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爱的蒋经国逝世已经二十周年，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纪念他。至少我个人认为，蒋经国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没有蒋经国，台湾的今天肯定是另一个样子；没有蒋经国，两岸的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蒋经国打开报禁、打开党禁，启动了台湾民主建设的轮子。若台湾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一部分民主成就感到自豪；若台湾人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我至少也作为一个地球人为台湾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部分民主进程感到高兴。

根据张祖诒 的纪念文章，“经国先生并非圣人，岂能无过？但他有认错的谦卑，有改过的勇气！......”

张祖诒引述蒋经国的话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蒋对权力的使用多么慎重。张祖诒回忆说，有一天，他陪同蒋经国驱车经过台北街头，看到一家修改服装的店铺，挂著一幅市招，上有四个大字：“修理权威”，蒋大为赞赏，认为应得最佳广告奖。

蒋经国先生对所谓“威权”的价值观，不但没有权力傲慢，而且认同“权威”是可以“修理”的。

权威既然成为权威，它肯定有它的好处。在一个家庭里，一般是父亲最有权威(当然不排除母亲最有权威)，小孩在年满十八岁之前，还没有是非的判断能力，一般是听取权威爸爸的意见。

在一个社会里，权威也是有好处的，比如一个协会、一个政党，若一个决议表决时得票相当， 那么，该权威主席的意见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权威，就没有决议。没有决议，就无法做事。不做事，就不会进步。

对于一个国家，权威当然也是有好处的。国家有权威就容易集权，集权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有好处，比如集中火力攻关、调动全国的力量，不然卫星就不能上天、火箭就不能发射，等等等等。

然而权威也很害人。在一个家庭里，若父亲权威过分，尤其是在小孩有些事情上，父亲不懂、并非权威，而一定要行使权威，一次小孩服从，第二次就不一定，第三次小孩可能就会反抗，久而久之，小孩心理上就会逆反，等到小孩年满十八岁的时候，权威父亲把儿子交给不权威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权威有时候也很害社会。按人类习惯，婴儿出生后一般是仰睡、脸朝上，见光多、吸氧多、见识多，谁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际权威鼓励卧睡、脸朝下。这些权威专家列举上千上万的权威论据支持他们的权威观点，所以，那时的平民老百姓听从权威专家的意见，婴儿出生后个个脸朝下。我有个朋友，他儿子就被权威坑害，脸朝下，吐奶过多，缺氧造成终生残疾。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际上又有很多很多的权威出来抵抗八十年代的权威。权威低档不了人类习惯，现在的婴儿继续仰睡、脸朝上。

对于一个国家，若权威过分，害人更大。我们都是在“最高指示”下生长的，深有体会“永远正确”的权威害人之苦。至高无上的权威制造了没完没了的政治疯狂，疯狂的政治制造了愚蠢的权威。

我们做人可以修理权威吗？当然可以。蒋经国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二十年前就提出“权威是可以修理的”。

行笔到此，想起蒋经国的同学邓小平，他们同在莫斯科留学，但是，他们在权威的感觉上完全不同。邓小平有一次在接见意大利外宾时说过，你们西方的议会政治，一天到晚在国会里扯皮，一点效率都没有。

我们做人必须拥有怀疑权威的权利，必须拥有修理权威的权利。怎样修理权威，我没有经验，但我有经历。

我居住的小镇班贝克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城，能获此殊荣，当然是国际权威的评比结果。班贝克整个老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每年都会通过报纸、网络、电台等媒体公布本市内需要修复的建筑物，要市民提供意见，市民有钱 出钱、没钱出力，没钱没力出脑袋。媒体修理一段时间后，公布十个得票最多的方案，然后再讨论，慢慢地缩小范围圈，直至最终定案。邓公若生活在班贝克，肯定认为，市民扯皮、没有效率。

两年前班贝克修复中央大桥，因为投资超过五百万欧元，所以必须在整个欧洲招标，由于班贝克是世界闻名文化遗产保护城，所以投标的建筑师，个个是国际权威。市政府权威机构同样采纳老城的做法，通过市民来修理权威，慢慢地缩小范围圈，直至只有三个方案时，全市公投决案。中标者每月必须向市民通过媒体报告施工情况，竣工后，市政府权威机构通过媒体向市民公布收支细帐。

那天在德国国际艺术之家巧遇班贝克市长，我跟他说，我这个老外没有资格选市长，但是我作为市民可以修理权威，很过瘾，两年前借助中央大桥，修理您及其同僚好几次。

市长笑着说：“市民个个都是修理匠又是美容师，您看，我被你们修理， 越来越容美。”

写于 2008年1月9日 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