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性别、环境与发展问题兴趣的日益高涨，出现在从全球到地方各级经济、政治、生态及文化迅速重构的背景之下。继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开罗）、社会发展高峰会议（1995，哥本哈根）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北京）等一系列全球会议均确认了妇女在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中的关键性作用[2]。20世纪最后十年因而目睹了全球各地几股并起的热潮：对妇女与环境关系的学术推展、基层妇女环境运动的勃兴及社会性别作用于环境政治的日渐彰显。在我国，妇女与环境的互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引起关注，目前仍为一个尚待理论化的主题。
本文以发展中社会尤其是我国妇女的生活经历为例，从理论、实证及政策层面探究妇女与环境的关系。社会性别与环境的互动蕴涵在特定的地理与历史情境（context）之中，并伴随时空转换而发生变迁。笔者认为特定地方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特别是社会性别、阶级/阶层、族裔、地方特性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错影响，塑造了她们的环境意识和行动。 笔者因而主张透过特定地理和历史情景中妇女的日常生活现实来分析社会性别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批判生态女权主义/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Ecofeminist/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s），剖析国际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探讨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缺陷，并以中国本土经验为例揭示在特定的地方化情景中探讨社会性别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性。文章最后将阐明对社会性别与环境联系的理解将如何受益于女权主义学术尤其是女权主义地理学的洞见。
一．妇女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范式
肇始于西方社会的生态女权主义是一股颇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学术和行动派别。不管其立场、观点有多不同，正如萨克斯（Sachs，1997）所总结的，生态女权主义者主要侧重于探讨三大主题：妇女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的支配同对妇女的统治之间的联系、妇女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3]。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了诟病。近年来，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解构生态女权主义哲学的本质化命题，抨击它浪漫化和简单化地描述了妇女同自然的内在联系，并且本质化（essentialize）了妇女本身[4]。
鉴于印度Chipko运动、肯尼亚绿色带运动等，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权主义者[5]也强调妇女在其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履行维持其家庭和社区生存的责任时同自然的“先天”密切联系。她们声称这使妇女比男性对环境问题更有意识，并因此获得了特别深的环境知识和关切 (Shiva, 1989;Mies and Shiva, 1993)。米斯和希瓦 (Mies and Shiva 1993:19)认为，妇女的生存需求必然导致她们“尊重自然的多样性和局限性”；“对于从致力于生存斗争的妇女而讲，这些斗争同时也是保护自然的斗争，妇女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她/它们的被支配和解放也有类似的关系”(Shiva，1989: 47)。
总的来说，这两个版本的生态女权主义话语都认为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和地理情境的联系。正是这种天然联系赋予了妇女对环境的特权性理解，并使她们具有关照环境问题的先天能力。然而，妇女同自然的联系并非跨文化的理念。正如台湾学者李慧丽 (Li,1991)指出的，虽然总的来说自然在中国社会不被等同于妇女，然而，不存在生态女权主义者所确认的妇女/自然的二分法, 并不能排除对妇女的压迫，也不能逃脱环境的退化。
对妇女与环境的新兴趣也刺激了有关的政策和干预。妇女与环境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纳入捐赠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议程。在发展圈子里，对妇女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强调演变为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WED paradigm）。卡罗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的经典之作《自然之死》(1980)中首开将妇女、环境与发展问题并置的先河。受此书启迪，印度学者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成为WED探讨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希瓦(Shiva,1989)利用生态女权主义理论指责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的发展项目是西方的、男性化的现代化项目，西方的科学和殖民发展政策对环境和妇女的生活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在她看来，主流发展模式中固有的对自然的暴力同对妇女的暴力密不可分，因为妇女要仰赖自然维持自己、家人及其社区的生存。希瓦因此认为恢复女性原则，促进妇女在环境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并回归“传统的”知识和实践，是将发展从压迫和毁灭性的过程转变为更公正和可持续的过程关键所在。
然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揭示，妇女和男性的环境关系千差万别，主要取决于当地社会不可预测的特质和具体氛围。由生态女权主义哲学支撑的WED 探讨也受到了质疑。例如，比娜.阿加沃(Bina Agarwal,1992, 1997)关于印度妇女与环境特别是妇女财产权的论著强调，妇女的确对保护环境有兴趣，但这通常“植根于物质现实，即她们依靠和使用自然资源求生存的需求”(1992:149)。相反，她还特别解析了印度占主导地位的父系制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模式如何有碍于妇女对土地的持久关切。同样，塞西尔. 杰克逊(Cecile Jackson, 1995) 认为，虽然妇女的许多基层环境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人道主义的、多元化的和活动性的”，但妇女组织并非本质上就是利他的或保护环境的。 印度的Chipko 运动远不能说明妇女同该地区生态需求的特殊联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更广泛的乡民抗议浪潮的组成部分”(Jackson 1994: 139)。基于她在津巴布韦进行的关于夫妻契约的田野调查, 杰克逊(Jackson，1995) 揭示，通常由妇女承担的环境事项同一般由男性控制的环境管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处于不断的再界定和交涉之中，并因时间流逝而变化。
二. 发展政策与实践中妇女/环境关联的误区
如前所述，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均把妇女当作铁板一块的整体，普遍化了她们跨阶级、种族、文化及其他差异的经历。这些观点因而是失之偏颇的，当转化为政策和干预难免陷入一些误区。利奇等学者(Leach et al. 1995:7)就曾指出，WED 探讨存在着把环境保护简单化地纳入妇女业已很繁杂的角色之中的倾向，并把妇女工具化为一种廉价的或不用给予回报的劳动力来源”。尽管人们对生态女权主义/妇女、环境与发展模式的浪漫化推论日渐不满，但这些思想继续被一些发展规划者和政府决策者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即便在女权主义/环境运动中，有关这一联系的假设也仍未受到严肃的批评。一如朱伊特((Jewitt, 2000)所言，从把妇女看作主要的自然资源使用者和环境退化的受害者转变为把妇女看作环境监护者的话语，继续合法化了妇女对以环境为取向的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参与。这类发展项目典型地将妇女看作一个特殊的目标群体，而不是以社会性别为棱镜来透视社会性别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
其他学者对上述观点也给予了回应，并告诫警惕生态女权主义转化为政策时的危险性，因为这不可避免强化了不公平的性别劳动分工，并有增加妇女劳动负担的趋向。弗朗西斯.克利弗(Cleaver, 2000:61)还揭示，这种政策含有对男女品性的推断。以水资源管理为例，“妇女往往被认为更熟谙情况（因为她们担任取水者的‘天然’角色）、是更可靠的管理者（因为她们每天都利用水资源）、在管理资金上也更可靠（不太可能把钱化在啤酒上！）。”男性因而在这种政策中很少被明确提到，即便提及也主要是指责假想的男性在社会/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及促进变革的必要性，以便使妇女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理查德.施罗德(Schroeder, 1999)在冈比亚乡村进行的个案研究探讨了这种环境政策和实践对使用和控制资源的影响。利用他个人作为拯救儿童基金会(SCF)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及其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他精彩地描述了冈比亚非政府组织在２０世纪80年代为回应联合国倡导的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运动而优先化妇女项目的尝试。他深刻揭示了这种项目如何在乡土社会中引起了男女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随后的政治生态发展对妇女的园艺业和环境稳定项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鉴于生态女权主义/妇女、环境与发展话语的局限性，布雷德蒂(Braidotti et al, 1994) 和利奇(Leach et al, 1995) 等学者大力呼吁由WED 范式朝社会性别、环境与发展范式（GED paradigm）转向。莫姆森（Momsen，2000:48）也强有力地指出，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以妇女为中心的做法，以便考虑到社会性别化的环境管理责任、权利和角色。“对环境问题进行以社会性别为本探讨可以确认分离的、互补性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从而促进环境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正性。”
作为《21世纪议程》[6]的签约国，我国政府1994年通过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即《中国21世纪议程》)。根据前述文件，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被写入了《中国21世纪议程》20章。尽管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男女平等和对外开放被并列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但妇女与环境的主题事实上从未成为政府政策和实践的优先事项[7]。例如，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召开前夜，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而作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12个关切事项之一的妇女与环境，却未直接反映在该纲要的11项目标中。
然而，只要当妇女同环境的关系被提及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多半会基于前述妇女与自然联系的非常类似的理由。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关切在中国逐渐得到强化，妇女与自然密切关系的相似观点也随之被建构起来了。例如，在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的大会发言就传递了这种妇女/环境内在联系的信息。 他认为，“由于自身生理特点和繁育后代的特殊使命，女性对环境问题格外敏感，更加关注影响人类健康、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的质量。妇女与生俱来的感性趋向促使她们成为大自然的捍卫者。”一如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话语，他也引用了在中国广为采用的例子，即环境保护史上里程碑般的警世之作，如《寂静的春天》（1962）和《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皆由女性书写或主持编撰的。 他指出，“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必然性源于妇女热爱自然、关怀环境的天性”（Wang, 2000）。我国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在论及妇女与环境问题时往往普遍秉持着这类假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筹备和召开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妇女需求和问题的兴趣。许多双边、多边及非政府捐赠机构从自身的目标出发在筹备这次全球大会期间赞助了许多有关妇女的项目，并在大会之后继续支持《行动纲领》贯彻执行。然而，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京办事处（UNDP Beijing，1996）汇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援助报告显示的，与社会性别与环境有关的项目屈指可数。联合国系统虽然总的来说努力致力于在其政策和规划中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但我很怀疑国际捐赠机构在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能避免陷入上述误区。卡蒂埃等(Cartier,1998：289)在评论世界银行出版物《中国2020系列》时就曾尖锐地指出，在农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这两个领域中，妇女提供了大部分劳动，其相应的报告[8]尽管以劳动中的妇女为封面, 但这决不意味着考虑到了“农业的女性化”或“制造业部门妇女低工资劳动的问题。“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是在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引入我国的，迄今仍不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一般民众所熟悉。正如林德伯格(2000:28)指出的，许多中国人仍把社会性别主要当作妇女的事情，认为应留待妇女自己去解决。
三.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妇女/环境关系的多元化和地方化特质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对城乡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和妇女与环境的关系产生了多重深远的影响。妇女与环境的互动因而处于一种动态和复杂的变化过程，并因地域、地方的不同，社会性别、阶级/阶层、族裔的差异而截然不同。在乡土社会中，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地域和地方化的特点，并因各地生态和农业生产系统的不同而相异。而城市风景线中，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则受到公共和家庭领域多重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我国的基层妇女环境活动主要在城市崛起。它为妇女表达其环境关切和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提供了新空间。
乡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塑就了并继续塑造着妇女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业土地的使用转向由个体家庭支配，这就将家庭重构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随之转向了家庭层面。新的生产和管理体制、乡村工业化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等，使农户家庭内外的社会性别劳动、空间及权威分工发生了巨变，尽管以社会性别为本的角色仍处于不断调整和协商之中(Jacka,1997)。男性的广泛外出移民将越来越多的大田劳动留给了妇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农业的女性化”现象。非农转移滞后的妇女因而在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人担负起挑选化肥、杀虫剂及利用土地、森林、水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决策。
地点在决定乡村妇女的环境经历上起了重要作用。国内外大量论著探讨了我国乡村惊人的经济增长同加速的环境退化之间的持续矛盾。这种经济和环境变迁对广泛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并承担主要家庭角色的妇女产生巨大影响。在某些边缘、贫困及少数民族聚居地，贫困和环境退化恶性循环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进一步边缘化了。我国家庭燃料供应的80%来源于燃柴。森林的退化使主要负责拾柴的妇女陷入了困境。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找柴已成为一些妇女的一项艰巨的负担。她们常常必须早出晚归才能维持家中的燃料供应。而在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妇女遭受了严重的水源匮乏之苦。一盆水对于许多贫困家庭通常有多种用途：先是早上洗脸，然后是中午和晚上洗碗，最后用来喂牲口。这对于主要负责家人健康和福利的妇女构成巨大的挑战。而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妇女像男性一样去损害环境追求经济利益。求生存的斗争对于贫困妇女来说似乎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而在城市景观中，妇女承担的各种家庭和社会角色迥然有别于乡村妇女，从而经历了不同的环境与发展轨迹。生产者、消费者、教育者、家庭照顾者以及改革大潮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家和政治领导人等各种社会位置和角色为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同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筹备和召开，政府各种环保举措的纷纷出台和环保行动的迭起，均激发了全国和地方各级妇女环境活动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妇女环境组织开始涌现，更多的妇女组织将环境关切事项纳入其行动议程。1994年6月，国家环保局同全国妇联联合发起了首届全国妇女与环境研讨会，并在会上表彰了为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妇女环保100佳”，97位妇女荣膺此桂冠。在世妇会召开前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推出了第一本妇女与环境文集《地球.女人》(1995)，第二本集子《妇女.环境.使命》也于1998年刊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者均不属于学术著作，但许多作者生动表述了她们个人的环境经历和洞见。妇女们开始表达并致力于诸如环境污染、环境与健康、环境宣传与教育、消费模式、垃圾处理等诸多问题。在95’非政府组织论坛期间，妇女与环境论坛得以成功举办，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以妇女与环境论坛的机构设置为基础，全国妇女与环境网络于1997年宣告成立。这系一个跨学科、跨部门的广泛联盟。除了环境领域的研究者和管理者之外，加盟的还有作家、记者、教师、社会科学工作者、企业家、医疗工作者以及妇女工作者。在笔者看来，在为95’世界妇女大会组建的40多个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很少有如此异质性的，不仅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妇女，而且在世妇会后不断壮大。自1997年以来，它主办过多次全国性研讨会，并同联合国环保署合作发起了“可持续发展中中国女市长和乡镇企业管理者能力建设”项目，迄今已举办了6期培训旨在提高女决策者对妇女与环境问题的敏感性。
妇女组织在动员妇女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提高妇女环境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全国妇联同国家森林局合作在1989年启动了“三八绿色工程”项目。自那时起，各级妇联发动 1.2亿妇女参与了水资源保护项目，并种植了50多亿棵树(xiong,2000)。 1997年，该项目被纳入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全国性“妇女.家园.环境”项目，并在全国到基层各级促发了一系列环保活动。从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GVB)的诞生和成长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潜力。这系由妇女发起并主持的环保组织。目前有8位全职的女性工作人员和普遍全国4000多名志愿者。自1996年创建以来, 地球村一方面致力于同政府和传媒界展开建设性对话，同时又面向公众、立足社区，并宣传、教育和基层社区活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促使他们直接参与其中。例如，该组织的一项主要目标是倡导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采可持续消费的“5R” 生活方式，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Reduce)、绿色消费，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垃圾分类，循环回收（Recycle）及救助物种保护自然（Rescue wildlife）。自1996年以来，北京地球村启动了一系列垃圾分类活动，并在北京一些中小学、大学及居民区建立起示范点。由于该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开创性活动，其创始人廖晓义1998年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应邀参加了在桂林举行的环保圆桌会议，并成为2000年挪威 Sophia奖的唯一获奖者。
至于妇女的环境意识，Momsen (2000)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揭示，“男女之间只是略有不同”，两性均未表现出恒定不变的环保态度。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杨素荣等（1999）对北京东城区约3000人样本的一项调查，在15种最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其原因的识别中，不存在显著的社会性别差异，不过妇女较男性表述了更强烈的环保热情。就“降低经济发展以保护环境”的回答来看，持赞同观点的妇女和男性分别占73.3%和60.4%。至于“是否愿意支付一定费用保护环境”，42.9% 女性和27.8% 男性表达了这种意愿。 男子倾向于将环境后果同长期影响联系起来，而妇女则更倾向于关切对健康和日常生活构成直接威胁的环境危害。而这最后一点恰好是妇女的环境意识主要源自其社会位置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折射。同农村妇女相比，城市妇女获得了更多有关环境与生态教育的信息。她们也受到过更多的教育，因而处于更有权力的位置来表达她们的旨趣和关切事项。这就难怪各种妇女环境活动均出现在城市地区，环境活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为妇女。美国著名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唐钠.哈拉维(Haraway,1991) 认为，知识皆为情境化的产物，是具体而不全面的。在笔者看来，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性别与环境经历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这种情境化的知识。
上述个案表明，妇女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反应,是由特定地理情境下妇女的生活经历而不是由某些本质化的妇女同自然的密切关系塑就的。许多基层妇女致力于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是出于她们的生存之需，并且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北京地球村的诞生最初源于来自国际方面的刺激，并逐步转向深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它的两个创建者都曾在西方求学，对西方环保事业深有感触，她们均参加过95’非政府组织环境论坛。显然，那种妇女/环境天然联系之说并不适用于我国所有地方。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环境问题对日常生活的威胁驱使妇女在各种环境活动中起先锋作用；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贫困和生存之需也驱使妇女毁坏环境。
中国和其各地这些情境化的例子表明，妇女是否、何时、在何处以及如何对环境问题和变迁作出反应，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皆深受特定地方和地点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她们既非环境退化的唯一牺牲品，也不是我们星球的唯一护卫者。在谈论妇女与环境问题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是由社会建构的，对妇女与环境关联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放在对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情景化理解之中。
四. 社会性别与环境互动的情境化探讨：女权主义者的洞见
综上所述, 妇女与环境的互动因地方和地点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动景象。社会性别与环境的情境化探讨，不仅能够再现特定地方妇女的异质性经历和观点，而且有助于我们获得对社会性别和环境互动的更微妙理解。拿我国来说，中国妇女绝非铁板一块的整体, 其生活经历千差万别，并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状态。正如我们不可以简单化地描述中国妇女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勾勒妇女与环境的关联。正如对其他妇女问题的分析一样，地点、空间、社会性别、阶层/阶级、族裔等差异理应成为剖析经济转型背景下妇女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变量。
然而，仅提议将该联系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下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究社会性别与环境如何在特定地点交叉互动。笔者认为女权主义学术尤其是女权主义地理学，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联系如何蕴藏于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运作过程和机制之中极有裨益。女权主义人文地理学家以社会性别、地方、地点、空间为关键性的分析范畴，强调对社会现象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分析放在特定地方和空间的重要性。许多人致力于描绘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及性取向等多维差异在特定地点和空间的运作过程。 女权主义学者不仅强调各种差异的物质基础，也关注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和社会性化的再表现对妇女的生活及其主体性的影响。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特定地方争取物质资源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文化意义和认同（identity）的斗争（Hanson and Pratt,1995;McDowell,1999）。例如，对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权利的研究表明，妇女权利的文化建构特别是习惯法权利,影响到妇女为其自身及其依附者求生存的活动，其斗争方式不仅在不同情境下不尽相同，而且有别于同一情境下的男性(Razavip, 1998:19)。 难怪杰克逊(Jackson, 1998)认为，有必要通过物质关系和身份话语双重视角去透视社会性别化的环境变迁。
女权主义学者对情境和日常生活也作过大量理论化。苏珊.汉森 (Hanson,1992)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发表主席演讲时就指出，女权主义者对情境的关切源于她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站在某个位置上说话的；她们因而探讨位置、场所及处境认识的必要性。其主要论点是，“你的情境—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值得去了解的；情境也决定你想要描述和解释的理论/故事。”与情境相关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探究。许多女权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发现并寻求理解人们日常经历中的物质状况，即在特定时空里普通百姓是如何塑造和创造他们的生活的 (Hanson,1992: 571)。
女权主义学者对日常社会实践中的权力、话语和社会性别主体性的理论化(McDowell,1999； Hanson and Pratt, 1995)，对于我们检视妇女的环境意识与权力以及在妇女环境实践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也极其有用。阿加沃(Agarwal,1992)曾深入探究过印度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国家在重新界定土地所有权时施惠于男性富裕农民的例子。在有关中国环境研究的有限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环境实践中这种权力/话语的运作。斯沃普(Swope,1995)在云南的研究揭示的, 即便在偏僻的乡村，政策的影响力也是十分显著的。在他所调查的4个山村中，政府强调砍伐森林将毁坏环境的宣传深入人心，唯一觉得非法伐木应被允许的是一名其丈夫因触犯此法而入狱的妇女。可见,惟有情境化的分析才能揭示表象背后使男性较妇女处于获得环境资源特权地位并决定妇女环境意识的地方权力结构。
所有这些均提醒我们,在考察妇女参与争取自然资源和投身环保事业的集体斗争时，或审视妇女在家庭、工作场所和周遭生态系统中保护和维持健康的环境时，必须关注妇女多重的日常生活现实。注重日常生活也将使我们捕捉到妇女生活场景中更斑杂的图景，从而有可能对妇女的需求、观念及资源要求作出更敏感的反应。进一步讲，也只有把妇女的日常环境意识和实践放置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相关的政策和干预才能真正发挥效用。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对妇女与环境的调查和研究迄今仍为数不多。并且就如同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一样，对人们日常生活经历很少深入触及的定量方法颇受推崇，并处于特权地位。妇女研究多数领域具体而微研究几乎都不曾存在。“三角交叉”定量和质性方法以探究不同地理疆界中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无疑已成为中国妇女研究学者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就社会性别与环境关系本身的理论建构来说，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女权主义流派纷纷就此撰文立说[9]。如前所述，妇女的旨趣同男性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事项不尽相同，有时还会同后者发生冲突。正如利奇等（Leach，1995:1）指出的, “社会性别关系是协调人们与特定环境关系的社会与经济组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性别也“是影响人们自然资源管理经历、关切事项和能力的社会差异的一个关键性方面。”有鉴于此，女权主义者已从瞄准妇女转向更复杂情形的社会性别化的环境经历和关于环境问题、关切事项及解决途径上的社会性别化的观点。
由罗谢瑞等倡导的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学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探讨。它宣称“在‘自然’和环境的经历、责任和利益上存在着真正的而非想像的社会性别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源于生物本身。”该学派关注的主题主要是：社会性别化的生存科学（gendered sciences of survival）、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权利与责任（gendered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及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政治与基层活动（gendere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她们将社会性别当作决定资源获取和控制的主要变量，并考察它如何同阶级、种族、族裔、文化等因素互动决定生态变迁的过程及男女维持健全生态的斗争。(Rocheleau and Thomas-Slayter,1996:3-4)。 她们还强调在全球环境与经济变迁的背静下来理解和解释当地经验的重要涵义。
借助于上述理论和社会性别分析，我们将会看到我国社会性别与环境关系上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别动态，特别是环境权利与责任上显著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我国从事环境研究、评估、设计、规划、监测及管理的妇女尽管高达40.7%，但她们在高层决策岗位上仍处于边缘境地，省级环保机构中的女局长才占约8.2% (汪纪戎，2000)。又如，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农户“家庭利益均质论”的假设之上的，尽管土地等自然资源在妇女生活中占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土地承包合同主要给了男性户主。侵害妇女土地权利的地方事件屡见不鲜。此外，妇女虽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等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男性仍决定了家庭内外的生产和资源管理，并控制着当地的政治。妇女因而在培训、信息、资本、信贷等各种发展资源的配置上均处于劣势。(Cartier,1998;Jacka, 1997)。所有这一切表明，正视社会性别与环境的互动应成为中国乡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鉴于世界各地妇女环境活动在形式和性质上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人们似乎不太可能精确地描述所有地理情境中社会性别与环境联系的共同模式。然而，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确认举世共有的一些特性。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将社会性别/环境关联情境化和地方化的目标正是要揭示各地结构上的共同性和地理上的特殊性。罗谢瑞等 (Rocheleau et al.,1996) 就曾对全球社会性别与环境关系上的共同线索做过概括性的提炼。她们确定的共同主题为：1) 生存；2) 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3) 保护栖息地、生活方式和生命支持系统免受污染、损耗和毁坏；4) 决心恢复或康复已被损害之物的斗争。上述各点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各地的情况。
虽然地方化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立法和技术予以解决，但某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却需要全球/跨国的合作。国际妇女环境运动已超越了地方化的情境而将地方与全球辨证地联系起来，它呼唤“放眼全球，立足当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一直致力于将全球各地妇女活动家和学者所确认的当地妇女的关切事项带到国际论坛，从而去影响国际社会的决策进程。
综上所述，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和发展范式存在着普遍化和本质化妇女与环境联系的倾向，因而忽视了妇女与环境互动的特定场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社会的例子说明，我们不可以脱离各地本土的历史与地理情境而在抽象的理论话语中探讨社会性别、环境与发展的互动。笔者进一步认为将社会性别与环境放在特定的情境中，不仅能使我们重新省思传统的妇女/环境的静态探讨，描述地方化的权力运作，还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像“妇女”、“环境”和“发展”之类的同质性概念。但是仅提议情境化探讨是不够的，笔者进而认为对社会性别/环境互动的情境化探讨要借助于女权主义者特别是女权主义地理学家的洞见。她们的理论化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性别与环境联系的理论深度，而且有益于发展一种更有效的评估社会性别与环境关系的框架及发展特定地理场景下的有效干预。为了推进我国方兴未艾的社会性别与环境研究和妇女环境运动，检视和剖析这些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blematise the ecofeminist/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ssumptions of simplistic women-environment linkages and their pitfalls i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oretical as well as empirical levels. Using exampl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particularly from China, I propose to ground this nexus in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and to utilize the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by feminist scholars, particularly feminist geographers to shar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the environme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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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玉坤，1997，“对妇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省思”，《世界环境》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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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USA）苏珊·汉森教授（Prof. Susan Hanson）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2] 上述大会的一系列后续行动皆对妇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继续作出承诺。继1992年的环发大会之后，1997年举行了地球+5高峰会议，2002年还将召开环发大会十周年评估大会。此外，像人口与发展大会+5 （1999）、哥本哈根+5（2000）和北京+5（2000）等系列大会都相继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3] 生态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主要有：Susan Griffith, 1978, Wome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within Her,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Mary Dale,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n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Carolyn Merchant,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Ynestra King,1989,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实际上，并非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都秉持妇女与自然有内在联系的观点的，某些人坚持此说只是出于为了女权主义与生态斗争之间结盟的需要。
[4] 批判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论著参见Bina Agawal,1992,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 Feminist Studies, Vol.18, No.1; Bina Agawal, 1997, “Gender,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Interlinks: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Temporal Shifts in Rural India, 1971-91”, World Development, Vol.25, No.1; J. Seager, 1993, Earth Follies: Coming to Feminist Terms with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es, London: Routledge; Braidotti et al., 1994, 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London: Zed Books; Leach et al., 1995, “Editorial: Gender Re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DS Bulletin, Vo.l26, No.1; Dianne Rocheleau (eds.) 1996,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Experie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ledge.
[5] 第三世界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作有：Vandana Shiva, 1989,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Maria Mies and Vandana Shiva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6]《21世纪议程》是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全球性行动计划。其24章“妇女通向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全球行动”对该领域的基本行动、目标、落实手段等作了具体的阐述。
[7] 在笔者看来，妇女得不到承认恐怕主要源于对环境问题的本质化认识，即认为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行为，主要有赖政府的政策、法律、行政手段和宣传发挥效用。
[8] 见World Bank , 1997, At China’s Table: Food Security Options; 1997, China Engaged: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9] 根据罗谢瑞（2000）等人的观点，除了生态女权主义之外，关注社会性别与环境问题的女权主义派别还包括：1）女权主义环境保护论（feminist environmentalist）：强调基于物质上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和责任而对特定的资源和生态过程具有社会性别化的利益；2）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t）：着眼于把社会性别纳入政治经济分析之中，她们用生产和生育等观念来描述妇女与男性在经济中的角色；4）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把环境上的社会性别化的经历看作是由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族裔及年龄等不同的认同和差异造就的处境知识的体现；5）环境保护论（environmentalist）：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探讨社会性别问题，从而把妇女当作环境保护项目的参与者和合作者。
原文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