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乾隆驾崩，嘉庆帝亲政。同日，大学士和珅及尚书福长安皆获罪下狱。和珅赐死于狱，福长安论斩。追赠纠劾和珅家臣刘全之御史曹锡宝。晋仪郡王永璇为仪亲王，贝勒永璘为庆郡王，绵亿为履郡王，奕纶、奕绅在上书房读书。谕“中外陈奏直达朕前，不许副封关会军机处。”召乾隆晚年抨击、揭露腐败而获罪的尹壮图来京候旨擢用。二月，以“六卿分职各有专司，原无总理之名，勿启专权之渐”为由，罢皇八兄仪亲王永璇管吏部事。三月，籍没和珅花园府邸，花园赐皇十一兄永瑆，府邸赐皇十七弟永璘。四月，上大行太上皇谥号为“纯”，庙号高宗。遵秘密建储家法，亲书皇太子绵宁名藏之秘匣……八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疏极言吏治腐败，得罪戍伊犁。
现在我们说说八月发生的这件事情。
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洪亮吉幼年丧父，随母寄居外祖家。乾隆五十五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学政等职。乾隆晚年，和珅当权，无恶不作，和珅倒后，朝政依旧。出事这一年在宫廷出任《高宗实录》纂修官。此人性情耿直，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眼看着朝廷腐败而不能言，尽管目前职位俸禄都不错，也无心留恋，欲请长假回家乡阳湖安闲。正在这时，平庸皇帝嘉庆由于收拾了贪贿专权的大学士和珅而志得意满，竟下诏寻求治国之策，无论官员百姓都可以直接将意见封章上达。一直苦于报国无门的洪亮吉见诏，马上改变了主意，复又在京城住下，怀着一腔热血，写下三千余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抄三份分别投呈军机大臣、成亲王永瑆和吏部尚书朱珪、吏部右侍郎刘权之，请他们转奏皇帝。洪亮吉的奏疏揭发时弊，抨击僚臣，甚至对嘉庆皇帝也颇有微词，下面从《清史稿•洪亮吉传》中转述一二：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梁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实行施行也……盖人才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近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
“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以；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丘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以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
嘉庆皇帝读过这篇奏疏，很不愉快，尤其对“当法宪皇帝之严明”，“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之类的句子反感，认为洪亮吉对雍正、康熙“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再联系到此人“平日耽酒狂纵，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的表现，下诏让把洪亮吉交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定罪。参加会审的诸位大臣对嘉庆皇帝的意思揣摩得极为准确，以“大不敬”律处以“斩立决”，也就是说：马上杀掉。法律判决呈递到嘉庆帝面前，等待皇上批准。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当时皇帝心情不错，或者临时发了善心，总之，嘉庆帝没有画圈，改批为遣送新疆伊犁戍边。这样，这位洪亮吉就被发配到伊犁去了。
这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事实上，明清两代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倾家荡产者、家破人亡者、灭九族者众，洪亮吉的结果算是好的。那为什么还要说到此人呢？这是因为读书恰巧读到了同样的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另外一个人，两相比较，很有意思。
这个人叫贡斯当，出生在瑞士洛桑附近，先在德国厄林根学习，1783-1785年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此时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高峰期，爱丁堡大学拥有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等古典自由主义大师，是当时辉格党人政治活动重镇。在此他奠定了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且截然不同于其法国传统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者。当时法国重农学派主张，可以借开明君主来推动自由主义的原则，贡斯当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宣称政府其实正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最糟糕的就是莫过于不管干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赋予政府过多权力。他指出，任何由人行使的权力都不应该是绝对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最重要的应该来自外部，即人民的独立的权利。
贡斯当认为，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专制主义的统治工具是沉默，它把沉默的权利留给人们；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他给出了反对国家干预人民生活的几点理由：一、法律过错之消极后果会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个人失误的影响范围却总是有限的；二、不正确的法律所带给普通公民之损害要大于立法者，因此，立法者总是对废止这样的法律反应迟钝；三、补救由立法所造成的损害，比弥补个人选择失误所造成之损害，要花费更长时间；四、由于面临批评家的监督，政治家更不愿意公开承认其过失，不愿补偿已造成的损失；五、政治家更喜欢根据实用原则和个人偏见决策，而个人毋宁更按原则行事。
贡斯当一如孟德斯鸠，主张一种制约和平衡机制，支持出版自由等制度。与当时众多批评宗教的人士不同，他相信宗教是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像地方分权一样，限制国家的权力。贡斯当著述颇丰，既有政治著作，也有文学作品。他最出名的政治论著是《论适用于一切政治的政治原则》（一八一五年）和演讲《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比较》（一八二九）。贡斯当最早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现在读贡斯当的作品，有一种读当代思想家的作品的感觉，因为他所涉及的所有话题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当代的，甚至是未来的，你无法相信他是与洪亮吉同时代的人。这样，你也就无法认为洪亮吉那些铿锵有力的言论反映的是我们现在的心声，尽管他是一个让人敬佩的好人。
有意思的是，贡斯当有一段经历竟然与洪亮吉相似：拿破仑执政初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作体现法国大革命成果的人物，贡斯当也被拿破仑任命为立法院委员。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走向专制独裁，贡斯当也就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猛烈抨击拿破仑，被欧洲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不同的是，贡斯仅仅被拿破仑驱赶出立法院，开始流亡生涯，并没有被“斩立决”或者被流放。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更加成熟，这样，我们才得以享受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
这篇短文似乎有厚贡斯当薄洪亮吉的意思，其实不然。我在想，如果把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也放到嘉庆年间，也给条件让他大放厥词，他会遭遇到什么？依照他的思想危险程度，一个“斩立决”是断断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嘉庆皇帝当时心情好还是不好，那个要人命的红圈一定会画下去的，而且，嘉庆皇帝批准的一定不是“斩立决”，而是“灭九族”之类，就像明清史书上经常出现的：“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全家五百余口，尽数扑杀”之类，否则，清王朝怎么会又延续一百多年呢？否则，我们怎么会觉得贡斯当离我们很远很远(就像洪亮吉在我们之前一百年、贡斯当在我们之后一百年一样)呢？
看来，这两个人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放在这里一起谈论，不妥！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