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3 次 更新时间:2007-12-06 09: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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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德里达虽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影响却大于哲学界。尽管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间的差异多于相同,但至少德里达在下面几方面与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真理的相对性和实践性,这一点尤其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东欧发生剧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之后,原先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暂时受挫感到失望,而德里达则和詹姆逊一样,仍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因为它已经崩裂成碎片,渗透进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若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视角来考察德里达的学术思想,应该承认,德里达的思想更多地被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所接纳。随着德里达的去世,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曰"后理论时代"。解构大潮虽然早已衰退,但解构的一些主要原则已经渗透进人文科学的各相关领域,成为一种经典的批评原则和研究方法。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既相互抵牾同时又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德里达的专著《马克思的幽灵》,在这本书中,德里达试图在传统和当代的以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之间发现一些共通的东西。在德里达本人的认可和直接参与下,解构理论在美国批评界一度发展演变为上世纪70、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批评流派,一批解构批评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及后殖民批评家卓有成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揉为一体,在批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幽灵 德里达 解构理论 解构批评

  

  诚然,全面深入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也许需要专门撰文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它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从这两种既在某些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又在更多方面截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中抽象出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本文打算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视角来比较研究这两种理论思想体系。也许人们会认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作为解构主义的鼻祖,其被人认定为"虚无主义"的解构理论天然就与马克思主义的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革命目标的理论格格不入。确实,解构主义一经问世,就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强调历史观念的当代理论家的激烈批评,其中伊格尔顿的批评最为激烈。后来,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在不断地与各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论战中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应该说,詹姆逊越是与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论战,就越是能够在这些相互对峙的理论中找到一些共通的东西。德里达也是这样,尤其进入晚年之后,他在不少问题上的思考已经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能够提出自己对当代形势的独特看法。确实,德里达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在批评实践中的独到洞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而且即使在当今这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他的理论也仍将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当代东西方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批评理论本身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打算从下面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的既相抵牾同时又有共通之处的复杂关系。

  

  接近和探索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在各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占据中心地位,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解构理论以及福柯的史学理论进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才使得这场原先仅限于北美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理论争鸣进入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层次,并在当代人文思想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后哲学思潮,对传统的哲学无疑是一个冲击,它在客观上加速了传统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由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更为接近文学批评的风格,因而它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哲学界的影响。解构一旦进入文学理论界,就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应和批评。在《文学理论导论》中,特里·伊格尔顿将包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内的所有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思潮统统纳入"后结构主义"的大旗下来考察,并将其与1968年5月风暴的夭折相关联。他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挥霍、狂欢与灾难,也即1968年,的混合一体的产物。后结构主义既然不能打碎国家权力的结构,因此便发现有可能颠覆语言的结构。"1 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对同样发生在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态度:以拜伦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始终支持法国大革命,甚至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对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心也没有全然泯灭;而思想保守的华玆华斯则不然,当法国大革命处于高涨期时,这位充满浪漫激情的青年诗人以满腔的热情不远千里远涉英吉利海峡来到革命的中心,给予法国大革命以由衷的支持。但曾几何时,当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杀戮无辜、血腥场面以及革命受挫等情景时,华玆华斯不禁倍感失望。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来到孩提时代的崇山峻岭,试图通过与大自然的认同和沟通来达到心灵的解脱。毫无疑问,华玆华斯等被冠以"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左翼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激烈批评。显然,在这里,伊格尔顿将德里达等人对语言结构的消解也比作是一种政治上的逃脱,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中肯的。

  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就在五月风暴受挫之际,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崇尚毛泽东思想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纷纷退出了共产主义和左派阵营,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后结构主义者。但应该承认的是,德里达在本质上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或者按照美国学者文森特·雷奇 (Vincent Leitch) 的说法,他是一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曾经预示,当代的全球化,包括市场经济学、技术、传媒、美国的霸权以及欧洲的统一等,将以多种方式改变世界,这些方式或好或坏地使得民主民族-国家的主权变得调和折衷了。"2 当然,德里达对上述种种现象始终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批判越是犀利和深刻。他对一切既定的体制和权威都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相通的地方。在德里达崛起的年代,正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股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受挫的时候,他那时刚刚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仍沉溺于无端的"能指"与"所指"的文字游戏。因此什么人类的关怀、真理的追求和终极价值标准等,统统不为解构主义者所关心。因此将解构主义在当时的话语实践描绘为一种"虚无主义"的游戏也不为过分。但这只是反映了早期的德里达及其理论的幼稚和不成熟,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他的整个学术和批评生涯的全貌。过去的解构主义批评者们往往只看到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一面,并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实际上,这种相通之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随着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愈益频繁,这种相通之处就越是明显地体现出来。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989年东欧发生的巨变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对德里达等有着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触动。这种巨变并没有像当年的五月风暴一样促使他们的思想向"右"转,倒是促使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向"左"转了。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直率地承认的,"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的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3 凯尔纳的这番话确实反映了德里达等已经成熟了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考。正是在那些反思的日子里,德里达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断地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后来的实践者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还有生命力吗?经过这样的追问,他们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它之所以在当代失去以往的魅力,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出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包括詹姆逊在内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少接触,并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受到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同时,德里达也试图继续解构的尝试,并将其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性阐释。他从解构的立场出发,从不认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们所认定的那样,只有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也反对那种"总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体系,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今时代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仍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任何静止的观点和无所不为的做法都只能加速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这无疑是始于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相对论看法:事物总是在发展的,真理是相对的,一旦对一种现象的解释成了终极的真理,事物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甚至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始终认为:任何真理首先都是相对的,只有无数相对真理之和才能成为绝对真理。因此我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不陷入教条和本本的泥淖,他始终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理解,并结合当代的现实作出自己的创造性阐释。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著述和演讲中见出。

  

  认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

  

  1993年,德里达出版了专著《马克思的幽灵》,从而开启了他的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他在这部专著中讨论了这样一种现象: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衰落之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有如一个幽灵一般四处飘荡。但令人玩味的是,这个"幽灵"不只是单数,而是以复数形式表示的"幽灵们",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则都是这样一些漂泊的"幽灵"。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不管赞成与否,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总体上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在当今时代依然存在,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无法摆脱这种影响。这些幽灵们在飘泊的过程中依然不时地向中心寻找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经典著作则正是他们必须与之认同的"始源"和中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德里达并不像有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样,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只言片语而大做文章,也不满足于阅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他认为必须从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做起。他在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之后,终于从对马克思的原著的仔细阅读中找到了部分答案。他认为,"不去阅读并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当然也包括另一些人--而且要进行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个错误。而且这将越来越显示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责任方面的失误。即使当教条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教义之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来为逃脱这种责任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他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都应该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4在这里,英文中的"精神"(spirit)一词也具有幽灵的意思。显然,德里达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包括解构在内的各种当代理论思潮都和马克思主义有些干系,因而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这一点上也和詹姆逊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巨变中的暂时失利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更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趋于消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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