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梁启超的家庭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1 次 更新时间:2007-10-30 23: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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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做梁启超研究多年,对与梁氏相关的大事小节不免时刻留意。不希望观察对象只定格在书本中,更愿意知道他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蕴藏的故事。起码,对于我来说,活人更容易理解,较少歪曲,所以,“虽死犹生”也成为我对梁启超的特别期望。

  出于这一兴趣,前几年编过一本《追忆梁启超》,专收与梁有过交往的亲友甚至敌对者的忆述文章。窃以为,梁氏虽属于感情外露类型,喜欢不断谈论自己的经历、兴趣与矛盾,但这也只是使人比较容易接近,其间仍有大量的省略。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恰恰是研究者最当用心之处。因而,知情人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观照人物。

  就此而言,家人的回忆也是不可或缺的角度。不同于古代子孙辈写的行状专记大节,现代散文为私人的情感表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名人家话这一隐秘的角落也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由于在家庭中,人物最无须遮藏,其生活形态也更自然本真。倘若有如实的记录,资料价值不言而喻。阅读这类文献,也容易获得亲切的感知。问题是,传统的制约在近、现代之交仍有留存,近代名家的家庭形象也不免若明若暗。因此,编辑《追忆梁启超》时,得见吴荔明先生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自然极为欣喜,并毫不犹豫地以之作为选文的殿军。虽然此文在回忆文章中已属长篇,而我仍不满足。如今,在大加扩充之后,又出现了同名专书,对于如我一般的期待者自是好音。

  记得文革中,借助“最高指示”的东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贤人名言曾耳熟能详。姑不论其中包孕的政治谋虑,单考历史事实,“传家久”、“继世长”在名人后裔中确乎很难见到。非有严格、细致的家庭督导,一世而斩也不稀奇。曾国藩的训子书格外受人青睐,便因其以方正之道体现了父亲的爱心。而在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儿女情长。其大量家书首先披露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经过修订,更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正式出版),还多半是为着重大事件的说明所作的摘引。而《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专从对子女的关爱与子女的成长两个角度切入,辅以作者个人收藏的未发表书信以及家庭成员的记述,便凸显出梁氏的无微不至与因材施教。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头人物的性格差异。吴书中写到,梁启超曾希望作者的母亲、梁的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了缜密的思量。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又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48-49页)。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49-50页)。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

  “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

  (《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作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吴荔明虽以第三代的身份,讲述上两代人之间的亲情故事,却并不回避矛盾。《谱写“凝固音乐”的人——二舅梁思成》一章,便引录了林徽因1936年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其中有大段文字抱怨“小姑大姑们”的家务琐事使她厌烦。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不和谐音,书中关于梁家的生活描述才显得真实可信。

  不过,作者毕竟隔了一辈,对于上代人的记述也偶有失误。如述及林徽因之父长民先生行迹时,谓其“在浙江海宁任官职期间,创办了求是书院、蚕桑职业学堂等”(135页),便与事实相左。1897年在浙江创办求是书院与蚕学馆的林氏,乃是时任杭州太守的林启(字迪臣)。林长民当年虚龄22岁,尚在其父林孝恂(字伯颖)开设的林氏家塾中读书。其家塾分东西两斋,分别聘请了林纾与林白水主讲旧学与新知(参见陈与龄《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与梁敬金享《林长民先生传》)。林纾的《畏庐文集》中因而留下一篇《赠林长民序》,便是这段因缘的雪泥鸿爪。

  虽有此微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仍值得珍藏。记事之外,书中收录了一百多帧梁启超全家照片,其文献价值为目前所有梁氏研究著作之最。这些从梁家后人的家庭照相簿上汇集的留影,在公众人物之外,更多展现了作为父亲与丈夫的梁启超形象。同样,梁氏的两位夫人,尤其是王桂荃也从幕后走到前台,使读者在获知这位梁氏家书中称为“王姑娘”与“王姨”的女子身世的同时,也可以一睹其饱经沧桑的面容。至于梁家的儿女们,也各自在专章叙述中现身纸上,令人备感兴味。再配以梁启超题写于照片以及书信的手迹、旧居摄影与房屋结构图,梁氏的家居环境透过历史尘埃,又复显于我们眼前,我所渴望的活生生的感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极大满足。

  

  1999年6月9日

  于东京弥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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