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约公元前57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姓李名耳，字伯阳。公认的中国第一思想家，故有“老子天下第一”之说。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公认的中国第二思想家，故其雅号为“孔老二”。

天道章句之六十三：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孔子：虽然多次听您细说无为而治的好处，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政治哲学过于消极。您的道理都对，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老子：是否采纳一种政治哲学，最终不是道理问题，而是信与不信的问题。抽烟的害处，大家都知道，可还是有那么多人抽。最坚定的抽烟者也许最知道抽烟的危害，可见，道理的力量是多么弱小。是否明白道理不是接纳的关键，是否信奉才是关键。你信奉的是一种国家政府应该积极有为的积极政治观，我信奉的是国家与政府应该消极无为的消极政治观。你说的道理我明白，我说的道理你也明白。但是最终还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觉得积极的政治观好，我觉得消极的政治观好。信仰来自道理，却不依赖道理。当道理变成信仰之后，反对性的道理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信仰马列的人，是听不进自由主义者讲的道理的。反之亦然。

孔子：照您这么说，我们俩的分歧是信仰层面的，不是道理层面的。但是，我还是很想听您讲道理。您讲的道理总是那么简单而玄奥，总是有我们常人未曾看到的东西。

老子：关于道理和信仰的鲜明分殊，我的话虽是那么说，实际的情形又要复杂一些。有一种人，他有坚定的信仰，听不进别人说的任何质疑他信仰的道理。这种人的心灵是封闭的，不能与人对话，只能自说自话。还有一种人，他在有坚定信仰的同时，也愿意听听别人说的不同道理。这种的心灵是开放的，是能够对话的。

孔子：我看，我们俩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彼此能够对话。您知道我的“三人行”理论。

老子：是的，不论我们俩政治哲学的分野有多大，我们都是求道者。求道者之间当然要多多对话，这样才能加深对天道的体认。

孔子：我们进入正题。您的许多话，乍听起来似乎总是自相矛盾。不过，我想您一定自有“道理”。比如，您说的“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如果当时就有白话写作，就不那么费解了。我会这样写：要作为就做不违背天道的作为，要做事就做不违背天道的事。无为，无事，不是说任何事情都不做，而是不做违反天道的事情。

孔子：这个原则是没错，可是行起来还是难以把握，需要有实践智慧。

老子：认识、践行天道总有一个过程。人类一旦认准了吃够苦头之后才悟到的天道，就应该抓住不放。战后德国宪法也规定一系列根本原则（如公民最基本权利、分权原则、联邦主义原则），凭借任何权力都不能改动。剥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搞中央集权专制大一统就是违背天道，民众就要受苦遭殃。背离法治、侵犯人权就是违反天道。政府要绝对避免在这样的事上有作为。

孔子：确实如此。请允许我一转话锋，您主张以德报怨。我有个学生曾拿这个问题问过我。（见《论语·宪问》）我认为不妥，我主张以直报怨。我的看法，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以什么报德呢？我主张直面抱怨，用公正、直率、磊落的态度去对待。

老子：你的看法有道理，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你说的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事情。在私人事务中，以直报怨也罢，以德报怨也罢，以德报德也罢，那都是个人自主选择决定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可是，我说的不是私人关系，而是公共事务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政府以及那些掌权的人，对待民众的抱怨，不论大与小、多与少，不论有理没理，都应以体谅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这样有了怨恨就会化解，而不会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况且，老百姓的抱怨常常是有道理的。再说，民众在上，政府在下，政府的职责就是去用理解的心情倾听民众的抱怨。政府既然是为民众办事的，民众有怨当然要向政府诉说。

孔子：您的这个提醒很及时。我常常忽略了私人哲学与公共哲学之间的界限。这似乎是儒家的通病。但是我们俩都不主张以怨报怨。

老子：你能意识到儒家的这个问题很好。修齐治平、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观念太深入人心了。以怨报怨的确不应该。不仅如此，我还认为，政府不应该那么爱憎分明。如果民众对政府或个别掌权者有怨心怨言，后者起报复之心，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一来一往，无有穷期。

孔子：难道真有统治者与民众“怨怨相报”这样的事？

老子：这样的事历史上太多了。老百姓对政府有怨言怨行，政府一时奈何不得，等有了机会一起秋后算账。老百姓有怨要报，又怕被秋后算账。长此以往，统治者与老百姓必然彼此不容。只有政府以德报之，怨气方销。所以，必须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任期进行限制，废除终身制，以防积怨太深，乃至“怨怨相报”。

孔子：难道政府应该像基督那样，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还要递上你的右脸？这样政府也太没面子了吧？

老子：对，就应该这样。政府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许多文明国家对公务人员都是这么要求的。天道是包容的，政府当然也应该是包容的。政府应该像天道那样包容异见、化解恩怨，消弭纷争。

孔子：可是，若政府不能爱憎分明，会不会导致政府是非不分，不讲原则。

老子：这个担心只是听起来有道理。私人可以爱憎分明。你不喜欢的人，你可以不与他往来，拒绝给他帮忙。但是，政府不能爱憎分明。所有的国人都是公民，不论政府或掌权者喜欢这些人与否，都必须承认他们是公民，都必须为他们服务。如果政府在为民众办事时，抱着爱憎分明的态度，那就糟透了。官员喜欢的人就得到服务，不喜欢的人就得不到服务，这样的政府便是少数人的政府，而不是所有人的政府。如此亲疏有别，天道的公平怎么体现？

孔子：嗯。有道理！容我回去再想想。我们虽然都是求道者，可是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的。您喜欢水，我喜欢山；您喜欢小事，我喜欢大事业。如果我们俩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也许就是您主张大事化小。如能化小当然很好，可是我担心，大事被化小之后还是不是大事。请您指教。

老子：你的确有大事业情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是多大多难的事业！谁不希望干成大事？我做梦都想。我俩的区别还不在是否要干大事上，而在怎样才能干大事上。你们儒家主张，要干大事就要干最大最难的事，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抓住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的看法相反，要完成大业，必须从小事做起，要化大为小，把高难度的大事切割成低难度的小事，等每一件小事都完成了，大事也就完成了。你们儒家主张抓大放小，我主张抓小放大。

孔子：这个听起来太玄奥了。

老子：玄奥吗？我喜小厌大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原因：一是人的认识有偏差，并不是浮在上面的、显而易见的、分量大的都是重要的。最大的冰山往往在水下面。体积大的因素不容易被忽略，体积小的更重要的因素却容易被忽略，就像那宇宙中的黑洞、白矮星，与太阳相比太其貌不扬了。二是分散决策风险。开车的人都有经验：一旦碰到多种危急的情形，司机把各个险情单一化逐个处理，就没有风险了。越大的风险越是要化成一个个小风险，不信你去问问那些做投资的人。可是，政治家一旦有大事业情结难免自以为是，越发狂妄，最后走向天道的反面。

孔子：可是，这大事就是大事，怎能化小？

老子：不难。给你举个例子。国人治理刑事犯罪的思路，曾经是严打，重点打击恶性刑事犯罪，抓大放小。结果隔一段时间就要严打一次，越严打越多。美国纽约市曾以“犯罪之都”著称于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纽约的治安不是从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入手，而是从清除地铁涂鸦入手，抓小放大。温床没有了，恶性犯罪就少多了，治安也就好转了。如果把小事都忽略了，只追求大事，结果适得其反。政府决不应该有干大事情结。关键是要把大事转化成易于操作的小事，从大事中发现小事。我说大事在小事之中，西方人说魔鬼在细节之中，异曲而同工。

理想的政府应该放弃违背天道的企图，以淡泊简政作为施政的作风。以大事的态度来对待小事，以对待多数人的态度来对待少数。对于一切来自民间的抱怨，不论大小多少，都以宽容的品德去包容、忍让。

天下的难事，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天下的大事，一定要从小的地方开始。理想的政府从不好大喜功。不追求有大的成就，所以才有大的成就。政府若是轻易允诺，必然难以兑现。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则必会遭遇更多的困难。政府总是把事情设想得困难一些，倒反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了。等到把小事都做好了，大事也就自然成功了。

(作者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