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65 次 更新时间:2008-01-02 00:05:32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外交  

王缉思 (进入专栏)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翻译。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状况,就是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却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用于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时有效的模式,套到中国外交政策上却解释不通,预测失灵。于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主张对中国外交(以至作为整体的中国政治)的理论性研究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另起炉灶,创立有别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另一部分学者却把上述看法贬义地称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 认为并非西方理论的“经”不对,而是理论素养不够的“和尚”念歪了,研究民族文化传统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学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更自然地会以中国外交为出发点和归宿,并且应在这方面借鉴西方学者的经验教训。其中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首先,关于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始资料匮乏,学者知之甚少,难以对其建立理论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外交时难以超脱,往往主客体不分,感情色彩强烈。此外,我们所介绍和翻译的西方理论著作极少涉及中国,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外交的专门论著很少为我们所知,更难将它们与现实情况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

  囿于上述因素,本文仅就下列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中国的理论有什么特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有什么贡献和理论缺陷?

  

  一、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和目标

  

  凡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思想,包括移植过来的思想,无一不具有中国特色。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特色是什么。请先看“理论”这一概念的中西对比。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给“理论”下了无数个定义。[2] 这些形形色色的定义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即一项政治学理论应是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3] 一部分西方学者提出,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所谓“政策科学”也应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针对现实的政策性研究虽然能从科学理论中吸取营养,但政策研究毕竟不能成为理论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西方的某项国际关系理论未必需要为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或者提出某种旨在改造国际现实的政治主张;但任何在学术界得到承认的理论,都必须能够有力地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

  在中国,对于一切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都提出了同一个要求,即为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在为制订政策服务的应用理论和仅仅具备描述、预测和解释功能的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之间,没有什么人划出过一条界线。“理论”的一个标准定义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4]

  共产党人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5]

  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在诸如“理论界”、“理论务虚会”、“理论工作”等提法里,“理论”都是指意识形态导向。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多注意的是理论能否指导实践或为现行政策服务,而不是能否解释实际。与制订政策或执行政策不能直接挂钩的理论,往往被视为空洞无用。

  具体谈到国际关系理论,宦乡说过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用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6] 可见在中国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理论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前者重在为外交实践服务,后者重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前者的评价标准是功能性、功利性的,主要在于是否符合既定政策要求和意识形态,因此有“正确理论”、“错误理论”、“革命的理论”、“空洞的理论”等等说法。后者的主要评价标准是学理性、逻辑性方面的,很难想象一位西方理论家会以某项理论“不符合本国外交思想”或“无法指导外交行为”为由,对其予以否定。

  中国学者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时大都相信,经过讨论和意见的集中,最终能够“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以反映新的国际政治现实,特别是为外交政策提供思想依据。由于在一个时期内的外交政策只能有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也只能有一套是正确的、适用的,不能设想理论即指导思想真正出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同时,多数中国学者也把西方理论看成为西方外交实践服务的“一套”理论体系。

  对外关系历来属于中国政治中最为敏感、控制最严的领域(“外交无小事”、“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士兵”等说法就是最好的说明)。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回顾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活动,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外交总战略到处理所有的国别关系,都是一贯正确、不谋求任何私利的。唯一的例外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年多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即使是这种局部错误,也很快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纠正。[7] 这种宣传,同中国共产党对1949年以来国内政策的经验教训总结,形成了鲜明对照,用中国许多学者常说的“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的道理,很难加以解释。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可探究问题的范围,就相当有限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难以形成不同学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诸如国际战略学、外交决策学、比较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分支学科领域尚未形成。此外,有关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同外交人员之间缺乏相互沟通,造成教学和研究人员不大了解外交运作,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理论研究又不大感兴趣的局面。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思维框架

  

  中国外交部审定的《当代中国外交》对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史的分期,同一些西方著作中的分期方法不谋而合。[8] 同这本著作所划分的中国外交四个阶段相对应,可以看到有过四种不同的外交指导思想。

  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两大阵营”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外交的基本倾向是和苏联结盟,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毛泽东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为“两大阵营”理论定下了基调。

  “世界革命”理论为60年代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思想依据。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系列论战性文章中,极“左”思想已得到发挥,然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倒一切帝修反”的口号声中达到顶峰。

  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思想逐步过渡到“三个世界”理论,其基本点是结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来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在南北关系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1977年《红旗》杂志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

  有人把1982年中国外交调整后的指导思想称为“和平与发展”理论。这一思想强调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任务。与国内问题上的思想解放相适应,外交思想上有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首先,过去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总原则,已改变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次,中国不再把某一特定国家指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某国的战略,也不再适用。第三,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判断某国外交政策性质的想法已经受到挑战,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框架去解释国际政治现实,已不大常见。第四,关于国际经济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很多著述仍然坚持把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说成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与“依附论”有共同之处),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才能搞好国内经济建设,过去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恰恰是没有搞对外开放。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9]

  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外交思想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理性思维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具有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涉及不到的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

  1.强调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应据此而调整外交思想及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候描绘“当前国际形势”,都要用“动荡不安”这个概念。例如,邓小平在1974年时说:“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10] 再比较李鹏1990年讲的话:“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正在重新分化和组合。世界更加动荡不安。”[11] 中共十四大报告再次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12]

  任何时期都要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至于“过渡”的具体含义,“过渡时期”有多长,很少有明确说法。上一次“过渡”是否已经结束,则从未有人提起。冷战结束后,世界又一次处在“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13]

  习惯性地把世界看成是在“动荡”中“过渡”,意味着中国人研究国际关系的侧重点在于观察动态变化,以求在调整中适应形势。有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做出形势判断和调整政策的基础。第一个是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概念。直到今天,世界的基本矛盾是哪些,主要矛盾是什么,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正如何方所说:“及时用全力抓住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不但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14] 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和联系,只有研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

  第二个是“时代”的概念。同对“主要矛盾”的探讨一样,热衷于讨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人,都认为这是理论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研究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无疑都离不开对时代的认识与了解”。[15] 实际上,“时代”问题之源,出自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著名论断。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60年代中共领导人认定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都为当时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中国学者有关“时代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对列宁的论断提出直接的挑战,但论者大都否认仍然处于革命时代,所提出的关于“时代”的各种提法,反映了对外交政策的不同设想。[16]

  第三个是“世界格局”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以及力量对比的概念。“格局”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所说的“结构”(structure)含义近似,但似乎运用得更为宽泛。国际战略格局到底是两极还是多极,还是“一超多强”等等,都曾经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

  “力量对比”与西方理论中的“实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类似,但受到列宁主义关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哲学判断影响,强调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不是强调平衡。力量对比变化和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会带来格局的变化。80年代初期,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有关美国与苏联实力发展趋势的讨论,以及它们的战略态势是“美攻苏守”、“苏攻美守”,还是“美苏互有攻守”的辩论,讲的都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在70年代末,关于“苏攻美守”的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外交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20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