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死刑司法制度改革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3 次 更新时间:2007-10-17 07: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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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2007年1月1日起,我国法院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行的死刑司法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革:一是改革后的死刑复核制度仍然没有采用开庭审理,应当采用开庭审理与有例外的公开审理方式进行复核;二是简单多数票决的方式应当改革,死刑复核的裁判应当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三是我国死刑裁决与执行的统计数据还是国家秘密的做法应当改变,应当建立死刑统计数据的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死刑核准 开庭审理 一致裁决 统计数据公开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有23年的历史。

  1980年2月,也就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后仅两个多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法院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死刑核准权问题的决定》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投毒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上述死刑核准权的“分权方案”正式写进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此时正值1983年秋发动的“严打”战役如火如荼之际,最高法院于同年9月发出《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从1991年起,最高法院又先后将贩毒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广东、广西、四川等5省区高院。1997年9月,最高法院再次以“通知”的形式下放死刑核准权。而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均明确死刑案件应由最高法核准,但死刑复核权下放的现实一直延续。

  2006年10月31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个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23年来,中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改革。现在,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已经正式在实施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赋予的死刑最终核准权。2007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2月28日起施行。

  这一司法解释改变了以往对于死刑复核案件可以作出核准、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裁判的传统做法,规定对于各地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作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5条等以往有关死刑复核的司法解释规定比较,司法解释的最大不同,是将对于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量刑不当,即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的复核裁判方式,由原来的“应当改判”,修订为“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由此确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以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裁判为原则的新的裁判方式。司法解释保留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少数死刑复核案件部分核准死刑前提下的有限改判做法。规定对于一人有两罪以上被判处死刑,或者两名以上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经复核认为其中部分犯罪或者部分被告人的死刑裁判量刑不当的,可以在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或者被告人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的前提下,予以部分改判。《规定》第十二条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核准或者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应当引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并说明理由。”因此可以看出,在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前提下,最高法院在死刑核准方面的主要进步体现在裁判方式。但我认为,最高法院在死刑司法上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一、死刑核准应当采用开庭审理方式

  

  死刑逐步走向废除是世界各国趋势。据大赦国际截止2005年10月10日的统计,对所有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 86个,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在实践中实际上废除了死刑的国家有24个。以上共计121个国家。其他保留了死刑的国家为75个,属于少数派。从废除死刑的趋势来看,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废除死刑。[①]我国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保障死刑的程序公正。何谓公正,最重要的是作为审判程序一种的死刑复核程序应当符合审判权的中立性、公开性、程序性、终局性。公开审判是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要求。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欧洲国家全部废除死刑、加拿大废除了死刑,所以美国是保留死刑的重要国家,其死刑复核程序具有典型性。借鉴美国的死刑审判中的量刑程序很有必要。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富尔曼案”中,通过宪法解释改革了当时存在的死刑量刑政策[②]。该解释认为州的立法是专断的,最高法院通过裁判宣告数十起死刑裁判无效。1976年又通过裁判确定各州的立法应当有一个更一致的标准,而不能在各州有不统一的方法。[③]

  数十年后,学者和法官还在为起草一个比Furman案之前更祥细的死刑量刑立法而努力。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和四分子三的州有权判处死刑(美国有两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美国联邦制的特点)。到2003年12月31日止,美国有3370个死刑犯等待执行,其中2000人属于三个州:加州、德州和佛州。[④]也许,如果运气好的话,这些等待执行死刑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更完善的死刑裁判程序的受益者而免除死刑。

  美国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分开的,今天的死刑量刑阶段有一个类似于量刑前有罪判决程序的听证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政府向陪审团出示应当判处死刑的证据,被告人可以亲自面对这些证据和出示自己的辩护证据。陪审团的工作是确认是否有用于加重或者减轻量刑的事实,法官要求陪审员在确认可以判处死刑的关键事实问题上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本是一审确认有罪的证据标准。)的程度。陪审团不仅要考虑被告人性格的证据,在很多州还要考虑被害人家庭情况的证据。与一般的上诉和量刑证据相比,用于不判处死刑裁判的证据要求更加宽松,体现了“有利被告”的原则。[⑤]

  2002年,大法官Ginsberg在一个他为多数派(美国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是简单多数裁判为生效裁判----笔者注)的裁判中[⑥]写到:对于一级谋杀罪判处死刑,必须要进一步的加重情节的确认,而且要求陪审员确认这些情节,在可以处死刑的案件中,不能因为有加重情节可以加重被告人2年的刑罚,就对被告人处以死刑,而要找到确实可以对被告人可以处死刑的加重情节。而所有这些程序都象一审定罪程序一样,在公开审判的条件下进行,而且要求12个陪审员一致裁决才能判处死刑。

  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审理的方式分为开庭审理和不开庭的书面审理;开庭审理又分为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要求死刑复核案件开庭审理,更没有要求公开审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第一审案件和第二审案件除法定情况以外,应当公开审理 ,唯独对死刑复核的案件没有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2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可以不提审被告人。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死刑核准程序是专门针对死刑案件所设置的救济程序。与一、二审程序不同,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核准工作并没有规定开庭审理。合议庭核准死刑案件主要根据报送的一、二审案卷材料进行审核,对认为应当核准死刑的,原则上都要提讯被告人,当面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对证据有疑问的,还要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还得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虽然不开庭,但在核准期间,被告人委托的辩护律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辩护意见。”[⑦]

  但是,对于人命关天的死刑最后裁判,裁判者不仅可以秘密审判,甚至于可以不与被处死刑的人见面。这与违背了审判程序公正的追求是相悖的。

  公开审判本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联合国制定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内容,但在我们以往的死刑复核程序中,虽然法律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开庭与公开审理,但是不开庭审判成了常态,而开庭审判成了例外,更不用说公开审判----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找到一起死刑复核公开审判先例的媒体报道。这种暗箱操作导致死刑复核无法受到社会的监督,也剥夺了当事人的公开审判权和庭审辩论权,使进行死刑复核的法官难以在控辩双方的争论中把握案件事实的真相,正确地判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在生与死之间,有的情节非常细微,这种程序上的缺陷完全可能导致是生还是死的巨大差别。

  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当务之急是修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死刑复核程序应当象一审案件一样,一律应当开庭审理;同时,除法定情形,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当事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等特殊人群的利益以外,一律应当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和媒体报道。

  在公开审理的方式上,控辩双方当然应当参加,辩护律师应当参加审理;在审理的内容上,可以参照二审案件公开审理的方式,主要审理双方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对其中与死刑的量刑情节有关的问题进行重点审理和辩论。由于有关于二审的审理方式可以参照,这里不加祥述。

  

  二、死刑裁判应当采用一致裁决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死刑复核应当由审判员3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在简单多数票决的情况下,意味着只有2/3的人同意判处死刑就可以将一个人的生命权剥夺,这是非常不严肃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美国法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在美国,根据第6宪法修正案,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被告人都有权选择陪审团。对于需要陪审团审理的案件,第一步就是挑选陪审员,组成陪审团。陪审员的产生往往十分复杂,陪审员的挑选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陪审员的挑选是在审理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法官的助手从当地的选民登记手册中随机抽出候选人名单。法官将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剔除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由双方的律师对候选人进行筛选。陪审团的组成往往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

  在美国的陪审制度中,虽然一般情况下陪审团只进行事实裁决,但是对于只否可以处死刑的问题上,必须由陪审团进行一致裁决。2002年以前,美国有两个州即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对死刑案件的判决适用的是所谓的“凌驾陪审团”(JURY OVERRIDE)的制度,即最终对被告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是由法官决定而不是陪审团。在定罪后,陪审团只有建议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权力,而法官有最终的权力去凌驾于陪审团建议之上。200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瑞恩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裁定:一个审判法官不能妨害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接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单独决定关于判处死刑的加重或减轻事实的取舍。最高法院还裁定,陪审团必须做出加重被告人判决所需的事实裁决。在法官能单独做出判决的亚利桑那州,瑞恩规则推翻了州死刑判决法律。[⑧]至此,美国所有的州都将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这一量刑问题必须由陪审团一致裁决。

  我国在死刑案件的裁决上,应当推行一致裁判制度。在简单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 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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