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5 次 更新时间:2007-11-22 1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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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社会因此会有什么变化。对此,他从金融学角度提出了一家之言。陈先生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将瓦解传统、释放个人自由。其论断虽然仍可商榷,但令人耳目一新。

  “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将个人从各种权威组织如家庭、教会或政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用为了生存而必须从属于这些组织的权力。我认为看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在彻底瓦解传统伦理

  

  南方周末:市场在如何改变中国?

  陈志武: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结构在改变。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利益交换和互助,“血浓于水”,血缘内交易的违约风险小。像任何传统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不发达,与陌生人交易的违约风险太高,太容易受骗,所以,人与人间的经济交换、风险分担以及资源共享主要在亲属关系网内进行。儒家主张的“孝道”、“三纲五常”以及以名分等级建立的社会秩序,大致是为了最小化这些人际交易的违约风险。“孝顺”、“还人情”等都是金融交易意义上还债的概念。在过去2500年里,儒家文化对血缘、家庭的强调,确保了中国人能够在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生存几率,能够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特别是,家族越大、越旺,族内资源共享、风险互担能力就越强,其繁衍下去的概率自然越高。

  但,这些年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远离你的出生地到他乡去工作、生活,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使社会结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土壤已破裂。你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大家族网络来保证你未来的经济需要,血缘网络离你越来越远,不能再靠它对冲自然灾难风险或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不过,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的同时,保险业、养老基金业、投资基金业和银行系统正在快速发展,这些年的金融发展真的很快。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正在取代传统儒家文化维系的家庭、家族,为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养老、病残意外事件提供保障工具。我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这些社会后果非常感兴趣。

  南方周末:那就是你今年夏天在中国研究的内容吗?

  陈志武:我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已有几年。我计划写一本书,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一直在搜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数据,以此理解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对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是如何随着金融和市场而变化的。

  比如,我和几位研究生做了两个问卷调查,一个是两年前做的,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其中,当我们问“你为什么要孩子?”这个问题时,每个人可以选择多种答案中的任何几个。一个答案是“养子防老”,第二个答案是“因为喜欢小孩子和情感”,第三是“传宗接代”,等。我们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答案选择上差别最明显。在农村,大约70%的人会说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是“养子防老”。然而,在北京,只有约15%的人说是“养子防老”。城市居民更可能说是因为情感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选择生小孩,农村人极少会说是因为喜欢而生小孩。

  但,除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之外,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人是否已经购买保险或者使用了任何一种市场提供的避险养老金融工具,买了保险或养老产品、投资基金的人更可能会说“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高低对生小孩的目的和态度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有没有持有现代金融产品更有决定作用,这让我们感到意外。

  南方周末:你认为市场的改变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还是文化价值的改变产生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

  陈志武: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没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当然,收入也在增加,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键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我要说的是,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清楚意识到,但过去20-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我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而很多人还没感觉到这点。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当作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这样,跟孩子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感情交流上,希望跟儿女在情感上靠得很近。但,他们意识到,如果你希望孩子在情感上和你靠得很近,你就不能逼迫他们“不管有理无理,都得听话”,而是更倾向于平等谈话。

  有些时候,当我去拜访朋友时,我会有意无意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跟小孩的关系的。而越来越多的时候,在城市家庭里,我看到父母们确实在试图与他们的孩子对话,不再是单向地训话。代际间的平等对话,这显然是违背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有失体统,是反儒家传统的。

  但在农村可不是这样。在农村,比如在我湖南老家,几乎所有的人仍然从经济预期角度来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生小孩、交朋友仍然以经济目的当先,家庭关系缺乏情感上的交流,感情的东西还过于奢侈。

  南方周末:你认为保险和投资基金的引入会对人际关系造成这种影响?

  陈志武:会的。在这方面,我已经做过许多研究,而且还会继续做。家庭或者家族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促进经济交换,特别是金融交换,其作用是利用血缘这种天然的信用基础,促成成员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以此增加每个人一辈子的福利。在历史上,在没有契约执行制度之前,人际间交易关系的违约风险、受骗风险历来是最头痛的事。而血缘是家庭、家族成员间天然共同的东西,你想推也推不掉,想从里面分离出来也难,它也就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信任基础。而且,在现代市场制度机制出现之前,那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种信用基础。

  人际间的经济交换大约有两类。第一类是有形商品交易,比如粮食买卖,这种交易是现货交易,一方今天付钱,另一方今天交货,是一次性买卖,对信誉、信任的要求不高。第二类是涉及到由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的价值交换,比如,我今天借钱让你上学,等你读完书工作时你要还债;或者,今天我遇到意外事件,你帮我,但一个共识是等你碰到困难时,我有责任帮你。当个体间的交换涉及到跨越时空间的价值支付时,诚信、守约、信任就非常非常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家族永远有促进跨时空金融交换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儒家“三纲五常”维系下的家族体系,可以大大降低跨时空价值交换的不确定性,降低违约风险,增加交易安全。

  家庭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情感、非物质利益的交流。而那些非物质交流到目前还难以被市场替代。你不能轻易订立情感交流契约,因为感情的东西太主观、太难用客观尺度测量,所以,情感交流还难以市场化。当我们说“爱情价更高”时,实际上还没有人们能普遍接收的测度“爱情”价值的“价”单位,否则,爱情也可市场化了!

  当金融市场发展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金融证券产品能够逐渐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让人们在远远比单个家庭、家族更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互补、进行风险分摊,其风险分摊的效果远远超过在单个家庭、家族之内的效果。一旦市场制度架构足够可靠,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后,大家的福利都会更高。让家庭重点定义在感情交流上,把经济交换功能从家庭、家族里剥离出来,家庭关系里不谈利益交换。

  这种改变在中国正非常迅速地进行。虽然我们看到一些人为利益而结婚,这在哪个社会都有,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更多人正在重新调整家的定位。当然,在美国,这种社会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了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基金、养老基金,还有已发展多年的保险产业和银行系统,这些促成经济交易从美国家庭里剥离出来。到今天,在美国,当人们考虑借钱、养老、获得保险、规避生活风险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去找他们的亲戚,而是宁愿与市场发生这些交易关系,以此使亲情关系更重感情、友情。

  南方周末: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换功能,这会更更有效吗?

  陈志武:当然。一种是大范围内外部化、非人格化了的显形金融契约交易,而由家庭实现的是人格化了的、小范围内的隐形契约交易;前者实现只是金融交易,没有别的潜在债务,而后者是一辈子也无法了结的交易关系。在中国家庭里,因扯不完、也扯不清的“孝道”债、“亲情”债、“人情”债而大打出手的事情太多,总说他给你多了、给我少了,或者是他怎么还不给,等等。

  例如,一个孩子要结婚了,父母通常会把所有的积蓄送给他,让他办酒宴、买房子。这非常普遍,在大城市亦如此。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后辈得以结婚并买一套房子。中国父母会认为,“如果我们有积蓄,那为什么还让我们年轻的孩子去承担每月还贷的负担呢?”表面上看,这让后辈不用靠抵押贷款购房。但问题是,一旦父母把养老钱今天给了儿子,等父母真正老了退休、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养老呢?我知道,按孝道,儿女要供养,要给父母当初的投资以回报了。但,这里,没有合同写明他们的孩子必须回报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想象一种情景:年老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动地等待,等着他们的孩子给钱,以养活自己。即使他们没钱了,如果孩子不给钱,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要,因为他们也许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刚开始,自尊和自豪感让他们不愿向孩子要钱。想想,这对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他们就会不敢花钱。即使他们从孩子那里获得一些钱,可能仍然不知道明年孩子会不会忘记给钱。或者,也许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不够钱了。因此,在没有自己的钱的情况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钱。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境地。当然,实际的情况是,许多父母在没钱时不会管那么多了,管不上尊严了,还是会去要。人过到这种份上,就没意义了。

  同时,儿子可能有自己的家。许多中年夫妇,为了给一方父母多少钱而经常吵架,夫妻因此大打出手,已是常事。养父母的责任成了夫妻关系的障碍。

  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也听到过很多故事。在这些局面下,年老的父母可能想:“为什么我还这么健康?我依靠儿女才能继续生存,这有什么意思?”而儿女们可能把年老父母看成是压在自己生活上的负担。

  当人际间的资源交易、风险交易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实现时,许多事情总是含含糊糊、一辈子也了不清。比如,2002年,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个30岁左右、名叫王宏的人,很幸运中了彩票,赢了500万元奖金。他和夫人先是非常高兴,但他的叔伯、叔伯孩子、他自己的兄弟和父母,统统要求从这500万中分到一大份,每个人都说“没有我,你王宏怎么长大?”他实际上分了150万给他的亲戚,作为给亲戚的回报,这已经很多了。但是,他的亲戚认为这150万元远远不够,每个都说他应该得到更多。结果,他的兄弟不理他了,他的叔伯也不理他了。过了些时候,他的兄弟和叔伯家人跑到他的家,大打出手,使他和妻子受重伤。

  这样,一个混乱的产权体系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要求和反要求。当由传统大家族胜任经济交易功能时,所有的投资和回报都是默认的、隐形的,不会用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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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陈教授所言极是 laolong 2007-11-25 13:04:23

  强烈支持陈教授观点,市场化、契约化、自由、平等、人权乃普世价值,走向未来的中国没有别的路可走,变革虽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希望我们每一步都是在前进,而不是倒退。

感想 雷神 2007-11-24 15:14:08

  毕竟是大教授,说得很有条理。
  我正在读一些日本江户文学,感触最深的就是那时候日本城市商业经济的兴起对人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变化。在那些故事中,显性的和隐性的契约处处可见,人们不敢违反,否则不是被处罚,就是要剖腹。
  对比中国,还是经济上知道目前才真正全民地从农业经济转变到商业经济中来,并且还是正在转变。
  不过,陈教授似乎对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还认识不够,要理解了日本文化中禅和武士道的地位和贡献,就能理解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了。只不过,国人对传统文化还大多在朦胧的词义理解上,对于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好像还欠深思。所以感觉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传统文化,还没有诞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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