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

——以鲁迅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5 次 更新时间:2007-11-30 09: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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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按我的讲课惯例,还是先谈谈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话题,要选这样的研究课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以鲁迅为中心”这个讲题本身包含了好几层意思,也就有好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是讲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看法。这其实是我近几年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鲁迅的有关论述编成一本书,题目都想好了,正题是“论睁了眼看”,副题是“鲁迅视域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和研究生、大学生一起来研读,讨论,相互辩驳。目的是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研究中,引入鲁迅的视角,给学生以另一种眼光,另一种参照。这自然是有感而发。这些年有一个舆论,就是把鲁迅判定为“断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罪人”,似乎鲁迅对传统文化是骂倒一切,全盘否定,今天也要将鲁迅的看法来个全盘否定,骂倒了鲁迅,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畅行无阻地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对这样的骂论是不必认真对待的,因为据我从旁观察,骂者并没有认真读鲁迅原著。也许他们也不想弄懂鲁迅的原意,有的人不过是赶时髦罢了。我唯一担心的是,这样的舆论对年轻人的误导,使他们不去接触、也就无法了解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从而失去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方法,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遗憾。在我看来,鲁迅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异端,异类,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同于一般人,常常对公认的常规、常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同时,他又质疑自己的观点,挑战自身,这样的内外的双向的质疑、挑战,就使他对问题的看法充分地复杂化,他的表达也就自然十分地缠绕。正是这样的具有挑战性、复杂性与缠绕性的看法,最能促使、逼迫我们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鲁迅本也无意要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甚至害怕盲目地跟随,因为他自己还在怀疑和探索。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所以我在前面说,读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进行辩驳的:与鲁迅进行辩论,更与自己进行辩论,辩论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总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这正是我们,特别是年轻人,不仅是做人,而且是做学问时所最需要的。鲁迅有一点自信,他多次说,如果他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这是他准备了多年的写作计划,那么,他一定能说出些别人说不出的意见。这样的“别人说不出的意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远比现代文学研究更为成熟的学科,别人的意见,古人、前人、大家、名人……的意见,不可动摇的定论,不容置疑的公意,不许越雷池一步,所谓约定俗成的共见,也就特别多。在我看来,正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特别需要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鲁迅提供的“别人说不出来的意见”的意义与价值正在这里:他的独特的犀利的见解不仅会打开思路,另辟新的研究空间,而且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不是代替,更不是压抑,而是开启你的学术想像力与创造力。这也就是我要向诸位古代文学研究者讲鲁迅,引入鲁迅的视角的原因。

  而且我要讲的,或者说我更为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古代文化、文学的看法。这是因为人们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总是把目光集中在五四,而忽视了三十年代,在我看来,这是有很大问题的。鲁迅在三十年代,特别是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是1934年到1936年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有一次相对集中的再思考、再审视,其主要成果都收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里。日本鲁迅研究的前辈学者丸山昇先生在他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一文中特地提到鲁迅“晚年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一类的文章”,认为这是鲁迅留下的重要遗产,并为人们重视不够,研究、欣赏文章不多而感到遗憾。①而他说的《病后杂谈》、《“题未定”草》这一类较长的杂文,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再审视”的重要成果。我关注三十年代鲁迅的这些再审视、再研究,还因为我有一个看法,也可以说是一个直觉,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九十年代的中国之间,有一个历史的轮回、重复,也就是周作人经常说的“故鬼重来”,许多思想文化现象非常相似,以至有人做过一个尝试:将鲁迅三十年代写的杂文,加上一个《鲁迅“论”九十年代的文化》的标题,就可以原封不动地发表。因此,鲁迅三十年代对古代文化的观照,是可以为我们对当下与古代文化有关的思想文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的。这也是我选择这么一个讲题的原因。

  我们说鲁迅晚年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再审视,都集中在他的杂文集里,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可以分析的现象。记得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作为学者的鲁迅与作为杂文家的鲁迅,他对于问题的观照、表达角度、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我们在考察鲁迅的思想时应特别注意的。就我们今天的讲题而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杂文家的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文人的看法,因此有一些必须重视的特点。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就是说,鲁迅不是对古代文化做专业的研究,而是由于现实的激发而追溯到古代文化那里去,因而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他的这些言说,大都有一个对立面,因此我们在题目中说是“思想交锋”。但我们也不要把思想交锋理解得过于狭窄。其实所谓“思想交锋”是有两类的,一类是直接交锋,是人们通常说的论战,还有一类是各说各的,但因为处在同一时空下,同一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就自然形成一种交锋。我们下面所要具体讨论的“几次思想交锋”,就既有短兵相接的论战,又有隐性的交锋。这样,我们的讨论就非常有意思:不但论争的对象都是孔子、庄子、陶渊明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大家,而且参与交锋的也是鲁迅、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施蛰存这样的现代文化、文学的重镇。这样的高峰相遇与相撞,是不多见的;我们能以此为话题,实在是一种幸运。而我们的讨论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因此,在具体考察中,就必须注意鲁迅特殊的杂文论战方式,这就是所谓“攻其要害,不及其余”,也就是鲁迅自己说的,“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②,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鲁迅在三十年代对孔子、庄子、陶渊明的分析都是“取其一段一节”,并非全面评价;但也都是抓住要害,并非枝节: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要充分注意的。

  以上所谈,我想已经把选择这样一个讲题的理由,也就是推动我进行这样的研究的兴趣所在,讲清楚了。最后要交代的是,我的讨论立场与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不打算充当历史的审判者,对“几次交锋”作判决,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历史的叙述者,所力图揭示的只有两点:一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具体时空中,交锋的双方或几方,他们各自“说了什么”;二是他们“何以这么说”。当然,我也清楚,完全客观的叙述也是不存在的,但却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倾向性隐藏在具体叙述中。同时,也采取了一种叙述策略,就是多引材料,少做分析。——当然,这也是因为自己准备不足,无法展开论述,只能采取这样多少有些偷懒的办法。但也还有一个意图,就是想引导(更准确地说,是想诱惑)同学们自己来动手研究,因此,就把重点放在提供材料的线索和研究的思路,是粗线条的,更细致、深入的真正的研究,还有待今后——最好同学们来做,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诱惑,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就自己做。

  下面我们就进入具体的讨论。先讲第一个题目——

  

  一 胡适、周作人、鲁迅对孔子的不同观察

  

  但在讲三十年代的“不同”之前,还是要讲五四时期的“一致”: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而且他们当年还是并肩作战的,这是围绕妇女问题在《新青年》展开的一场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先是《新青年》4卷5号发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周作人在前言里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妇女问题,终究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先)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它。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的男子参考”。鲁迅、胡适,当然,还有周作人自己,大概都是这样的少数先觉了的男子,妇女问题一直是他们思想与情感的敏感点和关注的中心,而且这样的关注是贯其终生的,这都表明他们三位骨子里的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与情怀。《贞操论》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的贞操观提出质疑:“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并提出了新的婚姻观,强调:“爱情相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需离散”。这在当时的中国,自然是惊世骇俗之论,却引起胡适强烈共鸣,他立刻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将与谢野晶子的文章与周作人的译文的发表,称为“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还把批判的锋芒引向鼓吹传统节烈观的袁世凯政府,指出当局颁布“表彰节烈,提倡杀身殉夫”的法令,“是残忍、野蛮的法律,是故意杀人”。这又激发了鲁迅,他立刻在5卷2号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的长篇论文,响应胡适,又把批判锋芒指向宋以后的“业儒”,即以宣传儒教为业的道学家们:“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更加利害”,“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看重”,“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③鲁迅由此而揭示了一个规律:愈是面临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民族危机,以及统治危机,就愈要鼓吹节烈这样的旧道德。这显然是在暗示,袁世凯政府鼓吹节烈,正是其社会道德危机与统治危机的表现:这就把胡适的批判深入了。

  从引入日本学者对传统贞节观的批判,到转向对中国现实生活中政府当局“表彰节烈”的批判,最后追根溯源,批判宋以后的“儒业”:这三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配合得多么默契!这次讨论,是五四时期所发动的“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有一个解释:所谓“重新估定”就是“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④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重新估定”的标准:看其“在今日”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鲁迅对儒家及其他传统思想学说的观察角度、评价立场: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而并不是其“原教旨”本身。胡适对此有一个更明白的表述:“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者一种宗教,应该研究他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他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他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了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胡适说这是一种“实际主义的标准”,“是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后来周作人强调要将“儒家”与“儒教”加以区分,也都是这样的思路。⑤但胡适同时又强调,这样的“实际”影响与作用和其原始思想有区别,但也不是没有联系:“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适因此赞同“只手打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吴虞的观点,主张“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⑥但他同时又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哲学史》里给孔子以积极的评价,说他是“一个重实行的政治家”,“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是“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积极的救世派”。⑦这也就为他三十年代对孔子的评价奠定了基础。

  其实就是在三十年代,由于胡适、鲁迅、周作人如前面所说,总体上都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立场,因此,尽管出现了重大分歧,但在许多问题上,仍保持了一致。比如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二次”的“尊孔”盛典。第一次是1914年袁世凯颁布祀孔令,并亲自在北京主持盛大祭孔,这是直接引发了后来《新青年》关于“重新估定孔教价值”的讨论的;现在,国民党当局将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定为“国定纪念日”,如胡适所描述:“四方城市里,政客军人也都率领着官吏士民,济济跄跄的行礼,堂堂皇皇的演说,——礼成祭毕,纷纷而散”,这在五四老战士看来,正是周作人所说的“故鬼重来”。胡适、鲁迅分别写了《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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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06年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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