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32 次 更新时间:2008-01-07 0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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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宪政民主政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对西方宪政民主的起源、生成与演变史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以期为未来探究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背景知识。文章第一小节首先从词源和辞义上辨析了西方文字中的“constitution”以及以及与之对应的中文“宪法”和“宪政”的基本含义。接着,第二、第三和第四节分别对英国、法国和德国近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和演变史做了一些简略的历史考察。文章发现,与英国的宪政民主是经由一个相对平和和渐进的过程逐渐生成不同,法国的民主政制则是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建构出来的。从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政”的视角来看,19世纪末之前的日耳曼民族社会可以被视作为某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林立中独存的一种“封建君主立宪民主政体”,条顿(泛日尔曼)民族的政治理念也构成了欧洲各国近代宪政民主政制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第五小节对近现代欧洲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下的法律制度的生成原因做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研究发现,从古希腊城邦国(尤其是雅典)到古罗马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以及帝国时期的法律制度、法学思想和政治民主传统,以及古希伯来文化精神和基督教宗教理念,尤其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发生的基督新教改革,均在近代西方宪政民主政制与法律制度生成、建构和演变中起了某些的作用。

  关键词:宪法;宪政民主;法治社会;市场秩序

  

  一、引言:宪法与宪政概念考

  

  在与华勒斯坦的一次对话中,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 1997, 中译本,页55)曾深刻地指出:“如果追溯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凡国家势力太强大的地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还接着举例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乃至法国阔步前进,这是因为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市民社会破除了封建制国家”。据此,布罗代尔认为,如果不事先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制的国家或非封建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布罗代尔还接着指出,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布罗代尔的这一洞识,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如果政府的科层制过于发达和强大,且对市场经济秩序和人们经济与社会生活管得太宽、太严、太死,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就不能自发成长。当然,对于布罗代尔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解读为国家和政府总是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阻碍和窒碍力量。因而,对布罗代尔的这些评论,我们也不能误读为要摧毁国家或不要政府才会生成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而是只有解读为只有用宪政规则约束住了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任意掠夺和操控之手,才能有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生发和成长的空间和可能。

  对于同样一个问题,社会学家韦伯(Weber, 1978, p. 974)不是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视角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动力机制得以生成的“缝隙空间”视作为源自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替代,而是把之归结为现代理性国家的形成。按照韦伯对国家体制的两分法,一种形态是“世袭家长制的”(patrimonial)的国家,另一种则是合理与法治型(rational-legal)的国家体制。在后一种国家类型下,一个理性的官僚体制被认为在技术上较为卓越,因而被韦伯(Weber, 1978, p. 974)认为直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要求相吻合: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公共行政单位的官方企业被委任以在精确的、毫不含糊的、持续且在尽可能快的速度下实施功能”。到底什么是世袭家长制的的国家体制,什么是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现在看来,韦伯语境中的“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逐渐在西方各国——尤其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美国宪法(1787年)产生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宪政民主政制。

  这种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是如何缘起并怎样逐渐在西方近代社会中生成的?从欧洲历史以致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近代宪政民主政制的源头在英国。尽管从历史上来看,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威尼斯就出现了商人民主政体[①],但史学界一般认为,没有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以来的英国宪政民主政制与法律制度的动态演化生成过程,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宪政民主,也就没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因此,在研究欧洲近代法律制度与宪政政治的互动演化过程以及作为整体的二者与市场扩展秩序的动态互动时,我们似乎首先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英国近代宪政民主的发端及其演变生成史上。

  对于宪政民主政制与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近些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已不少理论研究和经验考察(Przeworski, 1991; Myerson, 1995, 2000; Barro, 1996; Tavares & Wacziarg, 2001; Barzel, 2002; Persson, 2003, Persson & Tabellini, 2003; Papaioannou & Siourounis, 2004; Rodrik & Wacraiarg, 2005; Acemoglu & Robinson, 2006)。这里,仅从英国历史来看,宪政民主政制在大英帝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崛起中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钱乘旦、许洁明,2002;魏建国,2006)。正如专门研究英国历史的中国学者钱乘旦等(2002,页107)所指出的那样,在都铎王朝之前 [②],英国在各方面都很一般,完全没有出现任何“领先”现象。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东西确实在英国近代之前的社会中就存在过,那么,在中世纪的意大利诸城邦国、佛兰德斯,甚至德意志兰的广大地域中都比在近代英国之前的社会中表现更为突出。由此,钱乘旦和许洁明认为,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方式最先在英国成长起来,这里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萌芽’成长的土壤”。很显然,照他们看来,从英国《大宪章》所开始萌生并从都铎王朝时期开始逐渐成型的近代英国宪政民主政制以及宪政民主下的良好运作的法律制度,为近代英国市场经济的扩展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和必要社会环境。

  如果通过理论考察而认定宪政民主政制确实为西方世界兴起提供了合宜的制度环境,从而确保了西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经由近代到当代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那么,在21世纪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回顾西方社会近代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和演进之路,就不仅仅只具有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意义了。在本文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对西欧三个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宪政民主政制演化变迁历史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然后再分析西欧宪政民主政治生成和演化的历史原因。

  在对欧洲近代宪政民主的政制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历史回顾之前,看来有必要先从词源上对本文分析的一些相关中外文词汇进行一些历史的考究和语义的辨析。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的“宪法”和“宪政”,均是从均质欧洲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中的“constitution”一词转译而来的。美国宪法学者麦基文(McIlwain, 1947, pp. 23-24)曾考证,按照《牛津词典》,“constitution”的原初英文涵义是:“the act of establishing or of ordaining, or ordinance or regulation so established”,翻译成中文,其含义为:“制订或颁布的法案,或籍此确立的法令和法规”。在罗马帝国的拉丁语中,该词是指代国王立法行为的专门术语。后来,欧洲教会从罗马法中借用了该词,以指代表整个教团或某特定教区的教规。从欧洲基督教会开始,到中世纪后期,“constitution”一词已适用于世俗立法。譬如,在英国法制史上,早在1164年,就曾有过著名的“克莱仑敦政令”(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在其后的数百年中,这个词一直指某一特定的政府立法,以区别于古代的习惯(consuetudo),从而并未在现代意义上指国家的整个法律框架 [③]。据中国学者刘守刚(2004,页408)考证,“constitution”获得指一个国家有关政府安排之总体法律结构的涵义,始于16世纪后的英国。这一时期,英文在英国正式法律文献中运用的越来越多(相应地法语用的越来越少),而英语受拉丁语的影响越来越弱。据麦基文(McIlwain, 1947, pp. 24-25)考证,在1578年,图鲁斯的格里高利(Pierre Gregoire of Toulouse)在《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一书中已基本上在现代“有关政府组织和架构的法律”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一词了。另据中国学者刘守刚(2004,页410)考证,到了18世纪前后,“constitution”一词的含义在英国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被用来特指有关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从一国实际的政制法律制度及其惯例中申引出来的,国王一般不能违反,要改变这些原则,必须经过国会同意等。这些原则,就构成了英国近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基本精神。尽管在英国的宪政民主政制的基本架构以及18世纪的英语中“constitution”中“宪政”“宪法”的涵义已经基本形成了,然而,当代英语中“constitution”中的“宪法”、“宪政”和“宪制”等涵义最终明确含义,还是通过1787年北美13个殖民地组成一个统一国家的联邦宪法——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才真正定型下来。“通过这部宪法,美国向法国人乃至向全世界传递了‘constitution’一词所包含的这样一些宪法观念:权力分立与制衡、人权保护、成文宪法和人民主权、高级法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修改程序等”(刘守刚,2004,页421)。

  这里应该指出,从现代英语用法来看,英国英文中的“constitution”,更多的是指中文的“宪政”和“宪制”,而非作为一种法律文本的“宪法”(除非开头是大写英文字母)。譬如,尽管在英国有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等宪法性的法律文件,但英国并没有成文的宪法文本。[④] 然而,这并不影响自13世纪初开始到1835-1838年间的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的数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基本上渐进性地较早形成了较完备的宪政民主制度。

  如果能从中英文相关词语的语意上辨析开了宪法与宪政的差别,我们大致也就能够理解,所谓“宪法”,是指界定并借以构建一个国家基本制度架构和安排的法律文本;而汉语语境中的“宪政”,则是指建立在“活的”宪法(冯象语。我理解,这活的宪法既能对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能进行违宪诉讼的)基础上的民主政治[⑤],即人们所常言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宪政较深一层的含蕴是指政府机构的运作和行政行为是以宪法所界定的权力为界限的。换句话说,宪政是指一个政府的存在和运作是合宪的,因而其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美国著名政论家潘恩(Thomas Paine)对“宪政”曾有一句非常精确到位的界定:“宪政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无宪法的政府,只是无权利的权力”。潘恩还指出:“宪法是先于政府的事物,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宪法“之于自由,正如语法之于语言”(Paine, 1945, pp. 302-303; part II, Chap. IV, p. 370)。据此来判断,宪政的根本点在于,在政府权力之上,有一套更高的法律即宪法对政府权力及其行政范围进行规约。因此,可以认为,只有在法治和民主约束之下的有限政府,才构成为宪政。否则,如果政府和任何政党处在宪法之上,宪法本身就会成为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而随意改动的工具,政治家们也随之会把宪法当作贯彻自己意志的手中玩物。在此情况下,即使有宪法,也不会真正有宪政。

  理解了宪法与宪政的实质,我们就会明白,一个社会的宪政民主与法治,并不是两个分立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而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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