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世界非常广大，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与历史的变革紧密互动，但它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墙。打破这堵墙的亚洲周刊，是华人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亚洲周刊是华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份跨区的华文刊物。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两个问题就被含蓄地突显出来了：一是，什么是华文世界。一是，华文世界其他的刊物为什么不跨区？不跨区，又代表了什么？
当我在为今晚的小小演讲作功课时，我问自己：身为一个父母来自中国大陆但是自己生长在台湾的知识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华文世界”这个概念的？
台湾被海环绕，但是海，对于长期被“戒严”的台湾人而言，并不意味著万商云集、海阔天空，反而意味著封锁和孤立，在自我意识中，台湾和香港，台湾和大陆，大海如天堑，都是隔绝的，可能还不如台湾和美国来得近。对于香港人，可能伦敦也比大陆或台北较近。
一九七五年到美国留学，看见了唐人街，是第一次认识到，和自己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的人，却竟然可以不同国。看见唐人街上走著的人，觉得熟悉又亲切，可是仰头看看广场和牌楼，又觉得非常陌生，因为那种风格，不是台湾的，却又说不出它是什么。一直到三十年后我真正认识了香港，才发现那个风格的出处。
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九零年代初，才认识到，你不能称他们为“华侨”或“侨胞”，因为他们是别国的公民。当时很惊讶，于是开始思索：是啊，你想，法国人会称魁北克人为“法侨”吗？德国人会称瑞士人为“德侨”吗？这个“发现”，当时很震惊，因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省思。震惊之余开始审视：那么我所接受而从未怀疑的视角，是个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由北向南、由上往下俯视的角度，从而得出一个观察：“胞”这个词，有时候用来称呼彼此，通常也暗示“有难”。譬如爱国青年在上海街头为难民募款时大喊，“同胞们”，或者领导人说，“全国军民同胞们”。有时候，“胞”却是拿来称呼别人的，而凡是冠人以“胞”的，都有一个“俯视”的角度。台湾人称原住民为“山胞”，大陆人称台湾人为“台胞”、香港人为“港胞”、澳门人为“澳胞”，大陆人和台湾人合起来称东南亚华人为“侨胞”，都有一种从中心看边陲的礼貌。中华民国人长期称大陆人为“大陆同胞”，是因为仍旧抱持著「中央”的心态在面对需要被“拯救”的“沦陷”的大陆。
现在情况改变了，“大陆同胞”这个语汇也消失了。生活过得去的，称那过不去的人为“难胞”，伸出救援的手。那被人家“匿称”为“胞”的，除非落难需要拯救，否则心中有所不安，恐怕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谁都不愿被人俯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给的震撼教育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地理和历史认知上的盲点。我一点一点累积自己对东南亚华人的认识。零六年在砂劳越，到了诗巫，发现诗巫大多是福州人，而且基督徒多，我很惊讶。做了一点功课，发现，那开天辟地的人叫黄乃裳，黄乃裳是什么人？
黄乃裳(一八四九—一九二四)是福建省闽清县人，十八岁就信教，虔诚传道之余，也关切新政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国外，黄氏也去国南游，认识了砂劳越王布鲁克（Rafah Brooke），后者邀请他到诗巫（Sibu）垦荒。黄乃裳沿拉让江勘查之后，认为可行，于是回乡招募大批福建美以美会信徒，总共一千一百十八名男丁加上数百家属，飘洋过海，到砂劳越开荒垦地，建立家园，建立教会与学校。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就成为当地最大的教派。
我也明白了当时的“垦约”条件。
根据合约，砂劳越政府须给予垦民贷款（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十元）以及负担部分船费（每名五元），垦民到达后，政府准在拉让江两岸的新珠山、黄师来等地给予耕地（每一成人三亩，二十年内免税），二十年期满后，由政府发给地契，每亩一年完税一角，将来政府如需用移民耕地，须出相当价值收回，以偿移民损失。
我还发现，黄乃裳和连横（连战的祖父）是好朋友。一九零五年，连横来到厦门，和黄乃裳一起创办《福建日日新闻》。连横任主笔。
我更惊奇的是，黄乃裳和中国近代史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五年在北京“公车上书”的举人之一，他在福州创办福州第一份报纸《福报》，鼓吹新观念。一***八年，参与康梁的百日维新，事败后第二年，到新加坡，任《星报》主笔。一九零零年，到了拉让江畔，成立“新福州开垦公司”，十邑移民分三批到达，总共一千六百人。一九零四年，他触怒了砂劳越政府，被驱逐出境，经过新加坡，认识了孙中山；回到福建，在厦门和连横共创《福建日日新闻》。零六年回到新加坡，加入同盟会。零七年发起潮州黄冈起义。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所邂逅初识的诗巫，竟有这样一段鲜活立体的近代史，有这样精彩的开拓人物。一九零零年一千六百个福州移民初抵蛮荒，黄乃裳是跟著第二批移民，大约五百多人，一起抵达诗巫的。拉让江岸上有百人迎接，五百人一上岸，踩到土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历史，多么有震撼力的景象，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史，也不过如此吧？为什么知道的人那么少？为什么没人把它写成小说？为什么没人把它拍成电影？为什么它不在我们的小学历史课本里？
事实上，这些壮丽的历史，非但东马砂劳越的华人本身不见得都知道，西马的人也不见得知道。更别提境外的新加坡、或香港、台湾、大陆了。我慢慢地发现华人世界里区与区的隔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报纸是彼此不过边界的。香港人一般不会在报摊上买台湾的报纸，台湾人不会看香港的报纸。大陆人，很多人以为“港澳”是一个地名、一个地点。
一位知名的上海学者，当我告诉他香港和台湾之间彼此的陌生和隔绝，他大吃一惊，因为，在大陆，“港台”是一个概念、一件事。也就是说，大陆对港、澳、台，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没有任何境外的华文媒体进得去大陆，大陆的刊物，出来得也稀少，即使出得来，看的人寥寥可数。
这种划地为限，在欧洲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巴黎、柏林、伦敦、罗马的街头报摊，绝对买得到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报纸；在同一个德文世界里，苏黎世、维也纳、柏林分属三国，但是三国的报章杂志是相互流通的，读者重叠，作者跨国，文化界、知识界不被国界划分。相较之下，你说华文世界非常广大，是的，它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华文世界其实也没那么广大，因为它是四分五裂、互为沟壑的，在区与区之间、国与国之间，隔著巨大的墙。
作为卖字维生的作者，货物不流通是有优点的，一篇文章在隔离的各区各国刊登，可以一稿多投，一文多金。
但是我多么向往一个没有墙的华文世界。走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的大街上，可以在花花绿绿的报摊上随意买到当天的任何一个华人城市的报纸。北京的读者细读台北的社论，台北的作家写稿给上海的杂志，香港的评论家在辩论马来西亚的问题，新加坡的编辑在向吉隆坡的专栏作家约稿。
可以确定的是，华文世界在文化上要真正的生机充沛、创意奔放，在思想的深刻上要真正的扎根，从而提升华文世界在全球文明上的份量，也就是说，让华文世界不仅只是自得于“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而是在文化和文明上累积出足够的能量，对世界人类的总文明有所贡献，那只有在区与区、国与国之间有大量思想交流和撞击之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周刊二十年前的创立，是有远见的；它能屹立二十年，更是一件令人珍惜的事，是华人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原编者按：这是龙应台教授在亚洲周刊二十周年庆祝晚宴上的演讲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