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热炒大国崛起，由经济崛起发展为文化崛起。在国内，继“读经热”、“祭孔热”、“儒教热”之后，央视“百家讲坛”掀起“读孔热”；在海外，投资大建“孔子学院”，让孔圣人在海内外连成一线，“孔子热”愈演愈烈。
在这种热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崇圣传统的复活。
最近一年，央视“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掀起了风靡全国的“于丹热”。一方面，电视传媒成功地把孔子时尚化商业化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摩登孔子”），有关孔子的各类书籍已经变成书业中高盈利品种，各类国学班和读经班也是高盈利项目（比如，清华的“国学班”学费每人26000元，复旦为每人38000元，少儿读经班更是收了天价）。另一方面，于丹讲孔子，是古人大话与流行歌词相混合的语言叫卖，她对孔子的任意而浅薄的解读，为“儒教复兴热”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按照于丹的《“论语”心得》解释的孔子精华，人人都可以在犬儒心态中活得滋润——无论遭遇到什么，只要不抱怨，而是逆来顺受，就能随遇而安，活出幸福。
正当于丹掀起的“读孔热”持续升温之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以考据功夫对孔圣人进行了“祛魅”式还原。他在《自序》中谈到自己读《论语》的态度：“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崇圣、不媚众的求实态度，李零才会打破绵延二千多年的崇圣尊孔传统。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
李零读《论语》的水平，无论在考证上还是在释义上，都远远超过浅薄而随意的于丹。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李零，对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孔子，也颇多感同身受的温情理解。他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因为“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然而，李零的丧家狗之论，犹如投进“孔子热”和“国学热”的大石头，激起儒家卫道士的群情鼎沸，围攻的口水四溢泛滥，甚至不乏恼羞成怒的谩骂。呵斥为“愤青”者有之，判定为“末世论”者有之，有人甚至没有读过李零的书就将其斥为“垃圾”。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李零读《论语》的书名为“丧家狗”。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新儒家对孔子的崇拜，已经到了“孔圣人”碰不得的地步。亏这些当代儒家的手中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有，大概又要回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了。
李零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他读《论语》，不是读圣贤书，而是研究历史；他考证出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找不到归属的知识分子。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其实，李零的“丧家狗”之说，不过是还原了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惶惶然状态。李零把“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而依我看，用“丧失精神家园”来评价孔子都是抬举。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为了寻找为权所用的家园。他一心想做“帝王师”而不得，是找不到权力归属的“丧家狗”。如果他当年能够找到重用他的帝王，他也早就变成权力的“看门狗”了。
“丧家狗”的发明者也并非李零，而是古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本人也认可这种评价。孔子周游列国跑官，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他在极度失望中愤愤地感慨到：“吾道穷矣！”“天下莫能容！”
所以才有后人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评价。但在卫道士们看来，孔子自称“丧家狗”是圣人遗训，饱含着种种治国育人的微言大义；而李零称孔子是“丧家狗”就是大逆不道，是不值得一阅的“垃圾”。甚至有“愤儒”直呼“李零老师疯了!”
无论当代崇圣尊孔的儒者们多么鄙视李零的《丧家狗》，但在我看来，李零读出的孔子，特别是那篇平实而出彩的《自序》，已经胜过蒋庆等新儒家关于孔子的所有言说。所以，一些著名学者对《丧家狗》给予很高的评价。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中说：“……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说：“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访谈中，称赞李零读《论语》的严肃、考据学工夫、消解神圣化和批判精神。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07-12）一文中说：“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在有着悠久崇圣传统的中国，古今卫道士眼中的孔子，是不容质疑的圣人，是历代帝王之师，是拥有道统至尊的“素王”， 是皇帝们都要叩拜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是被康有为和孔教会尊为“教主”的神，如今又被新儒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孔子说的每句话，既是治国醒世的箴言，也是修身养性的指导。最夸张的说法，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今天有“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之论，更有“不读孔子，无以为人”之说。当代儒家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而且是借洋人以自重的假新闻：1988年世界各国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
面对拜圣者的走火入魔，恕我对当代儒家说句糙话：在你们眼中，孔子既然已经成圣，那就放个屁都沉甸甸、香喷喷。崇圣者已经迷失到分不清家常话和微言大义的区别，把《论语》中的家常话当作微言大义来读。比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家常话，有什么微言大义，犯得着浪费那么多智慧注释两千多年、至今还在注释吗？正如周作人在《论语小记》所言：“《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德国大哲黑格尔也认为《论语》不过是常识性的道理而已。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命运，犹如得不到权力垂青的丧家之犬，那么，汉武帝钦定“独尊儒术”之后，孔老二变成孔夫子，丧家犬遗骸就变成维护皇权独裁制度的“看门狗”。由于儒术有利于皇权统治，所以儒家的“看门狗”地位也还算稳固，一坐就是二千多年。而当读书人的偶像被官权捧上了天、甚至变成皇家祖庙里的镀金偶像之时，恰恰是中国知识人及其思想堕入地狱、变成权力的婢女之时。正如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之后悲愤地感叹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直到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传统的制度及意识形态才开始急剧衰落，辛亥革命终结了传统帝制，作为皇权独裁意识形态的儒家也失去了制度依托，再次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尽管，也有过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尊孔大戏，但那不过是过眼烟云的闹剧，因为传统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丧失了权力依靠，是传统儒家的大不幸，使皇权的看门狗变成了流浪狗。但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读书人从“看门狗”再次变成“流浪狗”，却是中国知识界的大幸。因为，不再依靠独裁权力支撑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浪狗”命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随着中共极权统治君临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连“流浪狗”都当不成了。大部分沦为被穷追猛打的“落水狗”，少数幸运儿变成毛泽东政权的“看门狗”。比如，在民国时期敢骂蒋介石的郭沫若，却在1949年后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
孔子在现、当代中国命运颇为诡异，先后经历了两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四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反激进主义的思潮，把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和毛泽东的反传统一勺烩，同样作为激进主义革命加以抛弃，而全然不顾两次“打倒孔家店”的完全不同。
首先，两次反孔运动的发动者完全不同。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民间文化运动，其发动者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派的器物不如人和维新派的制度不如人，而深入到文化不如人的层面。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是自上而下的由独裁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其发动者毛泽东不仅握有绝对的权力，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独尊地位代替所有其他的思想——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
其次，两次反孔的性质完全不同。五四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发起“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革命，针对不是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的孔子，而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孔圣人，是为了打倒作为独裁皇权“看门狗”的儒术。而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没有任何文化诉求和弃旧图新的动机，而完全是基于捍卫自身权力的政治需要。他把批孔作为党内权争的政治工具，既是为了彻底批臭林彪，也是为了警告“党内大儒”周恩来。
也就是说，两次打倒孔家店有着本质的区别：手无权力的新型知识人与手握绝对权力的当代秦始皇之间的区别，自发文化运动与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区别，为古老中国寻找文化出路与为巩固绝对权力而整肃异己之间的区别。
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赞同五四时期作为自发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但我坚决反对文革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打倒孔家店”。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称孔子为“摩登圣人”，也是在批判帝制中国的崇圣传统。他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崇圣传统堪称最大的文化造假工程，由历代帝王和御用文人共同参与建造。被历代帝王和大儒们“封圣”的孔子，早已远离了真实的孔子，堪称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其实，认真读读先秦诸子就会发现，被尊为圣人孔子，实为先秦诸子中最平庸的道德说教者。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没有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缺少大智慧而只有小聪明，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零先生读《论语》的真意，一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发。该书虽为还原“真孔子”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剥去了历代儒家赋予孔子的虚幻圣贤之皮，但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直接质疑“读经热”和“尊孔热”，间接质疑所谓的“大国崛起”。李零眼中的孔子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是在批判拿孔子当救世主的当代儒家。正如李零自己所言：“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有兴趣。”“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二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总想与权力套近乎的传统，因为现在的儒家正急于与当权者套近乎。他们独尊儒学，呼唤儒教，并非注重儒学对重建国人道德的作用，而是注重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功能，为的是实行政教合一的王道；他们把孔子推上“帝王师”或“国师”的地位，呼吁把儒教定位“国教”，希望政府以行政权力大树特树孔子，实际上是这些新儒家想扮演当代的“帝王师”，进而变成柏拉图式的手握大权的“哲学王”。于是，新儒家重塑的孔子是向汉武帝时代的倒退，意欲再来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孔子，是在复活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人格神”的传统。
李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满怀乌托邦理想知识分子，只有作为独立于权力的批判力量才是本份，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权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恰恰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李零说：“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很狂妄，自以为“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自许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建立起人间天堂。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还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当作座用铭，说明了中国士大夫狂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
正是基于此，李零告诫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必须与权力保持距离，放弃“帝王师”的野心，抛弃把古代经典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以维持知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激发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力。正如李零在《自序》的最后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知识人，仍然象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那样，无法摆脱甘当他人走狗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无人赏识时如同“丧家之犬“，得到垂青时犹如中彩的“看门狗”。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为人间皇权的永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仁治外衣。帝王们当然看得出来这件外衣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也就是如何变成“好奴才”的传统。正如毛泽东对知识人的定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人来说，首要的责任并非维护一种靠独裁权力支撑的崇圣传统，而是摆脱依附权力的御用地位，承续自五四以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新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