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文明冲突” 论战评述[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8 次 更新时间:2008-01-03 07: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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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进入了新时期。在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变化特点的诸多论着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夏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大概是迄今为止论点最为鲜明,而引起的反响有最为强烈的。在笔者读过的有关回应中,贬损批评者多,褒扬附议者少,完全赞同者无。亨廷顿教授则甘当鹤鸣之士,不无得意地表示,正是因为他以文明的划分来解释当代国际冲突切中要害,才激起了如此广泛的争论。[2] 他进而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专着,书名是《文明的冲突于世界秩序的重塑》,于1996年出版,[3] 在美国颇为畅销。

  近年来提及“文明冲突”的言论,在有关中外报刊上俯拾即是。除美国《外交》于1993年连续刊登亨廷顿的论文、对他的批评和亨廷顿的反批评以外,像《外交政策》、《国家利益》这样的权威国际政治刊物也陆续发表了评论文章。海内外的中国学者,亦加入了亨廷顿理论引发的讨论。一个研究现实政治,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洋学者,在议论当前和预言今后的世界发展时,不自觉地触动了中西文化冲突抑或融合这一在中国敏感了一百年的话题。他的观点在中国和华人圈里引起的反应,似乎比在美国和其它国家还要强烈,而中国人里写出回应文章的,又以人文学者居多。在中文刊物中,香港的《21世纪》率先全文译载了《文明的冲突?》并两次可设专栏加以评论。接着,《东方》、《西亚非洲》、《现代于传统》、《青年报刊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等刊物纷纷以专栏形式发表了中国学者的评论。专门以评论文明冲突论为题的大陆及港台学者的论文,就有四、五十篇之多。散见于各类学刊上的反馈,更不计其数。[4] 《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则移译了多篇外国学者的评论。中国知识界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同国内的“现代化热”、“传统文化热”、“东亚热”相结合,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所引起的心理变化,使这一讨论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意义。

  亨廷顿很清楚政治学家和政治谋士之间应有明确的角色区分,但又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自己这两个角色的转换。在近著《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民主化》的自序中,他一方面自称有意识地使学术分析尽可能少受自己所持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向读者说明他有角色错位之处:“在本书中的五处,我抛弃社会科学家的角色,担当了政治谋士的角色,提出了几条‘民主派的行动纲领’。如果这使我看上去像一个激励民主的马基雅维里的话,那就由它去吧。”[5] 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内容及其所发表的刊物看,他这次是自觉地以谋士而非学者的身份出现,提出政治分析、预见和建议的。那么,对这一理论的评说,就离不开产生它的政治背景和现实。同时,他提出的命题又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姑且承认有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分支)的理论意义。

  本文拟主要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就中外学术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应做一番大致的梳理。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的看法并非因亨廷顿而发,但因与本论题有关,也一并加以介绍。在评述过程中,必有疏漏、浅陋及曲解之处,尚祈指正。

  

  一、亨廷顿理论及其反对意见

  

  一项政治理论应当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它所关注领域的主要政治事实和变量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根据这种因果关系预测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事实才是合理并可取的。除此之外,有些政治理论还试图提出政治行动方案即政策。

  用上述标准衡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构了一项相当完整的政治理论。它关心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特点,提出新阶段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它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上升的六点原因。它预测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凝聚在一起,而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它以维护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为出发点,担心西方力量不敌非西方力量的组合,因而不赞成文明之间的冲突扩大。为了避免不同文明间冲突发展为世界大战,它主张西方国家加强相互间合作,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联合俄罗斯、日本、拉丁美洲和东欧,分化和遏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以此作为美国外交的长期战略。

  迄今笔者读到的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在国际政治领域,“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6] 亨廷顿没有把国家和文明的关系摆对:文明价值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7] “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8] 主权国家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跨国家的结合基于利益的选择而不是以文明为基础。[9] 本世纪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各个文明内部,二次大战中的美日冲突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虽然发生于不同文明之间,但文明因素的作用很小。[10] 冷战后大国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激烈,其特征同产生法西斯主义的30年代有许多类似之处。[11] 这些反驳意见的共同立足点是:世界政治的本质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精神信仰冲突起的作用不大。

  2. 当代不同文明之间固然有差异,但文明是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全球一体化。科技飞跃和信息革命造成了强大的文化趋同。[12] 文化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13] 就中国来说,亨廷顿看到的是儒家文明的崛起,其实中国文化传统正在遭到侵蚀,代之而起的是中西文化结合后的现代文明和独特发展模式。[14] “与其说当今中国有一个与西方对话的本土文化,不如说有一个被西方拖着跑的后殖民文化”。[15] 再看印度,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不会让位于印度教沙文主义。环顾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国家并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西方,而是四分五裂,有的在西化的冲击下惊惶失措,有的向西方靠拢。总而言之,亨廷顿夸大了传统势力在现代化冲击下反扑的力量。“当传统割裂时,当人们不再真正相信传统,而陈规陋习再也无力将男人和女人拴在家里时,传统却往往最执着,最刺耳。”[16]

  3.亨廷顿理论反映了当代西方一种迷惘和绝望的情绪。他“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17] 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东亚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正在崛起。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亨廷顿看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权力格局转换,仍幻想保持西方霸权,太不自量力了。[18] 他的观点“隐含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疑惧与偏见”,并“使人常常嗅到种族沙文主义的气息”。[19]

  4.世界正走向西方式民主,西方应有信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自由国家”已从55个增至75个,许多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人均产值超过5500美元的国家,除了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全都是民主国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民主诉求也势不可当。日本皇太妃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英语通行于全世界。无论非西方的人士嘴上怎么说,他们心里其实都向往西方模式。现代化即西化,在走向西方式工业化的同时,西方思想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亨廷顿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西方无需妄自菲薄。[20]

  5.说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会联合对抗西方文明,是缺乏根据的。就现实政治而言,亨廷顿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缺乏敏感和远见,以至找错了对手。更为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21]

  6. 亨廷顿论文中有种种概念不清之处,对当代世界“七个或八个文明”的划分不准确。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包括俄罗斯)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拉丁美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欧洲)文明。[22] 日本文明受儒家影响,单列为一个文明难以理解。[23]

  7.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什么新鲜思想。就国际政治的观察角度而言,学术界一直有“宏观派”与“微观派”之分。宏观派的传统代表人物有阿诺尔德·汤因比、昆西·赖特等人,认为国家从属于不同文明,其行为大体上是由文明决定的。微观派的传统代表人物包括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等人,他们视国家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和决定性因素。亨廷顿只是继承了汤因比、施本格勒等人的衣钵而已。[24]

  8.文明冲突论对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过于单一。亨廷顿理论自有其精彩之处,但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不应极而言之,成为“大道理”,而涵盖、排斥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角度对于国际冲突的解释。他的理论缺乏多层次的分析,很难断言文明冲突与政治、经济冲突相比哪一种最为本质、最为关键。[25]

  归纳起来,上述讨论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一)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什么作用;(二)当代世界各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谈及此点的论者似已承认文明因素对国际政治起很大作用);(三)在西方和非西方的斗争中谁将占上风(论者似已承认,亨廷顿关于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是对立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四)如果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假设成立,西方的主要挑战者是非西方中的哪种力量或力量组合;(五)如果文明冲突的范式成立,它是否应排斥其它国际政治范式。

  亨廷顿理论牵涉到政治学和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它包括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论及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重大全球性问题。亨廷顿毕竟是位政治学家而不是文化学家或历史学家,评论者如果对政治学和现实政治问题缺乏一定了解,对他的理论做出的评价就难免失之草率。有鉴于此,对文明冲突的评价需要谨慎,应避免被亨廷顿的政治话语所误导,或反转过来情绪化地误导读者。他对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透视中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像有些批评家所想象的那样,是要采取文化攻势,用西方文明去整合、融化或压倒其它文明;恰巧相反,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为内向的政治态势和外交上的守势。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六部分还要提到。

  

  二、“文明”的概念和划分

  

  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的主线将是“文明的冲突”。在加以评论以前,首先应把它所说的“文明”的概念理出头绪。

  一般来说,“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两种基本含义。第一,文明是野蛮、未开化、原始、兽性的对立面,指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形态、阶段或组织。文明的这一含义,往往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道德、礼仪的发达和精妙现联系。在“文明社会”、“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 “文明经商”等用法中,文明可以有高低优劣之分。第二,文明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也可以指其中的某一历史阶段或断层。在“古希腊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 “中华文明”、 “伊斯兰文明” 、“西方文明”等用法中,文明既可以指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也可以指该社会的整个历史延续,既可以是地域概念,也可以是跨越地域、民族、国家的宗教概念。在这第二种含义中,比较文明之优劣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当代严肃的政治对话或社会科学探讨中,如果有人说基督教文明优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优于中华文明,使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上述两种文明的含义有明显的区别,却又无法截然分开,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出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用法。拿“工业文明”来说,它既比农业文明先进,其出现同西欧资本主义紧密相关,有没有明显的地域、民族或宗教的属性,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93年的著作中也有“文明间冲突”一说。他企图论证,科技革命的“第三次热潮”造就了一批掌握了全新信息手段和创造先进科学成果的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文明。这一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文明同非西方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文明和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可能引发一场“软件对钢铁”的大战。[26] 尽管托夫勒的“文明”与亨廷顿的“文明”定义完全不同,论证的内容和方法都不一样,所得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冲突的预言却异曲同工。

  因此,想使文明的定义(以至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规范化,得到一致认同,使不可能的。有多少种论述文明的著述,就可能有多少种文明定义。就这个意义上说,定义没有绝对的正误之分。重要的是,在同一种著述中,作者对同一概念的使用不要前后矛盾。对它的批评应该先从他设定的定义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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