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进入了数码时代、网络时代，采用与世隔绝的屏蔽的手段，要杜绝西方学者的异己思想或思潮的传入，已经不能完全保证奏效了，但是，利用国内学人的怠惰或无知，对西方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采用半屏蔽手法，还是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可以延迟这些思想的传入，可以让人们对这些思想有个先入为主的、于己有利的理解。所谓半屏蔽的手法，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学术资源，对西方学者及其思想，只介绍能为我所用，投其青睐者所好的不完整的那部分，或割裂、或阉割、或歪曲原著，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隐蔽那部分对自己会带来不利的部分。
20世纪90年代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本土大师们，把汉娜·阿伦特排斥在法西斯研究的先驱者之外，歪曲一个日本学者的本意，借这个日本人之口，把她称为：“反共分子”。当然，10年后的今天再贴这样的标签是要让人发笑的。
同样，90年代起，借助发财的东风，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又译为杜拉克，P.F.Druker）的管理学各种著作的中译本接一连二出了很多，但是，本土管理学大师们不会提到德鲁克最早的两部著作《经济人的终结》和《工业人的未来》是开创极权主义研究的著作。
尽管，鄙人阅读面不很广泛，最近又发现这样一个事例，法国籍的保加利亚出生的文艺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的著作中译本至少已经出版了3种，也有一些研究论文，但是，对此人的著作研究介绍仅仅局限于他80年代的关于符号论、结构主义理论的文艺学的著作，只字不提他90年代之后已经把研究重心转向伦理学的研究，即使有个别人注意到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也是局部摘译一小段法国刊物上刊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文艺理论家对兹维坦·托多罗夫新著批判的只言片语，只字不提兹维坦·托多罗夫90年代至今的大量著述。兹维坦·托多罗夫对极权主义体制中的伦理问题探讨所提出的观点，不是不可以批判，问题是隐蔽他的原著或不把他的著述、学说摆出来就批判，是很离谱的。
30多年前，C.J.弗尔德里希在《政治病理学》就看出：在当今民主社会中，要操纵大众的秘密主义与宣传活动，要停留在一定限度内发挥功能确实越来越困难了。虽然如此，这两个病理依然还是现代社会最重大的病理现象。因为在出版、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这两种病理作为暴力和腐败的一种代用品继续能够发挥其功能，暴力往往通过宣传法规来行使；秘密主义往往通过一种庸俗的游戏来掩护收买者。
鄙人能量有限，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兹维坦·托多罗夫多种著述，希望大家不借助我的二手的转述，去读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原著。为了让诸位了解点滴兹维坦·托多罗夫90年代转向后研究方向，在这里贴出请人节译的、2000出版他的著作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écle中的一隅，即他对罗曼·加里及其作品的评论那一节的开头部分。义工的译文得很粗糙，中途割爱，不能过度侵犯兹维坦·托多罗夫的知识产权，这些都请诸位原谅了。
最后出版的罗曼·加里的小说《风筝》。是以谜一样的叙述来开头，又谜一样的叙述来结尾的。第一页的献词的题目是“记忆”，最后一节——也是加里写的所有的小说的最后一节——这部小说完稿是他自杀的那年：1980年。最后这一节似乎与前头的章节没有关系，它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最后，我再一次提起安德烈·托洛克梅牧师和勒·夏蓬=修尔·里南的名字来结束这个故事。那是因为没有更加好的表达方法。这段文字不是偶然出现在这尾部的。自杀的日子里，他给媒体的信中这么说：“那么，为什么？必定可以在我最后的小说的最后那句话——‘那是因为没有更加好的表达方法’中间找到答案。我自己已经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了。”1那么，他在自己回后的著述——小说——也是他的杰作之一有意留下这样的话，要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意思呢？
通过罗曼·加里的传记的路径来读解这个谜语，肯定对许多读者是有魅力的。1914年出生在俄国的加里，童年时代先后在莫斯科、维利尼斯、华沙度过的，他与对犹太教不很虔诚的犹太人的母亲一起从莫斯科来到法国是1928年。1940年6月，他又在伦敦加入“自由法兰西”，作为空军飞行员，在空中与法西斯作战，因此大战结束时获得法国解放勋章。从1945年到1961年，他既是外交官，又是作家，文学作品获得极大成功。那以后他一直专心从事文学、电影剧本和新闻的写作。1974年他开始以“埃米尔·阿利雅”这个笔名进入了文学的冒险生涯。用加里这个笔名以外的名字出版了4本书，其中一本是他第二次获得龚古尔奖的《如此人生》。这不仅在法国文坛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也反映了他那复杂的经历和波澜壮阔的人生。他曾在5个国家生活过，不仅能用法语写作，还会用英语、俄语以及波兰语写作。发表作品至少用过4个笔名。已经出现几部写他身世的传记并非偶然，人们不仅回顾他在文学上的伟大业绩，也涉及他的创作手法——文体语言的火花、语体的形式和诙谐，还有他的“完整”的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我想从他《风筝》的最后的谜来寻找一个突破口，想他在小说和自传故事中的思想中找到这样的突破口，而不是从他的关于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小册子着手来解剖这个谜语。
可以说35年的作家生涯中，加里的思想没有重大的变化，他的处女作《欧洲的教育》就是因为他所说的不过是“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所以，首战告捷。这部作品先是在1945年年被翻译成英语，而后才在法国出版。这部处女作中有许多惊人的特征。第一，作为1940年至1943年的现役军人写的这部小说，所讲的故事都是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有直接关系的经验，却是真实的故事。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隐藏在维利尼斯郊外的饥寒交迫的波兰游击队员的生活。会使得你想惊奇的是：作者还没有从事写作的日子就积极参加过战斗，但是在作品中既没有把游击队员的精神英雄化，也没有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已经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加里真正的敌人却正是这“善恶二元论”的精神。35年之后，他在《风筝》里这么说：“黑与白，已经太多了，只有灰色才是人类的颜色！”2
完全不是加里不知道《欧洲的教育》中所描绘纳粹那种的残虐，也不是他轻描淡写地处理这种残酷，绞刑、强奸、拷打和残酷行为，这些场面他都描述出来了。但是，他拒绝把德国人说成非人类的，认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并不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比如制造音乐玩具的老奥古斯特、或者那投奔游击队的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仅如此，特别即使德国人中有过非人类行为的人本身，也没有停止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并不背离我们共同的人的本性。他说：“这并不只是德国人的事情，很早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人类周围徘徊，……，非常接近人类，渗透到自己内部，人都变成德国人，……比如，有的变成了波兰的爱国者。”“他们是人类，并没有失去资格。”3如果邪恶只躲藏在纳粹分子中间，事情就容易多了。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加里发现远比这更加难以忍受的事情：由于自己的行为暴露出所有的人性，既是我们的人性，也是纳粹的人性，要战胜这个恶，比战胜纳粹更加困难。赢得战争的一方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者。一边要战胜邪恶，一边看不到实际自身内在的恶。相信这是正义战争，是为了世界和平作战的人，仅仅是陷于一种幻想，只是自欺欺人——加里早就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信仰还存在，人性的变化，不是几年，需要几个世纪的岁月。
但是，加里的小说中登场的人物都不是受到这种启示走上信仰和平至上主义或者价值观相对主义的道路的。在这个时代邪恶，正是由纳粹来体现的，因此千千万万的人都为这最根本的义务去战斗，必须不抱有幻想去战斗。游击队员自身并不是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沾染上战争的恶，他们也会像老奥古斯特那样去杀死那个年轻的德国逃兵——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对敌的胜利只能带来瞬间的解放，人性还是继续这样“走”下去。就像梦见口袋里装有看不见的佳肴，也像不知道疲倦的运输着小树枝的蚂蚁，人类不断地运动——“战斗、祈祷抱有希望和信仰，认为那一定会有结果的啊！”4
这是最初发出的信息，加里一生都忠于这种理念，但是，他很快地把这信息搞明白了。我们可以通过英雄、牺牲者、恶人——所有的道德故事中都存在的这三种主要形象，来考察一下他的思想最后的表达。
必须考察的最初的东西就是战争中加里的确是作为真正的英雄行动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一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他自传体的故事《黎明的约定》勉强可以说谈到了一点自己的经历，即使这点也是被他自己经验的滑稽的、屈辱的事情占去了很多篇幅。这里另外有一个传记性散文中的记叙往事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1976年至1977年间自由勋章办公室要他写一本关于自由勋章获得者的事故，他制作了详细的调查问卷，寄给所有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大约回收到600封问卷，而且进行了采访，也找到了出版社，但是，一年后他自己承认该工作已经失败了，放弃了原先的这个计划：“假设确实有能总结出自由勋章获得者牺牲或战斗规律、经验的方法，但是我却不能发现这样的东西。”——他给出版者的信中这么说。5大概，因为这件工作带来的副产品的思考，最后被收入到《风筝》这部小说中去了（加里为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创作的特别版本）。《风筝》中含有的，《欧洲的教育》也同样，只是关于抵抗运动的一些插曲，而不是战争。而且抵抗运动的活动家们，在文中，还是一次也没有被描绘成超人那样的形象。确实，他们是为了正义作战。他们依然是骄傲自大或残酷的品行，还出现一个德军逃兵，对希特勒进行暗杀失败后，在那里被抵抗运动的活动家们逼得自杀。
加里为什么拒绝塑造英雄？不只是因为他厌恶创作描写自己身边的人的痛苦或死亡的文学作品（他们并不会因为畅销书而损害了英雄形象），更加确切地说，加里心目中把英雄看做与“男子汉”同等的概念——作为同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力量、勇气、自我牺牲、牺牲能力（就是《娇惯》中叙述的偶像：琼·姆兰、皮埃尔·布洛索莱特）。加里不是拒绝尊敬英雄，而是不想忘记勋章的反面。这种等同的价值观孕育出男性优越的思想，而这男性优越思想中正负有最大的恶的责任。加里反对：“将年轻人看做是最后的、牺牲的楷模。因为煽动英雄主义是对付无力者。”反对英雄必须是坚强的。因此他还说：“我最反对强者。”6牺牲他者感到愉悦的那种欲望，几千年来产生出战争、灭绝和迫害。这种男性优越的思想或以现代政治家形象，或通过杰克·伦敦乃至海明威那样的美国小说中体现出来时，虽然毒素有所减轻，但是并没有根本好转。
作为胜利者的英雄要冒特别的危险，即相信自己与邪恶斗争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能丝毫无伤地推出战场，相信自己能成为善的化身。对纳粹的战争取得胜利后，谁都能谴责纳粹的罪行；纳粹分子也开始认识到自己成了邪恶的帮凶。胜利者一方，还处在盲目之中，把邪恶关在“他人”中间，很难见到自身内在的恶。失去了良心的内疚，难以与品性的邪恶进行苦斗了，因此，加里在1946年就的出结论：“战争胜利了，被解放的是战败者，不是胜利者。”根据这个道理，这篇小说《图利普》的主人翁图利普（与就是“郁金香”一词的谐音）——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位隐身于哈姆雷的年轻犹太人决心发起一个叫做“为胜利者祈祷”7的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运动。几年后，另一个人物大卫·卢塞也在《分裂的社会》（1971年）里留下了这样的警句：“值得恐怖的东西是在胜利之中！”在某些读者眼里，《欧洲的教育》是颂扬反法西斯战士的荣光的作品，不能把它与第二篇小说《图利普》混为一谈，《图利普》1946年在文学界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是很让人感到惊奇的。
导致英雄悲剧的原因，是为了与邪恶做斗争，必须使用敌人使用的手段。加里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战争。他决不灰忘记自己不仅毫无顾忌地为了打败抽象的对手获得胜利，而且也决不忘记自己曾杀害了无辜的人们。他在《伪装者》中通过第三者口气来叙述自己，唤起了人们简直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往事：“战争中，他是飞行员，在高空中残杀非参战的平民”。8在他去世的那年写的一篇短小的文章中，还对此做了长长的说明：“1940年至1944年我在德国扔下的炸弹，粗略地算起来，恐怕可以把里克尔、歌德和荷尔德林扼杀在摇篮里。当然，如果必须再这样做的话，我还再次上战争。是希特勒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杀人，但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决不是没有污点的！”9
站在与强者相比的弱者一侧加里（他说过“我作为少数民族来到这个世上”10），对受害的牺牲者产生一种自然的共鸣，但是他拒绝扮演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却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愿意披上受害者的外衣（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可以说是个受害者），所以他要强调说明这种共鸣的情感。
首先，与某种受害者断绝关系，以这种外衣获得比其他受害者更多的优待是与加里没有缘分的。加里是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母亲也曾在教会让他接受了洗礼，可是他决不追求去体会自己身上痛苦的特异性。在《图利普》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派别的影子。图利普很快使得这个运动性质发生了质变。问题在于：图利普要创建一支“全体官兵能够证明自己血管里没有一滴雅利安人的血”的现代军队，“马上对来自非洲大地的黑人孩子们移民无条件地开放“，这样可以防止“通过逐渐的同化破坏纯粹的黑色人种的新阴谋”。
种族主义并不是所有群体都能沾边的特性。在《图利普》其他篇幅中，我们可以读到某些美国报纸单等的文章标题：“日本人可以算人吗？”接着还有：“亨利·杜鲁门宣布种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被根绝了”接着又有：“因为恐怖主义，种族主义骚乱，数人死亡”塞特·罗易斯这个少女写的信，读了也让人痛心。这位少女不能与他的情人比利·拉比诺维奇结婚：“他要和我结婚，但是他的父母不同意，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黑色的血。我是良家女子，我的哥哥在太平洋上被黄色的狗咬死的。而且我们也是为了巩固种族歧视而参加这场战争的。”1420年后，加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开始在梦中见到盖世太保、黑人开始梦见3k党，依然是一个悲剧。……”15在某次谈话中，他还说：“我对这种事情感到很不高兴。犹太人、黑人并不是能得到不被德国人或纳粹危害就很充分了”。16
在加里第二篇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第一篇是《黎明的约定》）《白狗》中就详细地描述了这样的主题：作为曾是白人的受害者的黑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性急地模仿白人扮演攻击者的角色。这个故事起象征手法作用和构成故事框架的都是采用讲故事者的旁白叙述展开的。讲故事的人拣到一条迷路的丧家之犬，发现这条狗受过对黑人发起攻击的训练。失望的他把这条狗送到狗的饲养场去。饲养场的管理员是个黑人，想对这条狗重新进行训练，故事的结尾，这条狗变得只扑咬白人了。这篇小说影射和分析了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害前后高度紧张的美国种族关系。即白人的种族主义和黑人的种族主义，一次暴力和二次暴力问题。二次暴力至少作为自由的手段能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一次暴力一点也得不到赞同。
在从欧洲人或美国人殖民地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这种状况也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