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外投降主义军事外交思想的形成及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9 次 更新时间:2003-05-15 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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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  

  

   一,李鸿章的谥号为什么叫做“文忠”?

  

   《走向共和》里有这样的一场戏,是写的慈禧太后接见重臣瞿鸿機和庆亲王的时候,问二人应该怎么样去给刚刚死去的荣禄加封谥号,瞿鸿機认为应该给荣禄加封“文襄”谥号,庆亲则王认为应该给荣禄加封“文忠”的谥号,慈禧太后问庆亲王为什么,庆亲王在论证“文忠”含义的时候,说荣禄与李鸿章一样都是大忠之人,他以李鸿章为例,声俱泪下地举证了许多李鸿章生前如何忍辱负重和勤恳为国的事迹,讲得天地失色和人皆掩面,最后,慈禧太后认可了荣禄的“文忠”谥号。

   笔者相信,这一场用时很长的加封谥号的道白戏,许多人一定没有看懂,或者说,是看得莫名其妙。不过,笔者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场没头没脑的戏并不是在褒奖荣禄的“文忠”,而是《走向共和》编导们煞费苦心的在借用荣禄之名和借庆亲王之口,在为李鸿章进行“盖棺论定”!荣禄死后固然也得到了“文忠”谥号,但是,李鸿章死后得到清廷授予的“文忠”谥号却是在先。“文襄”谥号,则是1885年左宗棠死后得到的。

   谥号,是中国君主政治时代的朝廷对死后的帝王、诸侯、重臣的一个终生评语,这个谥号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得到,他们必须是生前有重大“功劳”的人。“文”谥号,是经纬天地的褒扬,“忠”谥号,是一生品德高尚的褒扬。中国历史上,才华横溢和爱国亲民的苏轼曾经得到过“文忠”谥号。

   由此可见,加封荣禄谥号的这场戏,与其说是在反映某个虚构的晚清故事,还不如说是《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在通过这场戏去表达自己对李鸿章的崇敬之情更准确。

   李鸿章生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许多人都相信了近十多年来一些“晕旋史学家”的说法,或者相信了主要由李鸿章老部下组织编纂的《清史稿·李鸿章》及其《走向共和》的宣传,认为李鸿章是代衰败的清朝受过,他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甚至是忍辱负重的,只是他无法阻挡许多清流派的骚扰和抗战派对的误国,才最后代人代国受过而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所以,李鸿章很冤枉。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二,李鸿章其人其事

  

   我们现在评判历史人物的品性,必须主要通过当事人的事迹和遗稿去评论,因为,事应其人,文如其人,当事人的事迹和遗稿,是第一手资料,最容易反映出当事人的品格、思想方法和能力素养。当然,其他人对当事人的评论及其当事人的遗物,也是反映当事人品性的例证,但是,这些都不如当事人本身的事迹和遗稿更能够说明问题。

   李鸿章生前的事迹主要是三件,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二是他在中年操办了洋务,三是他自1870年的47岁起接任曾国藩开始主持晚清对外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政达三十年之久。

   纵观李鸿章一生的军事事迹,可以发现,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父辈的曾国藩等人。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败绩远远多于胜绩,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出名,主要与他在1863年12月于苏州残杀大批已经投降的太平军战士的事迹有很关,这也是他之所以扬名海外的一个最初原因。李鸿章在内战中的主要军功,是他于1867年剿灭残余捻军而建立的,那时候,已经距离太平天国灭亡有三年时间了。

   曾国藩一生中极其善于用兵,为什么在1866年对付已经严重衰败的捻军残余会打败仗,且让他的学生李鸿章接替他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淮军在剿灭捻军残余中建立了军功,从而为李鸿章日后走上高官坦途奠定了基础,这些,都至今是迷,还有待于史家去深入探讨,看是否有曾国藩故意扶持笨蛋李鸿章的嫌疑在其中!

   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也不是李鸿章,而最早是林则徐等人,后来是曾国藩、冯桂芳等人;李鸿章虽然是中国军事工业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中国大部分民用工业,则与李鸿章的关系甚少,而是与张之洞等人更有关系。就连中国海军的最早创始人,也不是他李鸿章,而是曾国藩和左宗棠,况且,中国海军后来还基本上丧于李鸿章之手。所以,李鸿章虽然是后来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军事工业和海军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却不是洋务运动和军事工业的开创者,而中国海军的全军覆没败绩,则千真万确是由李鸿章最早开创的。

   所以,纵观李鸿章一生可知,其最主要的“政绩”,还是主要表达在他1870年继任了他老师曾国藩的政务工作以后。但是,历史已经无情证明,自李鸿章继任曾国藩担任晚清的第一首辅以后,中国就因为李鸿章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才干”,而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李鸿章的个人一生,是极其失败的,对内对外的战争,他都是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而外交方面,李鸿章则从来都没有胜过,他更像个“卖身求和”的“妓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说,李鸿章的个人历史,几乎就是近代中国国力衰败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沦为外国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他遗留文稿的绝大部分都是给朝廷的奏稿、家书和朋僚间的信函。

   笔者相信,凡是只要阅读过李鸿章的奏稿、家书、朋僚信函达三十份以上的人,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李鸿章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小公务员”素质!这就是说,李鸿章的文稿反映出,此人严重缺乏纵横古今中外和天地经纬的文化修养,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表达出他非常在乎具体事件的拉杂算计和功于小心计,他对自己所处置时代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大局,基本上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他在自己文稿中始终透出了一种对上和对外的个人猥琐人格气质。所以,笔者这样认为:李鸿章担任当时中国的第一首辅,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历史错误,他的“不学无术”,可能就是国家在他的任上之所以迅速转向衰败的重大原因。那么,李鸿章这个“不学无术”之人怎么会爬到如此高位的呢?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和曾国藩、左宗棠等白衣出身的人不一样,他家乃是官宦世家,按照今天的话说,他李鸿章是有政治背景关系的人,他不是那种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逐步走上高位的人。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曾国藩同年进士,后任刑部郎中。由于曾国藩当时名满一时,所以,1845年,落第以后的李鸿章经其父李文安托付,曾拜于曾国藩名下学习,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

   1853年,李鸿章奉朝廷之命追随工部官员回家乡督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但是,他因“好猛、浪战”及其毫无军事指挥作战能力,他在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打过胜仗,六年中一直如同丧家之犬。1859年,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家人推荐下投效曾国藩的湘军,这才开始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介于曾李之间有同年子侄和师生的特殊关系,曾国藩一生中非常注意提携李鸿章,也极力向帝王家推荐李鸿章“可堪大任”,甚至李鸿章1862年组建淮军,也是曾国藩上下打点一手为他所促成。李鸿章的淮军是在曾国藩的湘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大概正是因为曾国藩过分急于栽培李鸿章,让他过早独立担任了淮军主帅,且又给他左右配置了许多很有战争经验的原湘军将领,所以,李鸿章即使后来担纲了淮军主帅,也并非他个人能力的表达;而后来曾国藩一死,再加之左宗棠带走了湘军主力到大西北,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便迅速衰疲了。非常明显,在曾国藩1872年去世之前,李鸿章无论是在军务或者洋务方面,他都一直处于曾氏卵羽之下。就连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在曾国藩去世前两年继任曾国藩之首辅位置,那也是曾国藩临终前上下打点的提携所至。而历史证明,自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便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连连出现重大失误,甚至因为自己治军无方,在甲午战争中基本上葬送了他的淮军大部。由此可见,李鸿章一生并不是个可以独立担纲之人。

   那么,李鸿章投降主义的外交和军事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弄清楚这点,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李鸿章之所以卖国的理论原因,也可以因此而搞清楚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出现一股又一股的“全面西化”的思潮根源所在

  

   三,李鸿章对外投降主义军事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后果

  

   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外交思想,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他僵化继承了他老师曾国藩的一些迂腐外交思想。曾国藩是有名的儒生,但是,曾国藩生前并无太多的外交实践经验,或者说,由于曾国藩一生中主要精力在国内战事和政务中,所以,他对于当时欧洲列强文明文化实质的认识和把握,是很不清楚的。曾国藩有“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的迂腐问题。李鸿章在一次向曾国藩讨教外交方略的时候,曾国藩以儒生的“忠、信、笃、敬”原则教导之,他认为外国人也一定能够被中国儒家的处世原则所感化。曾国藩这种将中国伦理观泛滥到对外政策上的情况,非常的糟糕,这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讨论到中国当时外交情况的那样,他认为,当时中国的一些人总是以道义原则去看待西方对外扩张行为,而一些西方人则是以贱买贵卖的商战原则一再哄弄着坚持这种道义原则的中国人。李鸿章承认,他自己后来的外交方针一直遵循着曾国藩的“四字”原则,这正如他所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仅继承了他老师在外交上的泛中国伦理化的迂腐,而且,他还发展了自己老师的思想,主观认为当时已经开始侵略中国的外国列强本来就是些很忠信的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中国惨痛的近代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固然,我们相信西方文明也有走向自己成熟和趋于爱好和平的一天,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像李鸿章那样,把19世纪已经侵入到中国家园里的外国列强看成为是什么忠信之义士,这说明,李鸿章就是个中国对外政治领域里的“东郭先生”。

   历史事实说明,李鸿章自接任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经济大臣,也就是主持了中国对外军事、经济贸易和外交大政以后,他的“忠欣笃敬”和“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政策,一再被那些贪婪和血腥的欧洲列强所愚弄,中国也因此一步步被半殖民地化;

   2,李鸿章由于过分迷信军事武器而导致了他对中外战争的惧怕及其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前面介绍过,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其实是很失败的,他一生中打过的败仗大大多于他打过的胜仗,他曾经因为与太平军的作战不力,差点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他一生中十分重视甚至是崇拜先进武器,这,大概与他军事失败生涯来至于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有很大关系;而且,淮军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战场上的胜利,也与美国籍流氓华尔组建和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帮助他打仗有关系,这是后来李鸿章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候,总是试图依赖外国去“借师助剿”政策的来源。这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行为心理分析,李鸿章很可能存在着先进武器迷恋症和恐惧症问题,这导致了他人生的后期中非常惧怕外来的先进武器,这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表达。

通过关于李鸿章的各种资料,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李鸿章一生中对军事工业和军事装备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许多奏稿和信函,都是谈怎么样购买大型战船和用先进武器去武装自己淮军的问题。1870年初期,虽然中国南北海防有一些战事,但是,当时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羽毛未丰,即使日本于1874年出兵三千侵略台湾,但也被仅仅有3·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台湾的军民所困,而那时,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地区已经被分裂势力所独立立国,俄罗斯也已经占领了新疆最富饶的伊犁地区。就是在这样有如此清晰的轻重缓急态势的军事情况下,李鸿章居然一意孤行的阻挠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再要求朝廷将并不多的新疆军费全投入到购买北洋军舰上去。李鸿章这种奇特的舍近求远和弃大顾小的心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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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剑宏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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