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9 次 更新时间:2007-09-22 10: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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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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