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政学系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6 次 更新时间:2007-12-16 2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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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 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经验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 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产派、西山派、汪胡派,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 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无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附蒋氏以取富贵之外;别处是投奔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定他们的荣辱。 只有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

   数数这四重资格,则政学系诸公不禁捋须微笑,有舍我其谁之概了。

   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华,恐怕在国民党左右派中鲜有其匹。论经验,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 的经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命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 不够资格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干呢?再从政学系的观点来看,这时只有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当时革命空气之 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动派’代名词;纵使‘反动’的西山派得志,‘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国民党之下除依附蒋氏一人之外,‘政 学系’诸公断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过政学系在当时究竟是革命党人一致公认‘反动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公开‘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 最初只能替政学系巨擘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早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本人的军事教育事实上尚未达到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 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汗马功劳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 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经验和训练皆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军人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渊源, 而当时又名不见经传,别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随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浓,张氏在总司令 部内的重量亦随之增加。从此便做了蒋与政学系之间的第一剂二氧化锰。

  

   (七)

  

   当民国十五年底蒋氏与徐谦(季龙)因迁都问题快要闹翻之时,蒋之唯一顾虑便是武汉方面的经济‘杯葛’。对蒋氏来说,前有大敌,后无粮草,内有反侧,必然是 死路一条。就在这生死关头,政学系在新的政盘上,便赌下了第一注,使蒋氏能丢掉武汉那几架赢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机而自立,而游刃有余。接着那自称与政学 系无关而被政学系奉为神明的黄郛(膺白)被礼聘南来。(膺白非政学系的成员,因渠未尝入国会,而政学系则原为国会内的政团。)膺白在微时原与蒋总司令(原 名志清)有金兰之雅。嗣黄氏北上直步青云,两任总长,最后竟贵为临时宰相,作摄理内阁总理;而蒋则因为交易所倒帐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无实权的上校参谋。 孰知两年之内乾坤倒转,膺白却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宾。

   膺白最初应聘抵赣时,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几次讲演,真是阖座倾服。黄是位风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其名字是时常与黄克强、宋渔夫并 列的。嗣后周游列国,贵为宰辅,文名又藉盛一时,交游又是蔡孑民、梁启超一流的名士,以这种人屈尊来向南昌总司令部内一批乳臭未干,平时只知喊喊口号,放 放排枪的‘同志’来两篇讲演,那自然难怪顽石点头了。以黄膺白这样有过全国政局经验的人,此时向阿第总司令来借箸一筹,自然使这位新贵人茅塞顿开,而觉其 左右都黯然无光了。就是这样,政学系便在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个屹立不动的桥头堡了。

   不过黄膺白还有几分才子的傲骨,对阿弟看不顺眼时还要拿出作‘王者师’的派头教训几句。加以黄氏还有几分书生气,在政治上也曾过过瘾,对党团政治亦不太热 衷,因而他不愿加入国民党,以故终黄之世,他终始只以‘客卿’身分参政,不算正式介入。至于由黄的推毂而投入国民党做官的杨畅卿的作风便完全不一样了。如 果膺白算是国民党主人的‘客’;畅卿就要算‘奴’了。

  

   (八)

  

   畅卿作蒋氏的幕外之宾似早在民国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蒋的谋主则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军统一全国之后。这时蒋主席正苦于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尾大不掉,和 东北张学良归顺的有名无实,在他亲信之间无策可献之时,畅卿因缘于黄膺白与王正廷和蒋的关系,乃献上一策。据说此策颇受蒋的重视,而这一条陈则只有短短的 十二个字曰,‘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者便是在几个非嫡系的集团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为一个有系统的‘藩镇’,然后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统一。根据此一原则,因而有民国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销‘政治分会’和召开‘编遣会议’的新方案。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不但中央系统的税收要完全收归中央直辖,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与民争利’。夫如此,则大一统帝国始可重视于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权’与‘分权’论战之中得不到解决,‘编遣会议’又无形流产之时,畅卿的条陈便更形具体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来,其关键不在 ‘处士横议’,而在‘藩镇跋扈’。对症下药,畅卿因而写一篇传诵一时,而却能不朽的‘削藩论’来。这篇‘削藩论’的主旨便是:‘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 以政治方法解决第三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第四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这是一条极为毒辣的‘妙计’,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试看第二集团冯玉祥原是好强人所难的怪物。御下之严,甚于张飞。但是他部下的韩复矩、石友三,在本质都是极易腐化的军阀。他们恨不得早日脱离冯氏,大家好 过一个军阀讨小老婆、抽大烟的舒服生活。加以冯氏的军多粮少,地盘荒僻,中央如以经济方法限制其发展,到适当时机再以几颗银弹打向冯氏的几个军阀部下,便 可把老冯瓦解,斯之谓经济解决。

   阎锡山是个标准山西票号商人,章太炎所谓‘劣绅’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盘,却没有‘一掷百万’的魄力,在国内以政治方法孤立阎老西,甚或设计使其与冯、张争利而火拚,实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团的李、白,兵精将勇,剽悍善战。他们所将的都是广西山洞里带出的‘子弟兵’,收买、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们人数有限,加以李、白皆为将有余,为相 不足。搞全国政治的眼光和气魄都不能和他们的军事天才相配合。他们对讲广西话的人虽然抱得如铁桶般的紧,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连鲁 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们的心理来蛮干──‘包围而歼灭之’,是谓之军事解决!

   至于以外交方式对付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尚拥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问鼎,虽嫌不足,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可小视;如果他取得红、白两 造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对付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查抄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 东北具有领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妥协;苏联可就难说了。万一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未定的小张一旦思想前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 死后,得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转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流亡无归的中共人员如刘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 安枕,则东北自然就范了。

   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 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 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 ’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 ’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 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 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 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疮,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 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 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 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 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 为‘经济基疮。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 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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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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