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8 次 更新时间:2007-12-03 0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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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  

  

  摘要: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关键词:诉苦;土地改革;民众动员;权力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幸或烦恼的人,会有一种向他人倾诉的愿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苦”。但是曾几何时,诉苦并非在私领域单独发生的个体行为,而是在革命政党的宣传和组织下,由千百万贫苦农民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仪式化政治行为。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其用法远不如今天这么宽泛,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注: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1952年,第331页。)这种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的特定“诉说”行为,有效地激发起广大农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使之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与乡村治理轨道。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土地改革运动已在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早期研究成果多为通论性著作,侧重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以及在各地实施的总体情形,而较少关注基层的微观土改实践。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者的介入,土地改革研究开始从国家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实践层面,涉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民众动员、行为机制、集体记忆等诸多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性认知。(注: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等,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基于一项口述史研究计划而形成的多篇博士、硕士论文,如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论文,1999年);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论文,1997年);李放春:《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土改的大众记忆》(硕士论文,2000年);任道远:《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从农民行动的角度看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硕士论文,2002年)等。)其中有三篇论文对“诉苦”做了专门探讨,皆以单个村庄为考察对象,以口述调查为资料来源,颇具社会学理论色彩。(注:程秀英的《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大学,1999年)分析了诉苦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重要作用,认为诉苦使农民在自己切身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形成了抽象的阶级观念,使之具备了成为新政权成员的基本能力。郭金华的《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硕士论文,北京大学,2001年)强调诉苦帮助农民获得辨识公共场合和进行公共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掩盖了农民参与土改的程度性差异,使土改运动得以实现。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考察了诉苦对于重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与之相比,本文主要将诉苦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试图在大量搜集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山东、河北等省份为中心,对诉苦过程中采用的种种策略和技巧进行细致的历史学考察,藉以从微观视角揭示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需要说明的是,诉苦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政治行为并取得巨大成效,无疑是建立在广大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生活艰难困苦这一客观现实之上的。事实上,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成,总是普通民众需要与革命精英动员交互作用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一原因所能促成。就诉苦本身而言,其意义亦决不仅限于民众动员之一端,其内涵更非“技术”或“策略”所能一语道尽。惟考虑到现有研究成果中宏观论述较多而微观描述不足、政策梳理较多而策略(技术)分析不足,本文乃不避矫枉过正之嫌,专从“技术”角度对土改中的诉苦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民众动员技术的诉苦

  

  对于将农民作为自己统治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注:关于战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基础,参见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第一章。)民众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艾森斯塔得指出,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很少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注: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农民对革命和政治缺乏热情,只有共产党的动员才能将其激发出来。苏联学者杰柳辛等人认为,中国农民“没有成为能够全面认识、提出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是共产党。”(注:梅利克谢托夫:《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比昂科则断言,“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注:比昂科:《农民运动》,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9页。)

  在土改运动中,诉苦正是帮助中共实现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共产党试图确立的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共产党发动土改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来自高层领导人对乡村阶级结构和土地分配状况的权威性估计,即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70-80%,92%的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只拥有20-30%的土地。(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47页。)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借助统计数据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中国乡村的土地集中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而是自耕农(即党的阶级分类体系中所称的“中农”)占据了大多数的人口和土地。(注:参见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乌廷玉等:《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苑书义等:《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笔者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估计,土改前夕华北的土地占有状况大致是2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50%左右的土地(参见李里峰:《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安徽史学》即刊)。)相应地,华北乡村的主要剥削方式不是地租剥削,而是捐税剥削;主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注:马若孟:《土地制度》,《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92-308页。)加上传统乡村固有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民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例如获鹿县农民“种地主的地,生活不十分苦,因此斗地主不积极,但对汉奸恶霸仇恨很深”。(注:《获鹿县委土改初步总结》(1948/04/12),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520-1-597-3.(以下简称“河北档案”))桓台县后七里庄土改时,工作队员命令农会主任宗恒度领导斗争,宗无奈之下买礼物请他人出面斗争,并到地主家去道歉说,“不是俺要斗你,是八路逼着要斗的。”有的贫农分到土地后苦恼不已,称“八路没来我也没饿死,现在硬分给地”,觉得备受折磨。(注:《桓台县索镇区六个村初步调查材料》(1948/07),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6-01-0037-001.(以下简称“山东档案”))即东县西演堤村因较大的地主都住在城里,只能斗争村里的“二吊绊子”,结果“群众对他不仇恨,发言不积极,连敌人进攻时被杀的村农会长家都没说话,被斗地主也不说话,群众都想回家吃饭就算了”。东演堤村处决一名地主,引起了许多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认为“不如留着罚劳役好”。(注:《即东县南渠乡(收复区)结束土改检查报告》(1951/03/01),山东档案,A001-02-0070-004.)

  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动员的结果,所以土改领导者们往往发现,发动农民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须借助诉苦、算帐等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目标。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激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注:冀中区党委:《第十一队第三组土地改革整组材料汇集》(1947/03/31),河北档案,3-1-102-3.关于诉苦的民众动员功能,土改文件中大量层层递进式的表述,说得非常清楚。如:“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唐县县委:《两个村诉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经验》,河北档案,520-1-274-2)等。群众斗争从温和走向激烈,往往也以诉苦为转折点,例如垣曲三区查减运动中,对斗争对象“过去只是上板凳戴高帽等,自诉苦复仇后,多动手以打解决”(《垣曲三区的群运工作》,河北档案,27-1-7-2)。)曾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土改的美国人韩丁,对张庄第一次诉苦会的场景做了生动的描述:诉苦会因无人发言而陷入僵局时,新上任的副村长打了被斗的地主村长一巴掌,“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有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6-127页。)面对面的斗争使农民们感到陌生和恐惧,但它正是构成群众运动的基本要素,只有当广大农民从观众转变成演员时,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起来。组织农民诉苦,即是促使他们参加面对面斗争、“对地主撕破脸”的必要手段,(注:《中共怀县县委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结论》(1946/08/24),河北档案,224-1-17-4.另一份文件指出,至于搜集斗争对象的材料、准备控诉的理由,“那只是它的副作用,不能轻重倒置”[参见冀晋区党委:《平山灵寿八个村土地改革检查报告(草案)》(1947/05/04),河北档案,108-1-16-2]。)是引发“群众翻身运动的导火线”(注:《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10/23),《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98页。)。在面对面的诉苦斗争中,“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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