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儒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9 次 更新时间:2007-11-30 09:25:19

进入专题: 儒家社会主义  

王俊  

  

  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以下简称甘文)一文中,甘阳先生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说法。甘先生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形成「新改革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这种「新改革共识」的体现。甘先生指出,之所说当前的改革共识是「新改革共识」,原因在于,它不只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所形成的通行改革共识,而是以平等为价值核心的毛传统和以效率为价值核心的邓传统,以及以和谐为核心的中国儒家传统为共同价值基准的新共识,这种新共识的发展可能导致一条「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按照甘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如此,甘先生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中华」提出了新解释,认为「『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包容道家佛家和其它文化因素」。显然,甘先生的这种新思考和新提法很有新意,是从理论上概述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有益尝试。但是,甘先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提法是否能概述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及未来发展方向,这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不揣浅陋,想在此提出几点质疑,并分析这一提法的历史语境及其局限。

  

  一 「儒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能否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严格的论证问题。我们看到,在甘先生的文章中,合法性问题显然是被忽视了的问题,甘先生只是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概念,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却少有论证。纵观全文,其重点在于论证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连续性,涉及到「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容不足全文的十分之一,总字数不足一千,真可谓点到为止。对于甘先生如此地惜墨如金,我们除了感到遗憾之外,也感到不能理解:甘先生是不愿论证还是不能论证呢?从不愿论证来说,它包含两种可能,一种是它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作者再去论证;另一种是对它的论证存在着很多忌讳,作者不愿自己的论证给自己带来麻烦。从当前的现实看,前一种情况肯定是不存在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肯定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如果是的话,甘先生提出来也就没甚么新意可言了。至于后一种可能,我们不能排除,甘先生是不是有所忌讳,或者忌讳甚么东西,我们不好在此妄加揣测,姑且存疑好了。不过,除了不愿论证之外,不能论证也不是可以完全排除的,这个命题事关中国古代传统、西方市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其大与广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假想提出来是容易的,如要深入论证则是非常困难的。故此,从该命题的难度上看,甘先生不能论证也是理所当然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甘先生不是提出了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尽管在其行文中,甘先生言之凿凿,似乎「儒家社会主义」乃是中国道路的正途,但我相信他肯定无法论证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让我们后退一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加以讨论吧。但是,仅使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提出,其合法性也不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合法性问题总是值得讨论的核心。所不同的是,在论证中,合法性问题是个封闭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正确或确定的结论所做的符合逻辑的证明;而在讨论中,合法性问题是个开放的问题,根据其合法性限度,命题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不管怎样,还是让我们看看甘先生的命题需要面对哪些合法性问题吧。我们先来分析「儒家社会主义」的语法结构。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偏正结构,「儒家」是修饰词,「社会主义」是主词,修饰词代表性质,主词代表实体,因此,从「儒家社会主义」的语法结构来看,它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是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形成一种儒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儒家是否要取代马克思主义?那么,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将是一种甚么样的关系?如果甘先生要论证「儒家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他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当然,甘阳先生肯定不会说「儒家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而如他自己所说的,它指三种传统的融合。但是,这三种传统如何能融合到一起?即使融合到了一起,又为何要称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传统和其它两种传统是甚么关系?「儒家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否意味着儒家传统在三种传统中最重要又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甘先生所无法回避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夕。伴随着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苏俄革命的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同「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一样,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当时的中国儒学界也大多抵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把它们看作为激进主义或贬低为共产共妻的原始共产主义,从总体上来看,社会主义与儒家思想基本处于冲突和对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儒家和社会主义更是水火不容,全国一片批孔之声,儒家思想成了封建余毒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历史传统被重新认识,但其主流思想也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批判地继承。其实,当今中国早就不存在所谓儒家了,或者说,儒家思想早就支离破碎了,甘先生提「儒家社会主义」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前思想现实的,儒家是历史上的,在「五四」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儒家且只是一种历史名词,就此而言,谈「儒家社会主义」或者说儒家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是需要特别论证或值得讨论的。

  再次,甘先生说「『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这一说法既存在有问题的地方,又存在需要论证的地方。有问题的是,他把中国儒家传统归结为「追求和谐」和把西方传统归结为追求「阶级斗争」是否过于简单?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概念,它如何成为西方所强调的传统呢?实际上,与甘先生的说法相反,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大都不是宣扬阶级斗争,而是宣扬阶级调和,他们也在追求「和谐」。另外,需要论证的是,「和谐社会」的提法怎么就是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或者说,把「和谐社会」还原到儒家传统是否合适?这是需要甘先生做出特别论证的。

  当然,需要论证或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再一一提示了,如果甘先生要使自己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提法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他至少要回答我们以上提出的问题,不然,他的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提法的合法性就是有问题的。

  

  二  「儒家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看到甘先生「儒家社会主义」提法,人们马上会想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进而会问,「儒家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甚么关系?提「儒家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有问题,是否意味着它不能概述中国当前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抑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本身没有问题,但其外延过大,无法具体体现中国当前的「新改革共识」,所以应该用更具有现实概括力的「儒家社会主义」取代它?又抑或是,「儒家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者是后者的明确化和目标?这就是涉及到「儒家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儒家社会主义」提出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让我们来一一分析这些关系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已经过时,需要用新的提法取代它,「儒家社会主义」恰好能担此使命,甘阳先生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是否隐含此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作为一种可能性加以探讨。

  我们看到,在甘文中,作者提出了「新改革共识」,那么,与其相对应,是否还存在一个所谓的「旧改革共识」呢?如果说「新改革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甘先生所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那么「旧改革共识」是甚么呢?是不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识已经「旧」了?如果真的「旧」了,它「旧」在哪里?这是需要说明或论证的。如果这种可能性成立的话,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理论成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旧改革共识」,「儒家社会主义」代表「新改革共识」,由于前一种形式无法容纳新的内容,所以要用后者取代它。

  第二种可能性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本身没有问题,但其外延过大,无法具体体现中国当前的「新改革共识」,所以应该用更具有现实概括力的「儒家社会主义」取代它。从甘先生的文章上看,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勿庸置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的确外延很大,几乎是个大口袋,一切带有中国色彩的东西都可以往这个口袋里装,如果从减少概念外延过大带来概念混乱的角度来看的话,对「有中国特色」加以限制,使其更清楚,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限制是否就应该是「儒家」?或者说,把「有中国特色」限为儒家是否合适?我们知道,「有中国特色」外延很大,其包含的内容也很广,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语言、民族、历史,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而「儒家」的外延明显小很多,在现代,它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我们姑且不管儒家思想文化上的许多争议,就是用这么一个只限于思想文化的「儒家」概述当前涉及方方面面的新改革大潮是否合适?「儒家社会主义」是否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具有现实概括力?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儒家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者是后者的明确化和目标。在甘文中,这层意思似乎最明显,从其「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说法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这层意思。

  如果是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就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儒家社会主义」,或者说,「儒家社会主义」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且不管这是否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衷,我们先来看看这种说法本身是否合适,或者说,这种说法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按照通常的理解,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贯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普遍性是指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特殊性是指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如何建设具有普遍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问题。如果这种理解没错的话,那么,「有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只是特定环境历史中需要顾及到的,而非最终目标,甚至是最终要被最终目标所超越的。与此不同,甘阳先生认为「中国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所讲的「儒家」就与邓所讲的「有中国特色」就不能等价了,因为「儒家」不是要被超越的,而是要被实现的,是一种目标性的价值,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环境传统,而是价值支撑,很显然,这种说法有用「儒家」价值目标取代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嫌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颠倒了过来,不是「儒家」服务于「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服务于「儒家」了。设若如此,与其称「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到不如称「社会主义儒家共和国」,后者比前者更明确、更直接。

  当然,「儒家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的关系问题是个大的理论问题,对其进行纵深论述是需要许多笔墨的,在此,我们只是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几种可能性,以供参考和讨论。

  

  三 「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

    

  我们看到,「新共识」与「旧传统」的关系问题是甘文最为关心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新共识」与「旧传统」之间的矛盾,是甘文的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社会主义」的提出,乃是甘先生解决这一难题的理论尝试。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社会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79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