觉有多么可怕,连出租汽车都能通行二百公里,火车就更不在话下了,唯一出现问题的路段就是山坡地,如果有护路工值守,弄些麻袋草袋或沙子,通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连护路工都没有看见,还能看见什么长什么书记大人么?中国的官场就像一只大磨,上面不推,磨是不会动的。这与权力来自上层,不来自下面的政治体制有关。这种体制不改革,要想有灵敏的应急救灾机制,并不容易。

印度籍美国经济学家森说过,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套用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可以把自然带来的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持平而论,各地公职人员在中央推动下,奋力救援,为家中和途中挨冻的人送了暖;但也无庸讳言,中国政治体制中某些不完善的部分为这次暴雪加了霜。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但愿我们可以指望,通过这次大考,中国决策层能够洞察真正的问题所在:大雪暴露的是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暴露的是制度安排问题。表面上的冰好除,覆盖在体制层面的冰难除。倘若能亡羊补牢,改革制度,则不负老天爷的这次“大考” 和遭灾人的挨冻,更不会交出一份白卷。

2008年2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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