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国际竞争中的文化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8 次 更新时间:2007-10-31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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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磊  

一、 文化有什么用

《21世纪》:作为文化学者,也作为十七大代表,你怎么评价十七大报告中的文化部分?

李书磊:我认为应给予高度评价。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论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用“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这些醒目的、不寻常的词汇来号召文化建设,表达了党发展文化的迫切愿望。这中间包含着对文化发展滞后性的清醒认识,对激烈国际文化竞争的强烈感知,对人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深切关怀。用这么大的决心来建设文化,也表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健全与成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对经济、政治、社会负责,也要对文化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负责。保护文化,延续斯文,责无旁贷。

《21世纪》:现在社会上都在谈文化,文化到底有什么意义?

李书磊:相对于物质满足,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相对于当下问题,文化是一种诉诸长远、诉诸千秋万代的视野与情怀。一个人的人生要有意义,得有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传诸久远,也得有文化。文化赋予个人、社会生活更丰富的内容、更高的境界,也赋予国家、民族更高的觉悟、更高的文明水准、更强的思想与情感认同,使其不败。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从历史上看,没有文化、毁坏文化的政权也都是小朝廷,不数世而亡。没有文化会使人的行为低劣化、恶性化、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社会难以维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人、人类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目的,我们常说的精神极大提高、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状态。所以卢卡契说人类不仅要获得经济解放,而且最终要从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解放”,就是摆脱贫困走向极大的富裕,“从经济中解放出来”,就是在物质上不断富裕的基础上摆脱物对人的统治,达到很高的文化境界。

《21世纪》:很受启发,但还是觉得有点抽象,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怎样起作用的?

李书磊: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体系,又是一种社会功能体系,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功能可以粗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给人提供终极关怀、灵魂归宿,同时在日常处境特别是在痛苦与困境中安慰人的感情,给人以精神支撑与精神满足。这可以称之谓“安心”。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价值标准、道德规范,使人在荣辱善恶中有所趋避,使社会气氛与评价对人有所激励、有所塑造、有所制约。这可以称之谓“立身”。如果一个社会文化贫乏、薄弱,文化应有的功能就会残缺,不仅人的心灵会空虚、生活会丧失意义感,社会还会失序、混乱。

《21世纪》:我转达一个有点质疑的问题。现代社会大家都把过好日子当成最高目标,各国政府也都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来保持稳定,文化真像你们文化学者说的那么重要吗?

李书磊:我恰恰从现代社会的状况中看到了文化的格外重要。一是生活好了,人们摆脱了贫困时代对物质的过分贪欲,有余情,也有余力去享受文化了,文化消费的欲望只会旺盛起来而不会萎缩下去。

二是现代社会的处境给人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紧张,更需要文化来抚慰。农业社会人处在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相处会自然地放松人的精神、使人心理健康,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工化的城市环境中,对文化的依赖性更强了,很多精神困境都只能通过文化生活来纾解。现代生活、城市生活中竞争的激烈、变化的剧烈、工作强度的增大都会给人带来心理问题,像焦虑症、抑郁症这类心理疾患会增多,只有凭借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凭借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自我疗治。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

三是仅靠经济发展、物质满足不足以维系社会稳定。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有限需求不同,现代工商社会唤起的、依靠的是人们的无限欲求,好了还要再好,永难餍足,“边吃肉、边骂娘”将成为常态。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的文化纽带与文化凝聚,没有公众对政府的文化认同,没有一以贯之的道统来收拾人心,稳定是很难的。而且现代经济的高风险性会带来一些突如其来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如果没有公众对主流价值的信仰,没有对社会、国家的情感与道德认可,后果也很难想象。现代社会没有文化体系行吗?

二、 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

《21世纪》:你对十七大报告文化论述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李书磊:报告的文化论述“目中有人”。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要“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并且有具体的制度设计:“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这就抓住了文化生长的规律。文化繁荣的根本是人物辈出,是要有很壮大的文化队伍,要有成批的优秀文化人尤其是大文化人。“事”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这也算是一种“以人为本”吧。

《21世纪》:为什么你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李书磊: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有自己的梯次结构,像马克思、孔子、李白、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化英雄是文化真正的支撑。还有各时代、各民族众多的文化巨人。人民的智慧、时代的活力、传统的精华会突然秉赋于某些个人,在融汇的基础上形成个性化的辉煌创造。这是文化史的常态。大文化人、文化大家为文化创制作范,把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与偶像,并成为后代常读常新的经典。有这样的人物我们才能说文化繁荣了,而不是统计出了多少本书、演了多少场戏。

《21世纪》:这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李书磊:就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说,就我们今天可接触的丰富文化资源来说,就我们蓬勃开放的社会氛围来说,我看也不算高。当然我们不能作计划说要出多少大家,像1958年计划出多少名郭沫若一样。当然文化大家的出现有其不可捉摸的造化,有可遇不可求的某种神秘性,但我们总是知道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条件更有利于文化人的成长,至少能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与条件。我们至少可以用种种手段鼓励、扶植有才华的文化人。当年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何尝不懂得出大师不像盖大楼那样简单,但他更懂得怎样着手,怎样延揽成批的才俊使其相生相长,怎样奖掖后学使其脱颖而出。由于文化天才的珍贵难得,由于文化创造力的敏感脆弱,我们对文化人要特别爱惜与爱护,要保持经常的沟通与支持。古人所说的要珍惜“读书种子”,就是这个意思。

《21世纪》:你认为该如何营造有利于文化人成长的环境?

李书磊:首先是文化、学术机构要克服行政化、官僚化的习气。比如大学,不能有官气、衙门气,要有更多的学院气氛,要以学术的价值为价值,以教授的需要为需要。学者、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世俗职业者,但其职业、其身份来源于古代的圣贤传统、僧侣传统,是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当年清华大学学生给校长罗家伦开列几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视教授如雇员”。从“人事关系”上说,教授当然是校长的雇员,但校长又不能简单地把教授当成雇员,这就是学院的逻辑。听吉林大学的老校友说,吉大当年的校长匡亚明看见一个教授在教务处门前等候教务处长,就把教务处的牌子摘掉让处长写检查来领,他认为职员不应该让教授等候。当然教授也要修身养德,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是让教授充分发挥、自由发挥。

同时,今天的大学还要去除过多的企业化色彩,不能什么都量化考核,不能把管理的网织得太密、弦绷得太紧,要让教授有从容之心。

《21世纪》:十七大报告中说要鼓励学者发挥思想库作用,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

李书磊:意义很大。且不说学者的参与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有利于摆脱决策中的部门利益,仅就此事对学者的益处而言,也是非常明显的。参与决策咨询有助于学者获得问题,强化问题意识,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来就是思想、学术创新最大动力。参与决策咨询还会使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走进田野、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了解政府机构的实际运转,获得第一手的材料,使学术有坚实的基础。这都很有利于学者的发展。同时,政府与学者合作也会在二者之间增强了解、增强互信、建立感情,这有利于社会气氛的祥和。许多偏执之见都是不了解造成的,了解了往往也就理解了、谅解了。

总之,发展变化中的中国是学术的广大田野,我相信各学科的中国学派将由此而出。

三、国家“软实力”

《21世纪》:“软实力”的概念现在越提越响,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李书磊:“软实力”最早是个国际政治概念,源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代初论述美国国际实力的著作,其含义是国家的非经济、非军事力量怎样在国际争夺中发挥作用。文化被定义为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其实类似的思想出现还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心理战”。这是从功能、功用角度对文化的一种理解。当然我们对文化意义的理解要宽广得多,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是实用的,它首先是我们心灵与情感的表达,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我们建设文化首先是因为对文化的热爱与尊崇;但既然强大的外国直言不讳地要把文化当成对付别国的武器,我们也只好因应之,奋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21世纪》:“软实力”的运用有什么特点?

李书磊:我们还是要认识文化的双重性。文化有和平的、纯洁的一面,也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说文化是和平、纯洁的,意思是说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都为我们所欣赏、所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也是属于中国的,孔子也是属于外国的。说文化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是说文化总在国际斗争中被人用作工具,从最早殖民主义者利用英语与基督教来统治殖民地人民,到现在美国利用它的电影、电视、通俗音乐来传播其意识形态、扩张其国家利益,都是如此。加上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火上浇油,使文化的火药味浓烈起来。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就必须以增强自己的文化力量、增强软实力来求生存、求发展。

《21世纪》:你怎么判断目前的文化力量对比?

李书磊:不容乐观。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倾销很严重,美国大片、电视剧、卡通片到处都是。就是韩国影视也对我们倾销,这在二十年前做梦都不会想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片子大都说不上是什么优秀的艺术作品,而是按类型片模式、程式化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产品。无奈的是恰恰是这种东西赢得了观众。1999年我见到约瑟夫·奈,同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好莱坞大片,他说不仅你们中国知识分子,法国、意大利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好莱坞,但知识分子喜欢不喜欢关系不大,关键是中国人民、欧洲人民喜欢。不幸的是他所言不虚。这些都是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文化现象,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在文化上应对很不容易。在学术上,理论、概念也大都来自西方,这些外来理论对开扩我们的视野、刺激我们的思想都有好处,但缺乏我们中国自己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也是重大缺陷,不利于外国了解我们,也不利于我们的学术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事情。

《21世纪》:文化应对的途径何在?

李书磊:别无他途,只有迅速、有力地推进文化建设、增加自己的文化实力一途。外国文化能倾销是因我们有文化真空,所以我们要使自己的文化繁荣起来、充实起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来文化挑战,恐怕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要尝试一些新的思路,不能再墨守很多成规,要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我们自己的文化生产。在文化上,解决问题不能仅靠观念层面的斗争,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化实力上的竞争。一方面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与广阔的视野,广纳外来的优秀文化,任何有意义的文化创造都必须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的自强之心,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同时,文化发展又是一个漫长的、有时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耐力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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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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