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3 次 更新时间:2007-11-25 12: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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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对于土地改革,今人多以为它是一件陈旧的往事,忽略了它对其后“农村改造”以至“农村改革”的影响和作用;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土地问题又重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而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本篇写于1991年,曾经农村制度研究课题组《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刊出(1994年),后为北京和香港几所大学用为教材,此次修改,增加了几条新发现的史料。

   在一项关于当代农村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土地改革”无疑应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它与“合作化”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虽然它们的“革命性质”不同。土地改革在共产党革命中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初步的目标,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它却并非只居次要的地位。土地改革在一个长时间内又是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主要内容,因此要想在短短的篇幅内予以概括,可能也更为不易。

   像对中国农村的大多数问题一样,解决土地问题并非是共产党独有的主张。例如在中国历史中,自古代的“井田制”后,有若干朝代曾实行“均田”或类似的制度;1 其后也有多次农民暴动提出过土地的要求;仅近代以来,孙中山即明确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此毛泽东评论说∶“耕者有其田”,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为共产党人所有。所不同的,只有共产党人把这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2 由此看来,这一主张也不是在本世纪才由外国传入,尽管当时中共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很大影响;归根结底,土地问题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一大问题,既现实又古老,国际因素的介入不过是给它平添了某些色调而已。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兴起,可能都具有多重的原因和含义。有的能为当事者清醒地“意识”,如共产党人抱有的革命目标,和马列主义的基本主张。有一些则不被意识,如传统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因素,像“大政府”的轮回作用等。它们多是通过事后的分析才能发现;虽说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层面,却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则属于“下意识”的范围,它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像中共后来打破“教条主义”,从而创造出一套现实主义的革命路线,内中许多即是拜这一心理过程所赐。所有这些层面的因素,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值得一一找出,和摆正它们之间的位置。

   在以往对中共和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中,多是注重对“意识”层面的分析。确实,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人们首先遇到的正是这些因素,如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等。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但随着事件的展开,不同层面的因素就逐渐展现开来,有待于读者去分析判断。

   本文的写作是依照时间的顺序,从“大革命时期”到“建国以后”,从“老区”到“新区”。在正文的后面,附以相应的材料,以便读者对当日的情况有更亲切的了解。在最后一节(即第六节)中,将对土地改革的意义做出新的探索。

   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本文的“问题面”暴露太多提出异议,但一篇文章不可能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也不能象时下某些做法那样,评功摆过,左右折衷,把一个历史事件分割得不成样子,而应把它的各个方面都予以充分的揭示,才可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的写作原无意于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想对历史做出褒贬,勿宁说,它更多地是为关心历史进程和实际运作的读者而写的。为此,本文打算处处从实处着眼,而不追求其他的什么“名堂”;它也不具有什么宣传的目标,而只是说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及其道理所在,以为后人参考。

  

   一·大革命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她在成立之初,并非天然就是一个“农民的党”,勿宁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团,正在社会各阶级之间选择“敌”、“友”和自己的“依靠对象”。其目标主要是推翻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在它的领导下,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3 这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中反映得相当明显,与当时的国民党人也是很接近的。两党都是以俄为师,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许多一致之处。后来做出进一步选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共从一开始就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农民自然成为一个主要对象;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出于实际的考虑不能不走向农村,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物发展到这一步当然要有一个过程,但它却不能说纯系偶然。

   中共领导的土地斗争,不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始于土地革命时期,而是从大革命时期即开始了(尽管有些是在运动“失控”之下发生的)。中共成立之后,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工人运动。后来受到列宁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开始注意到农民问题。4 1924年与国民党合作,在广东等地开展减租运动。当时对农民运动仍不够重视,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农民纲领,甚至对中国经济的特征也没有多少了解。5 1926年北伐开始之后,农民运动从广东扩展到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在目标上也由减租进至提出土地要求,并在若干地区着手实际“解决土地问题”。6 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与以后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之一,是后者多在武装力量保护之下或在根据地内进行,而前者却缺乏这些重要的条件。争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革命是否策略,在今天可能并不重要,7 但它决定了当时的土地斗争不能不成为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一个前奏,在策略和方法上,也都较难控制和易于“超前”。因此共产党人虽多主张把矛头对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以及“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而不包括一般地主(即所谓小地主),8 但在汹涌而起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界限都被冲决,不但农村中发生大的动乱,斗争矛头也直接指向了武装夺权,并终于由此而引发了国、共两党的决裂。

   大革命时期,处于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首先感觉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于是打倒土豪劣绅之事,层见迭出,林伯渠说,“其集中点,皆以土地问题为归宿。土地解决,万事冰释,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9 在当时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号召之下,柳直荀报告,湖南的统治权,自省政府机关以下已是归于工会、农会,非通过两会不能发生效力。具体说来∶1)农民控制了从乡、区到县、省的粮食流通,非农民协会护照不得通行。于食粮支配方面,则收集地主谷米,平粜给赤贫农民。若前方需采办军粮,即将粮食以法令集中于农民协会之下,赋与农协以支配的全权;2)乡政归于农会,是“农民开会来管理大人老爷们了”。社仓积谷和地方一切公产,全交农民管理;3)“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的斗争”。限制谷米出境,议定米价,“吃排家饭”,是间接地提出土地问题,直接的办法则是丈田、分田,“根本的否认地主的所有权而将它分给农民”。长沙附近的霞凝乡首先实行,……“这样一来,地主大震,因此有5月21日之(马日)事变。反革命实行对农民的大屠杀”。10 据了解,打土豪斗争发生于减租的高潮时期,1927年1月,湖南设立了有处决权的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4月以后,农民建立了农会、农军,取代了旧政权和民团,并对地主采取了清算(针对经济上的不法行为)、罚款(以偿付昔日农民损失)、捐款(救济贫民)、示威、戴高帽游街、逮捕送监、驱逐、枪毙,乃至焚烧地契、没收土地(包括公产)等斗争手段。11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追述说∶当时湖南农运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中央曾坚决制止那些“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及“自由逮捕”、均分财产、自由罚款的做法,甚至认为武汉政府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所为;主张“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迹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12 与之相反,毛泽东在1926年9月提出∶不是土豪劣绅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13 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目前“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14──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以后多次的群众运动中,都被一再引用和做为指导方针。

   1927年两党决裂,“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此开始”。15 决裂的原因很多,但它起于土地问题这一事实,使土地革命成为共产党人的一家口号,由此令国共两党判然有别,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色。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站在一起,16 国民党则一直企图从上层入手来解决问题,17 这就注定二者站在不同立场,和采用不同的路线、方针。从此,农民和土地问题,便成为两党的分界,和斗争的一个关键点。在中共的领导下,土地斗争也不再停留在字面上,而进一步与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了解这一点,对全面理解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十分必要的。18

  

   二·十年内战期间

  

   以后的十年,在中共党史中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也被描写为一系列“左倾”错误所组成。无疑,做为一个年轻的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不可能不接受国际的领导和受到苏联强烈的影响。例如,将“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做为下一步革命的目标, 便是照搬俄国口号。本来,将军阀官绅地主与一般地主做出区分是必要的,当时社会上对地主阶级的指斥也多集中于前者;但是由于大中地主只占少数,没收其土地势必“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19 因此,这一口号不久即被修改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而把小地主排斥于“联合阵线”之外。20 可见有许多东西也不尽是受苏联影响,而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其后更进而把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改变为“没收一切土地”,立即实现“土地国有”;并继“八七”会议决定的“农民暴动”之后,提出“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对地主实行肉体消灭。21 上述指示发出之后,各暴动地区和红区普遍杀戮地主豪绅、焚烧房屋田契,并在推翻地主阶级的“同时推翻资产阶级”,没收民族工商业、反对私有制度(如禁止土地买卖和雇工),反商品经济,以及实行共耕制度、集体生产等等。22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认为中国革命要“无间断的”、“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行彻底的“最社会主义的”政策。23 所以前述土地政策的飞速转变,也就可从某种策略角度来加以解释。24 另外,也不能排除前段农运受镇压后复仇心切,和难于接受大革命的失败,以低潮误认为高潮等心理的作用。

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提出“杀尽土豪劣绅”、烧毁其村庄、“捣毁政府各种的征收机关”、“交通机关”等。25 1928年初,湘南特委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的口号。省巡视员更演绎出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目标,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26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群众革命情绪的低落,它和大革命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了“盲目烧杀”、“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现象。27 如1927年底克复海陆丰后的农民,把铲除一切剥削势力视为第一重要的工作。”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以及重利盘剥者,……剖腹割头,……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28 有一些未按时缴地契的农民和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干部也被杀掉。29 广东省委指示说∶“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的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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