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培: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0 次 更新时间:2008-01-18 16: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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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培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陶希圣(1900-1988)湖北黄冈人,以研究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1937年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学者谈话会(牯岭谈话会),从此学者从政,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对陶希圣颇为赏识,曾单独接见。陶希圣与汪精卫渊源更为久远,自1928年后就有亲密关系,陶一直以汪追随者自居。对汪精卫逃渝至组府起巨大作用的周佛海、梅思平,还是陶希圣引见给汪的。

    

  一、低调俱乐部

    

  汪陶周梅等在中日问题上,政见颇为一致,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汪周陶梅等经常在一起聚谈他们在中日问题上的政治见解。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中对当时他们的政见有具体记录:

  其一,中日战争扩大和全面爆发,日本和中国政府均不想见到,战争对双方都没有益处,因此有和谈的共同基础。“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之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之势。”

  其二,蒋介石“苦撑待变”策略没有实现的希望。因为1、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虽然地大物博,也打不过日本。2、国际形势不会如孙科所估计那样变化。孙科认为日本要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破坏门户开放政策,英美为自己利益着想必会与日本打仗。汪周等认为日本外交政策不会蠢笨到排除英美势力,即使这样做,英美也不会打仗,至多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能否置日本于死地则有很大疑问。3、他们尤其认为,即便中国最后成了战胜国,实际上还是失败的,中国会崩溃,最后共产主义会乘虚而入。“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其三,认为主和是一般人都暗自希望的。“没有一个人不想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没有不疾首痛心,诅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有了第三个人,调子就起来,和平是自己所希望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

  其四,蒋介石也曾秘密和谈,只是由于寄希望于国联,错失良机。汪周等认为与其冀望美德等调停,不如中日直接谈判。

    

  二、汪精卫出面和谈

    

  汪精卫、高宗武、周佛海等人虽然倾向和谈,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从国民政府叛逃、单独言和,而希望说服蒋介石进行和谈。1938年6月7月间,高宗武私访日本,刺探日方和平动向,高宗武本来深得蒋介石器重,并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介石。日方提出可以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谈,高宗武认为即使暂时推出汪精卫,最后真正能主持和局的还是蒋介石。

  汪精卫也看到高宗武关于日本要求他出面和谈的报告,曾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本是蒋派的周佛海7月22日日记写道:“对方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可见七月份汪周等还没有单独言和的打算。

  到十月份他们才开始策划去国言和,汪精卫本不愿意,经不住周佛海和陈璧君力劝方同意。区区几个月,为什么汪周等决定叛逃国民政府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在当时都不甚得意。汪精卫由于公开提倡和谈,受到很多人攻击,在国民党内处境不好。“当时汪先生痛愤尤多,感触更深。对外说老实话,共产党徒固不待说,孙科之流也加以攻击。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

  周佛海作为代宣传部长,对抗战高调不以为然,工作不起劲,屡遭蒋介石呵斥。“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汪周虽在国民政府位居高位,却颇不得志。

  高宗武把关于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面和谈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常生气,盛怒之下责问:“高宗武真是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去东京的?”并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高宗武气得吐血,称病留在香港。

  其二,战争形势愈来愈糟,认为再发展下去,亡国不远。1938年8月,广州、武汉落入敌手,还有长沙自家人放的大火,使汪周等人悲观失望,觉得战事再发展下去,谈和都不可能了。“不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他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要和,既然要和,当然应该提早,以免双方多受战争的损失。有人或以为抗战越久,将来讲和的条件,必于吾国越有利。如果吾们的抗战形势优胜,这个话是对的。像过去一样失城失池,恐怕抗战越久,亡国越快,哪里还能希望有利的条件?”

  其三,日本摆出主动和谈的姿态,谈和条件在汪等看来尚不苛刻。1938年12月20日一直没放弃与日本接触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多次谈判,达成“重光堂协议”,主要内容有:1、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2、承认“满洲国”。3、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4、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6、本协议以外的日军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日本人提出不要求赔偿战费、两年内撤兵等如此优惠的条件。汪精卫等人觉得不能再像上次蒋介石那样坐失良机、以致一败涂地。既然蒋介石不同意,他们决定自己干。出走时强调他们只是为了从旁打开中日谈判之路,并提倡战与蒋战和与蒋和,等蒋介石回头。直到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也只肯任代主席,表示虚位以待蒋介石。

  1938年12月31日,陶希圣给原低调俱乐部同志、已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几个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为再打下去,只有更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三、因为“组府”内部分裂

    

  起先,汪精卫等人只打算离开国民政府方便号召和谈,并没打算到沦陷区组织伪中央政府。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只字不提撤兵问题,汪精卫虽以艳电响应,心里是失望的;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键等人也没有如期响应,再加上陈公博、陶希圣极力反对组府,汪精卫一度有意放弃出马,远赴欧洲,脱离事端。汪精卫在河内对蒋介石派来送护照和旅费的汪亲信谷正鼎说:“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可,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可惜被周佛海和河内刺杀一拉一推,竟到东京到上海参加组府了。

  在组府问题上,汪内部出现裂痕,时任汪精卫秘书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说:“却说汪先生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汪精卫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形成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强硬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妥协派。汪精卫拿不定主意。

  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认为,在沦陷区另外组织中央政府有违和谈初衷,开始彷徨。1939年6月6日,陶希圣给其学生何兹全的信中说:“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注:周梅)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又对其家人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1940年1月5日陶希圣致胡适信写道:“四月间(1939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查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甚力,从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

  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等决心脱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看到“重光堂协议”条件尚不苛刻,日本和谈态度积极。不想一年之后,日本内阁屡次更迭,日本内部主和派被孤立敌视,和谈局势已发生很大改变。这时日本出台的和谈条约“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连主持和谈的影佐祯昭等都吃惊条约之苛刻,“不禁为之黯然失色”。陶希圣在1940年1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陶希圣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手无兵力,战既不能、和不由我,只能任日人要挟。因此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否则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日方和谈的主持者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说:“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1939年11月12日,陶希圣向汪精卫解释“调整中日关系要纲”表现了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汪精卫听得泪下。汪精卫和陈璧君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道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四、汪精卫咽下“毒酒”

    

  12月汪精卫的态度突然又变化。据日本方面记录: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汪精卫放弃了又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越走越远。就像陶希圣所说,明知是一杯苦酒毒酒,不得不一口一口咽下。因为毒酒陶希圣可以吐,汪精卫想吐就没那么容易。陶希圣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认错,继续呆在侍从室里;汪精卫这个全国公讨的大汉奸认错后下场在何处呢?陶希圣是一介学者;汪精卫从年轻时候起,就想做造时势的当世英雄。放弃和谈证明自己一年来所做毫无意义,还是坚持下去证明自己是为国为民,汪精卫选择了后者。在密约签订前后汪的文章中,可窥见其心路历程:

  首先,认为战争终会结束,和谈是必然的,晚谈不如早谈。“无论胜败,最后都得和谈。既然都是和谈,为什么不能早点谈。”“我对于和平运动,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见其成功,固然是国家之福,既不幸失败,亦必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种子,因为中日两国如果要共存共荣,终不能不向这条路走的。”

  其次,认为日本强行征服中国之路行不通,最后会实现中日经济提携、平等互惠。“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济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着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中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

  再次,认为为殉国而死不如为救国而死,抗战是殉国,和谈组府是救国。“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的,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我们今天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要我签第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汪精卫自诩的“救国”动机,已被他的卖国行为彻底否定。

  汪精卫在筹备组织伪中央政府的中日密约上签了字,今天,已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汉奸之一。(另一个是秦桧)。1938年10月30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到:“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汪精卫想当造时势之英雄,有一句老话:有智不如乘势。潮流无以逆转,形势总比人强。但是,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形势?汪精卫等人作为悲观主义者,认为抗战胜利无望是形势,奈何成了万夫所指的汉奸。陶希圣、高宗武及时回头,将汪日和谈密约披露出来,一个当了侍从室组长,一个拿了大笔赏金到美国当了寓公。

    

  (来源:炎黄春秋,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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