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是为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9 次 更新时间:2007-09-22 10: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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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进入专栏)  

  

  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的主题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和讴歌上。面对千百万仍然挣扎在“应试教育”苦海之中的青少年,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变革。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是必要的,但我认为纪念的主题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讴歌上。现在应该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往回走。面对千百万仍然挣扎在“应试教育”苦海之中的青少年,面对未来的中国教育,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变革。

  近年来,以应试教育、择校热、“上学难上学贵”为特征的教育弊病十分严重,教育品质与教育规模的巨大扩张形成了强烈反差。其实我国现行的教育方针、价值,大致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高度政治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现在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需一场真正的变革。

  

  我们的教育不能“目中无人”

  

  1950年代起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战略、80年代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使我们过分强调了教育对经济振兴所具的功利价值。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优先发展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工程技术,无疑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必须看到,教育还具有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功能。现代国家的教育,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功利价值,同时具有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整合,促进人格养成、心智发展及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等非功利价值。而后者是教育更为本质的功能,远在教育还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价值之前,这一功能就已经存在了。

  人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教育同样重要的两翼。片面强调教育的经济功利价值,会导致教育价值的失衡、教育品质的异化,沦为“目中无人”、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可以看到,当前我国人口素质的落后不仅表现为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而且表现为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在“做人”的能力和公民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这正是教育中“人”的价值缺失、教育功能异化的结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实践,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196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视之为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其后果却是造成教育的两极分化,在白领阶层兴起的同时,产生了大量文盲,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有鉴于此,墨西哥于1980年代末重新提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让高质量的教育和平等的教育机会真正向一切人开放,实现平等的增长”,1990年代初又提出了“公正的现代化”的社会理想。

  

  教育,面向全体学生还是少数优才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能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教育目的。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进行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和有用的教育。

  多年实践已经显示,要求学生“全优”已经成为家长、老师的一种心理定势,成为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批量培养、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的,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还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

  那么,教育是面向大多数人,还是主要培养少数优才?这涉及对教育价值、教育功能的基本判断。长期以来,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造成了一种面向少数优秀学生的教育价值,它成为升学教育的基础。今天重申教育的大众主义价值,就是要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转为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学生,并且优先关注弱势地区、弱势人群的教育,恢复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人文性,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接续被中断的历史进程

  

  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不仅是针对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也是针对学校教育中的学科中心、考试主义。20世纪初,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曾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都曾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接续这一被中断的历史进程。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脱胎自杜威的教育哲学,却是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其实,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只对考试升学有用。

  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本质上是民族的现代教育文化再造的任务,即五四时期提出的民族的新文化再造的任务。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回答,这一新文化构建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

  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文化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基本价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并没有过时,不仅仍然适用,而且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以现代教育文化的民族性为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建设目标。这需要重温、接续中华民族两个伟大的传统——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优秀成分和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并与当下本土化的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深化和弘扬这一文化教育方针,意味着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重建教育的民族性。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9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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