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9 次 更新时间:2007-12-14 08: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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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关键词:蒙文通、史学方法、论世知人、思想史、学术史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史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普通话”,其余各专门史则有些像各地的“方言”,要保全自身也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近年的趋向则相反,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入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在近年中国大陆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思想史是其中之一。1 而思想史应当怎样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2 多数人似乎希望思想史的研究更开放而非更封闭,蒙文通先生对此亦早有论述和实践。

  蒙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所谓通识,涵盖今人所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由纵的一面言,蒙先生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而史学“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更要能“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总之,“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然后可以做到“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3

  在横的方面,蒙先生的名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他一向以为,中国历代“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故唐代古文运动之兴起,也因为“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4 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思想学术是相通的。这里所谓相通,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也包括其间的对立、冲突和竞争。

  或者可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二语,形象地代表了蒙先生提倡的前后左右治史方法。5 近人欧阳竟无曾说,他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遇沈曾植,指点其“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氏归而觅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先生尝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6 这样的读书方法其实也就是蒙先生治史的一个主要特点,不过其探讨史事的“前后左右”往往远更宽广。

  中国治学传统本推重广博,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虽有排斥“异学”的倾向,似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崇尚淹博的学风。王安石便注意到,蜀人扬雄虽曾表示“不好非圣人之书”,其实他对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尤其传世之经书不全,若仅“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氏自己也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7

  胡适在引用王安石的主张后进而提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举《墨子》为例说,“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故“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胡适以为,读书“不可不博”,即“什么书都要读”,这样才能“加添参考的材料”,知识广博而后“读书时容易得‘暗示’”,可触类旁通。8

  类似观念在民初学界并不少见,王国维便曾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9 顾颉刚也指出,“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他种学问不能进步到相当程度,一种学问必不会有独特的发展。同样,一种学问里面的许多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项问题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项问题也决不会研究得圆满”。譬如孟姜女一类传说的故事,各处皆有,若进行广泛搜集,并将各种故事同时整理研究,则可生互助互补之效,“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10

  不过,这些关于博览的论述多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而沈曾植关于“俱舍宗”和“俱舍学”的区分,却不仅意味着广读他书而已,更隐约提示着一个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11 蒙先生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对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有着相当切要的论述。他明确提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老子、孔子之学何以在汉代战胜百家之学”,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12

  韦伯(Max Weber)在其所著《古犹太教》中一开始就说,他无意“展示什么‘新’事实和‘新’见解”,与既往的同主题研究相比,该书“若有什么是新的,那就是社会学的提问,并且在此提问下处理事情”。13 这部分体现了一种谦逊的态度,但也明确指出,该书的新意正落实在提问层面之上。在中国上古史这样的领域,当基本史料是个常数时,史家提出的问题不同,他实际可能“看到”的史料就不必同,其所使用的材料亦然。从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看问题,是蒙先生治史取向的特点之一,下面试申论之。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

    

  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渊源甚早,孟子已提出“论世知人”的方法,他说:“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古人到可以成为朋友的程度,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更要“知其人”,而“知人”的方式就是“论其世”。推广言之,“论世”不仅可以知人,也可知书、知事。

    

  1、历时性和共时性

    

  傅斯年就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人与事和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即使是所谓同一学派亦然。他认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所以,如果他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就要“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14 在钱穆的印象中,北伐后的北大历史系由傅斯年暗中操控,因他“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故该系所定课程也以断代史为优先。15

  类似的观念在20世纪史学界似相对普遍,法国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就曾引用“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的阿拉伯谚语,来强调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那段时间来了解。16 傅柯(Michel Foucault)也认为,包括历史叙事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应诉诸于渺不可及的起源之陈述,而是在其发生之时如其发生之状来进行探讨”。17

  这样的取向好像更多提示着共时性的一面,而史学区分于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历时性。陈啸江在区分历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变迁时说,“历史学所着眼的,乃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而社会学则以现社会发生的现象为其中心,过去的研究,最多亦不过供其为研究现代之参考而已”。18

  史学的时间性确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惟“历时性”和“共时性”在语言学里常常是对立的,在史学中却可以是也应该是相互配合的。晚清官方的新史学对此已有认识,1904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就注意到“通鉴学”和“正史学”的分别,认为两者“纵横各异。正史学精熟一朝之事,而于古今不能贯串;通鉴学贯通古今之大势,而于一朝之事实典章不能精详”。但“若不立正史学一门,则正史无人考究,于讲通史者亦有妨碍,故正史学与通鉴学亦有相资补助之处”。19

  蒙先生即认为治史“必须搞通史”,盖“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但他也指出,同时又必须对某一段断代史下“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20 另一方面,侧重于研究“一段”历史的严耕望也强调专精与博通并重,以为治断代史者应“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因为“断代研究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21

  论世知人取向最重视立说者所处的时势和环境,实兼顾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若借用佛家的术语,这里的“缘”是与“因”是相关联而伴生的。如陶孟和所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所以要明白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是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的。然而这个时势环境,也并不是天造地设,乃是人类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经果。一时代的时势环境制度等等,都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了解了那时代的状况,才可以真明白那历史上的人物,才可以评较那些人物的言行”。22

  且“论世知人”本是双向的,不仅“论世”可以知人,“知人”也有助于“论世”,两者本相辅相成。蒙先生特别提出,“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要通过“突出某些人物”来“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如讲晚清今文学,就“应从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逄禄、宋翔凤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则,龚[自珍]、魏[源]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23

  更重要的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并非架空立说,仍要落实在“突出某些人物”之上。蒙先生论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的变化说,那时已“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这一风气“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不会显得突然”。

  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是重人,正史被称为纪传体,学史则有学案体;24 在人物基础上重建“学脉渊源”和时代风尚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与某些专论结构、功能却对“人”本身视而不见的社会科学取向颇不相同。而明代士人“反对宋人传统”的风气从文学漫衍到经学、理学等领域的走向再次凸显了蒙先生关于“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论断。既然“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则对任何特定文化现象就“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考察”,并及“其它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25

  蒙先生认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故“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只有“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26 故具体史料受其时空社会环境的“制约”是多重的,不“结合”其所出之时代、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进行分析,固不足以认识之;若不“排除”同类因素“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同样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

  本来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学术观念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对立、冲突和竞争的一面,两者从不同侧面共同体现着事物的“相通”之处。蒙先生曾说:“先秦诸子号称百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各家都起自战国时期,在长期并存的岁月里,彼此之间不断的斗争、辨难,及至战国晚期,各家在长期的斗争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都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27 这是一个重要的睿见,通常讲到思想斗争,多强调其对立的面相,而辩难冲突过程中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并且因斗争的结果而“改变其原始的面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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