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与人文：现代科学的价值问题

1956 年，斯诺（ C. P. Snow, 1905-1980 ）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 1959 年，他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有人说，斯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发明了一个词汇，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这个词汇就是“科学文化”；一个问题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即所谓“斯诺命题”；争论就是由此引发的围绕着“斯诺命题”的影响广泛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论战。自此以后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很快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引起各个层面和领域的普遍关注，到 20 世纪末发展为所谓科学大战（ Science War ） 。

这种争论一方面是科学自身的“恶性膨胀”提出的一个时代问题——科学对于人类个体的健康成长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研究职业化、专业化的影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 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目前所谓的科学大战在总体上缺乏深刻的哲学背景和系统的历史考察 , 是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或者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之间（绕开科学哲学）的简单对峙。把科学和人文这样简单对立的做法从 斯诺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斯诺本人早年在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后来因为一场意外事件改行写小说，由于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他能够注意到他所谓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正是这种简单对立才发展成为所谓的“科学大战”，在这种论战中不乏激烈的指责和攻击。这种争论在学术界被归于科学（价值）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但是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源何在？它们之间有没有深层的关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地理论分析。

从一般哲学的角度看，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事实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科学中的具体表现，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即是科学的精神价值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主要源于传统（旧）人文主义从伦理、宗教、艺术视角进行的透视、批判，科学家群体基于他们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辩护，以及哲学形而上学的反思、划界，

首先，科学的价值很早就受到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明确否定和批判。典型的代表是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奥古斯丁认为 “好的基督徒应该当心数学家 和所有那些制造空洞预言的占星家，数学家和魔鬼达成一种契约，使得人的精神昏暗或者把人（的灵魂）监禁在地狱之中，这样的危险已经存在” ，事实上数学家就是在这种意义（占星术师）上首先被奥古斯丁引进的。奥古斯丁可以说切中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即理性和信仰之间）差异的渊源，即一切理性都从“存疑”开始，而一切信仰都从“不疑”开始，但是即使这种差异是根本的，也不能概括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另一个代表人物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极端地否定科学的人性意义，强调恢复人的原初的“无知本性”。他认为：“我们的灵魂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升起，德行也就消逝” 他甚至认为：“你们也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避免科学，真像一个母亲要从自己孩子的手里夺下来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向你们隐藏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护你们不去碰到的那些坏事。因而你们求知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正是她最大的恩典了” 。卢梭的观点是深刻而偏激的，同时把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和变革客体为目的的技术等同看待，从哲学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不全面的。

其次，相比于宗教神学等人文主义的横向比较，哲学形而上学对于科学理性的批判则是纵向的超越的反思。海德格尔从词源考证和文化发生的角度对现代科学进行系统深刻的哲学反思。认为“所谓现代科学是事实科学，是实验科学，是测量科学”，这种数学化的科学是对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包括认识）的一种遮蔽。进而他把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等价于一种“数学因素”，而“数学因素乃是物的可敞开领域……数学因素是那种对物的基本态度……数学因素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基本前提。” 但这种“数学因素”只是本源性的，不能可学数学化的全部含义，也不能否定数学精神价值。当然海德格尔把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加以区别，他人为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是数学化，而这种数学化同时也背离了数学自身的传统。“数学现在实际和教育方面被列为自然科学系科，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本质上也非必然的。早先，数学是自由七艺之一，数学不是一门自然学科，” 海德格尔对现代数理科学的批判是深刻的同时也是受到他的反思工具理性的视角的限制的，他对于数学因素作为“物化”技术的前提的分析是直接为其技术哲学服务的。借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说法，这种视角正好遮蔽了数学作为人的理性展开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数学的人文精神。

无论是旧人文主义的横向切入还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学透视，对于科学的精神价值来说，两者都是外在的批判（虽然不是简单的否定）。它们对于反思和限制科学的工具理性特性是有道理的，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或者掩盖了科学的价值理性。作为存在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后现代思潮对科学的批判从直接的逻辑语言技术到间接的物化技术，对传统科学理性进行更加激烈地批判，直入现代科学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但这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外在的方式，因为技术哲学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之一。

面对这一时代热点问题，科学哲学必须给出不同于极端的科学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甚至于不同于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属于自己的解答。避免这种情绪化的“科学大战”或者简单化的折中，努力在科学与哲学、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中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把我两者的关系，寻求一种更加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基于知识论的科学价值的合理划界和有效辩护。

二、科学理性的二重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相比于伦理、宗教、艺术等基于情感（体验和启示）的人文精神的追求，科学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获取真理，特别是普遍必然的真理。这可能就是人们把科学和伦理等人文学科归于不同的文化领域的理由，前者主要关心的是事实问题，而后者主要关心的是价值问题。但“事实与价值”很难这样“一分为二”，就人的理性而言， 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它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合规则性”（ reason ）与“合目的性”（ rational ），前者可以称为工具理性而后者则属于价值理性。两种形式的理性正如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reason 相当于法律意义上的合规则性，而 rational 相当于道德意义上的合目的性（向善性），而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和目标的，反过来道德的理念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以法律为表现形式。两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也有外在的表现形式的不同。进一步讲，真的状态，善的目标最终统一于美的境界是人类普遍的精神特性，而理性的这种二重性的统一正是真、善、美的统一性的一种表现，只是不同传统的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侧重而已。

科学作为人类追求可靠知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它首先是完整的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它在真善美的统一中朝着求真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必然负载着善与美的成分，从而使科学理性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重性。西方科学的这种价值理性的特性从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和数学知识时代开始就表现出来：即希腊人追求概念清晰、逻辑严格同时体系完备反映宇宙和谐的知识体系。从泰勒斯开始追求一种自然的本体和普遍的知识就是人的一种欣赏自然的统一性和知识的完整性的需要的反映。 柏拉图讲最高的学问不是数学，但是 数学是通向善的有效方式，因而是潜在的或者前期的“善”，所以数学与善的有着内在一致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求真是健全的人心的基本需要 ，是人的本能，而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作为达到确定性和普遍性的典范为满足人的求知的需要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方式。所以，“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即追求某种普遍性和不变性是人的精神需要 。 在古希腊的人文教育课程中包括三门（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数学实际上是一门人文学科。对此，怀特海认为这是因为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强调真与善的统一性的希腊传统，是西方科学理性的根基。

以西方理性的典型代表欧几里得几何为例来说明这种理性的二重性。首先，作为一种系统知识的典范它是一个基于原始命题和原始概念的演绎体系，所有的后继命题都是从其逻辑前提中严格按照三段论的演绎规则推演出来的，所以它必须是合乎逻辑规则的。其次，这样一个演绎体系在总体结构上还必须满足“合目的性”的要求，一方面，作为整个体系的逻辑基础的原始命题必须在直观上（而不是经验）是清晰明白的，另一方面，公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是相容的、独立的和完备的，这种要求显然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合规则性而是总体的和外在的合目的性。这就是科学理性的二重性，即在知识内容方面是一个合乎逻辑规则的，在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和知识体系的完美性方面比必须是合目的的。而我门人为这种合目的性就是科学的价值理性，这即是科学的价值问题。

西方数学（科学）的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传统一直保持到近代科学，即近代自然哲学时代。近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数学化，而这种数学化过程深受科学家关于自然界本身的统一性和秩序性的信念的影响，用伽利略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界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这种信念被基督教神学所强化或用宗教神学的语言来表述，同时把上帝推崇为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企图去证明上帝在创造宇宙并且调节宇宙的次序时，看到了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时代起就为人们熟知的五种正多边形……” 这里所说的应用数学语言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自然界内在的秩序和统一性。牛顿认为他只是把自然界内在的秩序用一种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已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现代科学大师的思想之中。爱因斯坦强调：“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以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 大数学家怀特海认为：“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一定的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显然这种科学的数学化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西方理性的这一传统在现代科学时期被逐渐淡化、隐没。随着数学的形式化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技术化以及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建制的规则化（也就是分层分科化），传统理性中的工具理性成分逐渐彰显，而价值理性的成分在很大的程度上被隐没。面对科学理性自身的这种分裂，一种非理性的冲击波以“后现代思潮”的名义对理性本身进行置疑，甚至反叛，而这同样背离了基本的人性——用盲目的情感取代健全的理性。所以，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非理性主义试图完全放弃理性，另外一方面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科学哲学工作面临的更加具体的问题。进一步追寻科学的价值理性与人的认识活动的关系是理解造成这种分裂的科学自身的根源的重要方式。

三、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知识论根源

如何超越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级对立，寻求科学的价值理性与宗教伦理等传统人文学科的价值取向的统一，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进一步寻求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知识论根源。关于认识论问题，在一般西方哲学中分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传统，这种划分是从经验出发的。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从经验开始，但知识的可能条件、可靠标准、增长方式和组织原则等不能完全由经验来决定。所以理性主义描述了人类认识的重要的方面，而这种理性主义传统更加有利于解释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知识论根源。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理性主义中的理性就是指“直观－演绎”的知识论模式。在这种理性的二元机制中，逻辑作为一种语法规则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直观”因其超越经验、通达理念、直指上帝而表现出复杂的形式和特点，正是这种不同特点以及直观和逻辑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决定着西方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时代特点。特别要理解西方理性的典型代表的数学的知识论特征，直观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直观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近代哲学认识论、现代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基石之一。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直观其意义不同于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承诺方式的直观，人们常称这种认识论的直观为理智直观，这种理智直观在与感性经验和形式逻辑不同的意义上构成认识论的一个独立的要素或者维度。也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本质直观，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解决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而形而上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直观关心的是存在性问题。虽然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认识论中经验和逻辑的意义和功能被充分肯定和广泛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也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就是基于科学认识的这种经验与逻辑的二元机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否认在它看来是神秘模糊的直观。但它的缺陷正在于从经验和逻辑这两个方面不能充分说明科学认识论问题，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否定的科学认识论中的直观总是困扰着他们，经验和逻辑这种二元机制的不完全性逻辑地说明不同于经验和逻辑的科学认识中的“第三种要素”存在。

特别是，影响数学的直观是介于感性经验和逻辑之间的一种“心智直观”（理智直观或者知性直观），这种直观既是超越经验、通达理念的途径，又是贯通经验和理念的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的桥梁。正是这种心智直观成为经验的可能条件和逻辑推理的基础。同时也是它体现着数学知识（真理）的发生发展的更加明显的主体性和数学价值的人文取向。直观与逻辑的结合成为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式，在这里直观是逻辑演绎的基础或者前提，是原始命题的真理性的条件，演绎逻辑作为一种语言技术，只是把基本命题的意义可靠地传递给后继的命题。直观既是感性经验的可能条件、形式逻辑的基础，这正如洛克所说的：“直观（ perception ）是最初的，简单的反省观念，是人心运用观念的第一个能力。” 同时，我们要说明，直观也是科学的价值理性的渊源和归宿，从科学的价值问题的角度看，在知识论的基本要素中，感性经验决定着科学应用于物质客体的可能性，而逻辑语言体现着科学知识有效传递和体系结构的一致性和完备性，它们都是科学的工具理性的表现。相比于外在的感性经验和形式逻辑的语言技术特征，科学的价值理性渊源于主体的心灵直观并最终回归于人的心灵而得以体现。著名的科学史家，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乔治·萨顿认为：“科学可以被定义为自然界在人的心灵中的反映。完美的科学只可能被完美的，象上帝一样的人的心灵所反映” 同时，正是在与外在的经验和技术性的逻辑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知识论根源正在于主体的心灵直观，所以乔治·萨顿认为“科学的结果总是抽象的，并且倾向于越来越抽象，从而似乎失去了它们的人性，这种表面的现象是骗不了任何人的，除非他是一个只关心结果和逻辑程序的冷酷无情的科学家” 。柏拉图讲“数学与善”不是讲数学的逻辑严格性，更不是数学知识的经验有效性，而是讲数学沟通人心与绝对完美、理想的理念世界的有效方式。所以，基于人心自身的完整性，即认知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性，解决科学的价值问题的基本方式就是揭示科学对于人的心灵直观的依赖性。

从直观、经验和逻辑这个认识论的基本的三维标架来看，理解数学与自然科学、逻辑学以及哲学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区别和联系的关键点应当是“直观”。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中的直观是一种纯直观（ pure － intitution ）或者本质直观，而经验科学中的直观虽然不同于经验但是和经验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直观（知觉）；相比之下，数学中的直观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被知性或者理性所选择为自明的或明证性的判断对象存在和命题真假的（知性）标准，因而是一种自明的直观（自己 - 明显直觉或者知识直觉），是更能体现主体性特性的一种心灵直观。数学的这种独特的认识论特征决定着数学科学更加明价值理性特征。所以，从“科学的价值理性和主体的心灵直观”的角度看，相比于自然科学，数学是一个更加典型的范例。自然科学是“假设－演绎－检验”，数学是“直观－演绎”两者都有直观的成分。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不完全是经验事实，它往往是一种猜想或者约定，而选择这种假设总是受直观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自明性，但这种自明性是带有经验成分和猜想成分的，不是完全自明的直观，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检验，牛顿的方法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正是这种知识论意义上的源于人的心灵直观的特性决定着科学的归于人心的价值理性特征，直观是经验和逻辑之间的纽带，通过它认识功能的介入和发挥，避免经验与逻辑简单组合的认识论模式而导致的工具理性的彰显和价值理性的隐没。而数学在作为“直观－演绎”模式的最成功的范例也是科学的价值理性特征的最典型的代表。

现代数学的知识论模式变为“假设－演绎－直观（模型）”自然科学为“假设－演绎－检验”，在这两种模式中共同的特点是直观的退隐和逻辑语言的彰显。从而使得现代科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固有的协同性被打破，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被隐没。

四、科学哲学的任务：科学理性的划界和辩护的统一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外部批判和科学家（特别是象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柏、波尔等一批哲人科学家）的经验总结，科学哲学家努力寻求两者统一的科学的价值理性的合理划界和恰当辩护的有效方式。马赫、贝特洛、奥斯特瓦尔德、 罗宾·柯林伍德、 庞伽勒和迪昂等一大批有着丰厚的科学背景的早期的科学哲学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在这种内外结合中对科学的价值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例如 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庞伽勒的《科学的价值》等。庞伽勒在这个小册子的引言中对科学的价值问题给出精到的论述，他认为“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它是值得活动的惟一目标……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摆脱物质烦恼，那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对真理的研究和思考之中享受到自由” 。进一步，他认为由实证而来的科学真理和由情感而来的道德真理是并行不悖的，互相补充而决不矛盾。庞伽勒的观点事实上是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概括，只是他主要从直观角度去展开论述，这就是他对于“数学中的直觉与逻辑”的精辟论述。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现代科学哲学在认识论上逐渐走出逻辑实证主义的干瘪的事实和分析哲学机械的逻辑技术，开始关注科学认识中的作为群体意识的历史因素和个体意识的直观因素。以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现代科学认识论。并初步涉及到科学的价值理性问题，而且这主要是基于认识论的价值论。无论是库恩的历史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拉卡托斯所谓“活的数学” 的进化发展都是和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包括人的必然会犯的错误相关的。所以波普尔明确地强调：“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 。

在现代科学史中这种价值关注被更明确更加全面地，其代表人物乔治·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一个全面追寻科学的人性根基和恢复科学的人性意义的宣言和系统纲领 。他的所谓“新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旧人文主义”因着对科学本质的误解而进行的外部批判（不同于现代哲学形而上学如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各流派基于对科学的本质深刻剖析而进行的反思式的批判）和作为职业化的“专门家”的科学家因为对科学的整体特征和意义缺乏理解和把握而对科学价值的误判。萨顿认为：“宗教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善良、正义和仁慈的渴望；艺术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于美的渴望；科学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 如果说真善美的统一构成了人类价值的核心，那么科学正是在与宗教、艺术的互补协作中体现着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当然，乔治·萨顿的论述只是精到而启发性的。

基于经典作家的深刻分析，科学的价值理性的深入研究有待于基于心灵直观的认识论方向的进一步考察。在认识论的基本要素中，经验作为一切科学知识的渊源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检验标准是外在的，逻辑只是一种传达意义的手段（科学中的逻辑是一种语言工具，哲学形而上学中的逻辑另当别论），所以，只有直观是反映主体的内在特性和引导价值回归的基本通道，这样，从认识论的角度解决这一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科学的价值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在“直观与经验”、“直观与逻辑”的比较结合中寻求“科学的价值理性和主体的心灵直观”的结合点，从这里寻找现代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源以及解决“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可能途径。

五、现实意义

如果说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而走向工具理性恶性膨胀的畸形发展道路，抽象科学自身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进而引起科学与人文的冲突。那么，由于两种传统固有的差异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甚至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更多的误区和盲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悠久的历史积淀。西方科学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完全外来的东西。所以，同样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根基的（脱胎于希腊－基督教文化传统）近现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不是一个简单拿来即可的问题，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如何接受、理解和发展出有着某种个性特征的现代科学形式之一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如何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时代机遇和理论引导。

首先，从科学外在的社会文化背景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学习、接受和理解的取向。其一：重视感性经验和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科学（自然知识）观，其二：西方现代化背景下的科学的工具理性特征的不断显现，其三：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救亡图存和被动地追赶西方现代化。不幸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的共同点是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工具理性特征，而掩盖了其传统的价值理性特征（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价值归属）。这样，中国人是在“坚船利炮”的被迫之下，而不是在“求知本能”的主动要求之下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的。一百多年来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科学，而没有一个理性地系统深入地理解西方科学的适宜的外部条件。正是这种外在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传统观念造成现代中国人特殊的科学技术观：即“文理有别”，“科技不分”，从公众意识、政府管理方式到更加直接的教育观念和更具有操作性的教育管理模式，通常都把作为现代文化和教育核心的科学归于与传统的人文相对的领域，而把仅仅作为科学知识可能应用领域之一的技术和科学归于同类，进而把科学的主要功能局限于其技术应用 。

其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恰当把握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特别是深入理解其价值理性的特征和意义，取决于外在的形而上学的反思，内在的科学哲学知识论分析和科学史的系统考察等各个方面的积累和协作。特别是科学哲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应该由基于现代科学知识（精通一个基础学科，涉猎各个学科）背景，有着科学史、西方哲学的一定积累和素养，经过科学哲学的经典研读等系统训练的专门人群来承担。而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科学哲学研究来看，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能从学术的层面引领中国科学发展（包括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专业队伍。由于教育中的“文理有别”，造成中国现代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普遍缺乏西方科学背景，对于科学的外在的哲学形而上学反思就真正成为“外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另外，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结合西方人文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批判这一干预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的学术路径，还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同时往往和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之间发生“内部”冲突——关于“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在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反思和基于传统文化的外部批判之间缺乏科学哲学工作者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力争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所以，科学与人文分裂的问题既是一个现代化背景下的世界性问题，同时在中国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解决科学与人文冲突的问题，恰当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科学与哲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之中进行，这也是中国科学哲学工作者面临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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