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现代的自省——田野工作与理论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9 次 更新时间:2007-11-22 04:11:33

进入专题: 田野调查  

王铭铭 (进入专栏)  

  

   六十年前,当费孝通教授步入他的学术生涯时,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表述,论点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不过,从本质上讲,它们无非均是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现代化的冲击、或东-西方文化遭遇、社会变迁的问题。费孝通教授以不同的文体叙说了他的看法,而在那本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江村经济》(1939)一书中,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笔调,精湛地展示了他的观点。在一段评论中,剑桥大学利奇 (Edmund Leach) 教授以为,费著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功能主义风格”,在于这种风格“本身富有的意味”。[1]其实,在我的理解中,这种评论部分是出于误解而提出的。费先生的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前言所说的一段话,才真正表达了费著的关切点之所在。他说:

   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受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西方化还是文化式微是人们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知道重新调适的过程有多困难。他也意识到,这一过程必须被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而且建设性的发展,务必是循序渐进的、逐步的、并充满智慧的。他所关切的是,所有的变迁应该是有计划的,而且计划需要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依据。[2]

   作为中国本土的社会人类学者,在费著出版半个多世纪之后去从事社区田野工作,我们可以被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所影响,而以为田野工作和社会的描写不应再是“老的一套”,也可以在新的观察的基础上,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与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样,因而我们的描写和论证也可以改变。不过,无可否认的是,虽然经过看起来很长的时间、说起来太多的“运动”,本土田野中的人类学者依然碰到“进退维谷”的困境,对这一困境的人类学评注依然也处在莫衷一是的阶段。在一般社会科学的话语 (discourse) 中,人们以“现代化”理论框架来叙说时间的推移,而在社会现实的时空坐落中,世纪初的困惑尚未消失。同样地,费孝通教授对“计划需要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依据”的期望,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所以依然是我们为之而努力的目标。

   在这一篇为了纪念费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的文章中,我报告来自家乡闽南地区的有关一个村落社区经历的素材。在“文革”期间,因为我的家庭所在城市泉州处在暴力的派斗中,对当时还是儿童的我与姐妹很危险,因此我们被送到外婆家。那是一个十分贫穷但远比“政治精英”充斥的城市平和的小村。离外婆的村落只有一里地,有一个著名的侨村,我家在那里也有亲戚,我也在那里的表舅家住过一段时间。本文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侨村的描写。当时的“运动”在村落中引起的一幕幕“戏剧”依然历历在目,村落中复杂的传统关系所导致的冲突和家族荫庇在大社会运动中对儿童所起的保护作用也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本文不是一篇“童年记忆”的散文。1990年在英伦研读人类学期间,回乡调查,有幸得到英国社会经济科学院资助,到童年住过的村落“参与观察”。我报告的将是这一研究的“发现”,而为此把与本论题有些关系的记忆暂时抛在脑后。

   如果此文一如我的愿望一样具有一定说明性的话,那么我要说明的不是新问题(而且其代表性不是我的主要关切点),我所做的是在费先生所说的“小型的社区”或“社会的时空坐落”[3]中去体验、论说一个他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前辈早已讨论过的“老问题”:我们的传统走向何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近年力图反思旧的社会科学“单线模式” (linear model) 的学者一样,不再用单向进化的角度看问题,因而我切入问题的出发点再也不是传统-现代的过渡线。为了表达这种差异,我们不妨把问题反过来看:“现代化”的口号是不是解释一切的一切?我的村落调查和描写,将以对这个“倒过来的”问题的讨论为主旨。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自然地会使我的讨论带有片面的特点,并且甚至可能使之出现误差。不过,作为一个个人的观点,在这里提供出来引起对话,却也不无益处。至于这篇论文的观点对费先生早已关切到的“计划的社会变迁”包含何种建议,我在尚无具体的考虑的前提下,以为这是构成为此类计划的“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依据”的潜在内容之一。

  

   “现代化”的理论局限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第14页

   我在田野工作中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令我困惑的是:本来理论界以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自然会消失;可是,自1979年改革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或理论界称之为“迷信”和“旧事物”的现象却得以复兴。社会人类学者曾相信,他们是在“西方化”过程中“拯救”正在消失的非西方文化的一群慈善家,而我在田野工作中的观察是,传统文化并没有“正在消失”。我在后文将具体讨论这种矛盾现象的内容及其在我们解释传统和现代化理论中的意义。我将力图用“地方性知识”来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但是在具体描写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将现存的学术争论提前加以回顾。

   在研究“非西方” (non-Western)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中,西方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经济人” (economic man) 理念与“文化范式” (cultural paradigm) 理念之间的论争。经济人理念源自于规范经济学和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哲学,它主张全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 (maximization) 的欲望和潜能,这种欲望和潜能在古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但在“启蒙” (Enlightenment) 之后成为走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人类必由之路。文化范式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韦伯的东方论、以及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 (cultural relativism) 有密切的关系,它主张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是不同种类的实体,前者是以绵延式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道德化、以及社区理念的文化支配为基础,而后者则存在或独有现代化剧变的动力、适宜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以及个人理性主义这些特点。

   这两种理念在十九世纪提出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后果。一方面,经济人的观点造成了一种进化论式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即对新的社会-经济模式替代“传统”的全面信仰。另一方面,文化范式的观点导致了一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模式视为“阻碍”这些社会现代化的因素。前一种理论的代言人如罗斯托 (W. W. Rostow) 认为,任何社会(包括东方和非洲社会)必然逐步由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蜕变为现代型的资本主义模式[4];而后一种理论的代表如人类学家吉尔茨 (Clifford Geertz) 则认为,某些社会(如印度尼西亚瓜哇、中国、印度等)中传统社会-文化模式长期延续,成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些国家即使在外观上变成现代国家,在内容上仍然处于传统的状态。[5]

   考察两种学派用以联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线路,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论调上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是“现代性” (modernity) 的意识形态之衍生:不管是经济人理念还是韦伯或吉尔茨式的文化观,都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经济人理念认为对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通点,而在现实上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相信只有在西方“启蒙”以后人才有可能“抛弃传统”并发挥“理性”的潜能。文化范式的观点在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承认非西方社会固有传统的存在合理性,而在本质上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没有变迁动力的“顽固历史残余”的文化体系。现代化的理论貌似复杂,其实它的基本假设之要点却十分简单:(1)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2)现代社会经济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传统力量的存在必然,或者说很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照观和单线的社会进化论,曾被不同的社会、社会中的不同阶层视为自然而然的“道理”。受这一系列理论-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支配,社会科学界有关中国农村的历史与近代以来的变迁的讨论,同样地是围绕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的争论而展开的。采用规范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观念对乡民社会进行考察的学者,从农民的经济行为特点和市场结构出发,论证“理性”观念在农村社会的现实存在。虽然他们都没有直接地对农民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但是他们隐含一种适宜于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理性农民”(rational peasants) 观。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论点,把十四世纪的中国视为现代社会-经济模式在中国农村的自发性发展之结果,更为明显地将西欧工业化的起始点,搬用到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也是把中国农民视为经济人的表现。 与经济人观点相对立,有的学者从农村经济组织的非理性特点出发,论证中国社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成长的多重障碍,有的学者从文化传统的延续出发,说明“现代精神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障碍论”的传播,近现代本土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中发展出大量的“反传统”理论。

   至今,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仍然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引以为“真理”。不过,近二十年来,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主要表现是“现代性” (modernity) 这一术语的出现。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不再以“现代化” (modernization) 一语来证实自身研究的价值,而转向“现代性”的探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的过程,而前者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证明现代西方社会的组合,不仅包含与传统对应的“现代性”,还包含服务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及主权建构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性” (historicity)。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 (Eric Hobsbawm) 和安德生 (Benedict Anderson) 发现,西欧的现代化不单纯是工业化,同时它还包括与西方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息息相关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和历史感 (historicity) 的强化;[6]同时,美国社会学者席尔斯 (Edward Shils) 注意到,在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东方国家中,传统在国家的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 此外,更多的学者从现代性的内部组合出发,指出所谓“现代化”并不是单纯的“人类解放事业”,而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意识形态的渗透形式密切相关的过程。

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发现,引发了社会思想界对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理论的重新思考。学界逐步发现,这两种观念的提出,是现代化的政治计划的副产品,而不是理论自身的发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政治的兴起、以及它们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创设,造成对现代化理论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在现实上,并不存在彻底的传统和现代,这种两元对立的观念是符合一定权力变迁过程的知识结构。这一系列重新思考与中国研究有着很深刻的相关性。正如孔迈隆 (Myron Cohen) 所指出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意义上不是社会转型史,而是农民文化被推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旧传统”的历史。作为社会群体,农民有时被视为保守的力量,有时被“推戴为”革命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铭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田野调查  

本文责编:chenjingzh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67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