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读李锐在北大荒写给范元甄的信——再认识我的父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7 次 更新时间:2007-11-20 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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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父亲(编者注: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编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

  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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