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介绍经典社会分层理论和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后，以区别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为目的，以不同群体对社会稀缺资源——包括国家权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要素的拥有、控制的不同，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并对各阶层的构成、利益需求和阶层矛盾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在当代，不同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不同阶层之间冲突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
关键词：目的和方法 四个阶层 阶层冲突与妥协
一、社会分层的理论和现状
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认为，这种社会地位是指在社会中所界定的社会位置，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讲，社会地位具有更具体的含义，它是指在一个社会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⑴同时，因为个人的大部分生活是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所以识别人的社会地位也就十分重要。确定不同人群的社会地位，就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决定了阶级的划分？有二种最基本的经典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一是马克思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界定阶级，资产阶级拥有并控制着生产资料，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社会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个对立的阵营；二是马克斯••韦伯认为分层体系中除了经济之外，还有二个重要的维度：权力和声望。马克思则认为权力和声望最终来源于财富，而马克斯••韦伯认为它们与经济是相对独立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地主获得地租，因此，社会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
我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研究，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的基本判断。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其中：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约为2.1%（1999年数据，下同）。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2）、经理人员阶层,指在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该阶层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5%。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和固定资产，并雇佣职工进行经营以获取利润的人员，按现行政策，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称私营企业主，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一个阶层。按1999年的数据，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0.6%。4）、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结构中占5.1%。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5）、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这个阶层在社会上被称为白领，主要有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重为4.8%。6）、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私人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并以此为生的人，自己参加劳动和经营，有些还有专业的技术和手艺，有些还带一些徒弟，雇请少量帮工或不雇请帮工（不超过7人）。他们被称为小业主、小雇主、个体工商户，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4.2%。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商业、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体力和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现阶段这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为12%，其中约1/3是农民工。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8）、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人员。产业工人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22.6%，其中30%左右是农民工。9）、农业劳动者阶层，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这个阶层还会继续缩小。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的人群，目前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约占3.1%。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批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同时，这十大阶层又分属于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五种等级是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如社会上层，主要由国家与社会管理层中的高层领导干部、经营人员阶层中的大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大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员组成；中上层由国家与社会管理层中的中低层领导干部、经营人员阶层中的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中等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中级专业人员组成；中中层主要由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小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初级专业人员、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收入等较高的个体户、办事人员阶层中的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中、产业工人阶层中的工资福利保障等较高的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收入等较好的人员组成组成；中下层主要由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一般个体户、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中的一般人员、产业工人阶层中的一般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一般人员组成；底层主要由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部分人员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组成。⑵
十个阶层、五种社会地位，每个阶层全部或部分属于某种社会地位。十个阶层中的“阶层”，显然不是社会地位的区分，一个“阶层”分属于几个社会地位的群体，这种“阶层”的概念更多的类似于“职业”的概念。如此，或许称为十种职业或更为模糊的十种人分为五种社会地位可能更能表达划分阶层的本意。五种社会地位，同一社会地位中不同“阶层”（指十个阶层中的阶层，下同）之间的“同质性”比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中但属于同一“阶层”之间的“同质性”可能更低。如社会上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员与社会中上层中的中级专业人员的“同质性”显然高于与同属上层中的大私营企业主、高层领导干部的“同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五种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指阶级位置、阶级意识等差异），就不是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划分不同社会地位的目的在这里就不是很清晰。
2．清华大学李强、孙立平、沈原教授提出：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⑶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普通获益者群体是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社会底层群体指贫困地区的农民等等。在此基础上，李强教授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第四个群体称为底层。同时，李强教授认为对目前各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难以命名，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还远远没有形成，各个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重新整合，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3．李强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⑷是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的，也不是“金字塔型”的，而呈现的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从全国就业人口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李强教授强调，根据社会学的理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现在，所发现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问题比“金字塔型”结构还要严峻，由于底层更大，社会就更不稳定，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
4．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了“断裂论”，⑸ 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基本论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资源继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演变；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弱式群体，如国企下岗失业工人、进城的农民工等，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很难实现由传统社会身份向现代社会身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结果并未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为广大的社会成员所分享，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
5．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提出了“阶层关系双重再生模式”。⑹ “再生产”有两个含义：一是阶层的继承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这一阶层再生产模式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依然会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原有的相对流动机会的分布模式被延续下来。市场机制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相对关系模式的“重组”或阶层结构的更替。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5个阶层的分析：权力优势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
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培林、张翼提出了消费分层。⑺将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划分了七个阶层：最富裕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7.2%、富裕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10.6%、中上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为17.7%、中间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为22.0%、中下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为19.7%、贫困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12.9%、最贫困阶层，占家庭百分比为9.9%。
7．仇立平教授对上海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认为上海存在界限分明的5大社会阶层：上上阶层以领导干部为主，包括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在内的职业群体；中上阶层以办事人员或职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间阶层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下阶层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下下阶层以工人、农民、居民生活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金字塔”型结构，其最上层是“权力+财富阶层”，而最下层是无权无财的“普通大众”。被调查者认同自己家庭属于上上层的占被调查者的0.5%，中上阶层的占5.6%，中间阶层的占52.7%，中下阶层的占35.8%，下下阶层的占5.4%。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把自己的家庭看作是中间或中间偏下的阶层。⑻
社会学理论认为，划分阶层的目的不同，其运用的方法和标准也就有所不同。从经济方面讲，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市场机制远远没有完善，经济状况（从人均GDP的角度）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经济基础方面看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还是韦伯的分层理论，经济基础都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并且刚刚从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目前仍属于政府主导性社会，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以及国家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与私营企业的结盟所形成的权贵经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要素等。这一切，使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都更加难以把握和预测，西方社会的社会分层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的直接运用存在较大的困难。在这种现实和状况下，中国学者出于不同的分层目的，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划分阶层，就在所难免了，也很难达成社会分层的基本一致。
二、划分阶级的目的和方法
社会分层研究必须回答二个基本问题：一是分层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是什么。
何谓阶级？列宁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⑼列宁的这一定义回答了阶级的定义是什么？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有何意义？至少有三点是应当肯定的：一是阶级是相同、类似人群的集团；二是阶级的不同，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即划分阶级的目的是为了区别不同集团的社会地位，相应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应当是能够区别社会地位的那些要素。当然，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集团间是不平等的，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高低不同是必然的。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主义视角认为，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平等是必要的；冲突论则认为不平等没有作用也不公正，它是上层人对下层人剥削的结果。⑽相同的是，不论功能主义还是冲突论，都承认社会现实中社会的分层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是客观存在，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
按照列宁对阶级的定义，同一群体中的人们构成一个阶级（或阶层），这个阶层内部有相当高的同质性。即阶层内部的组成人员有相似的自身需要和相似的对外部社会的期望。表现为有相似的政治倾向、经济利益、文化价值观念等而区别于其他阶层。在阶层内部，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共同阶级意识——共同的处境和利益的共同意识。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克·奥林·赖特教授认为这种阶级意识是个人通过他们的阶级位置取得物质利益和生活经验塑造的。⑾
如果划分阶层的目的是为了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划分阶层的方法和标准就应当是找出那些能够形成不同社会地位的的主要原因和要素，以这些原因和要素来区分不同的群体。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马克思、韦伯作出了二种最基本的经典理论分析。复旦大学刘欣教授认为：社会分层的基础是多元的，任何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都可以表现为阶层的差异；而社会资源之有价性的程度是同一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相联系的。⑿社会地位的差异和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对社会有价资源的占有不同所造成的。即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不同社会地位，是因其对控制社会发展和现状或者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些稀缺资源的占有不同所造成的。
为什么是稀缺资源？因为物以稀为贵。根据现存资源数量的多寡及社会对该资源的需求和供应状况，资源可分为稀缺资源（严重的供不应求）、一般资源（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过剩资源（严重的供大于求）三种。只有拥有那些对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才有可能给个人通过交换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利益，拥有过剩资源，严重的供大于求，个人就很难用这种过剩的资源进行社会交换，换取价值较高的其他资源和利益。
本文依据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劳动者阶层。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在当今中国社会，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
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将国家看成是最高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的决策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近年来的国家权力的实际作为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有一定的独立目标和利益。同时，国家机关是由具体的各级官员组成，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官员的行动成为现实。尤其在我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国家具有极大的管理功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形成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沉淀，使得国家权力控制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代表着某些集团的利益，但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利益。尤其在我国，目前尚处于政府主导性社会，政府对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很大的权力。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政治资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依其占有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就明显的产生了。
经济资本的占有和控制，首先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的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生产中是无与伦比的，是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关键因素，拥有生产资料，便拥有一切。到20世纪中叶，“人力资本”的概念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它被认为是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从而提高了对生产资料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也逐步被人们接受。社会资本强调人是处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之中，他动员周围存在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以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认可为基础，带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这种对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同，对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对某些行业和中、小公司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例如中介行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的作用是首要的，生产资料（办公用房、办公设施）的多寡是次要的因素。这种“社会资本”拥有的不同，同样也成为一种阶层划分的依据。文化资本来源于教育，很明显，一般来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乃至读过博士学位的人，比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成为划分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现为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把职业看成是包含了各种资本资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标准。本文以职业为基本点（强调不是以职业为标准，在市场机制完善的社会里，市场将职业所蕴涵收入、声望、对文化素质的要求等调整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在非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职业与收入、声望、对文化素质的要求等并不总是反映为正相关关系），再辅助以收入、消费水平等指数进行区别划分不同的社会地位。四个阶层的划分，是一种从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本质要素上进行划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结构上认识社会。
本文对四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站占的比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种人各自所占的比例为基础，将十种人进行重新组合、整合，将十种人整合到四个阶层中，并参照其他国内学者的阶层划分数据，计算四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各自所占的比例。
同时，本文对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如下基本认识：
1．中国社会目前仍属于政府主导性社会，非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政治权力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对社会的现状和变革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而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政治权力变量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比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显得更加突出。
2．目前社会的二极分化日益加剧而不是缩小，社会底层陷入贫困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进行政治协商、利益表达的途径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二极分化和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3．社会中间层尚处于萌芽起步发展阶段，不仅不强大且地位不稳固。尚未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并以此影响社会的发展趋势。
4．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通。
5．人口众多，经济处于发展中国家，产业不发达，没有容纳产生庞大中间层和大量吸收一般劳动力的经济环境。突出的表现为就业难、升迁难。
6．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要素，价值观念出现紊乱。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价值观念的引导而出现紊乱。
三、四个阶层的构成和社会地位
1．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和哪个阶层组成联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调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强调的是实际控制者，这里强调指拥有实际控制权力的人，如省长、市长、镇长等，不包括机关的一般办事员、打字员等，以此将普通业务性的公务人员予以区别。
这个阶层，在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克·奥林·赖特教授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属于“国家雇佣”的“国家中产阶级”。⒀ 埃里克·奥林·赖特教授认为：就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分离而言，国家雇佣可能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在资本家公司内，通过如职业等级、垂直提升、工作保障等机制，以及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的，各种股利、管理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利益倾向于与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紧密联系。然而，在国家内，中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这种联系远非这样直接。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雇佣的薪水依赖国家收入，而国家收入依赖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依赖利润，但一般国家雇员的物质利益并不直接依赖某一特定的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国家雇佣能潜在的构成为中产阶级发展与资产阶级利益感相当不同的自己的阶级利益感的一个物质基础。相同条件下，在一个国家部门庞大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将比在一个国家部门相对较小的社会里，更独立于资产阶级。⒁
埃里克·奥林·赖特教授的上述观点在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建国后至今我国始终处于革命、改革与实验中，制度或体制均发生重大变迁，制度不稳定造成政策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用政策修改制度或体制的过程。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管理人与哪个阶层结盟或倾向于哪个阶层就显得十分重要，它直接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发展趋势。国家管理人与劳动者阶层结盟或倾向于劳动者阶层，发展市场经济，有可能形成一个以劳动者阶级占主导地位、包容其他阶级的多元化社会；与资本家结盟，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状况下，则形成权贵经济垄断国家经济的社会体系。在一个制度稳定的市场经济国家，政策因素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社会的这一显著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国家管理人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拥有相对独立的自身需要、相对独立的阶层意识，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倾向、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观念。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经营管理人与国家管理人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私营企业中雇佣的管理层，基本上是资本家阶级的附庸，没有相对独立的诉求，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由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远不能与国家管理人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相提并论，二者的社会地位也明显的不同，，这就使得这二个群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国家管理人阶层，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个阶层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层，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数据，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
2．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拥有经济资本，有二个含义，一是拥有资本，二是资本有一定的数量，如50万、100万以上，这个最低数字对不同的企业很难确定，也没有必要。但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必须的，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数量，决定了资本家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开小卖部的、摆地摊、擦皮鞋的，也有生产资料，但他们不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他们是以劳动为生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不是微型的资本家，不属于资本家阶层。资本家阶层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影响和控制社会。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因为生产资料的拥有、控制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素，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经济控制依然有极强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资本家阶层，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个阶层中的大、中私营企业主，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数据，在1999年，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0.6%，以中、小私营企业主为主体。减去小企业主，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
3．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划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小私营企业主、发展较好的个体工商户等和“新中产阶级”：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宛丽认为，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⒃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
中产阶级阶层，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个阶层中的经营人员阶层中的大企业经理人员、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小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员和部分中级专业人员、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收入等较高的个体户等组成组成，对其进行分析组合，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层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如此，社会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在阶层划分中辅助性的指标收入、消费水平等，因地区的不同，其绝对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年收入5万元左右可能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年收入4、5万元的营销人员可能会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4．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为生。表层划分以职业和收入为主。依职业、收入的不同，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
贫困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甚至不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⒄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在他们目前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为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坚，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员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上大学等较大的开支，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困难。他们在企业中长期从事单一、具体的体力性操作工作，没有经商做买卖的意识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进城市、大量的下岗、半下岗工人，使得小本经营买卖也变的竞争十分激烈和微利。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他们是改革利益的受损体。社会地位的下降、经济保障的灭失、城市生活中贫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
贫困型劳动者，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五种社会地位中的底层，主要由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部分人员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组成。对其进行分析组合，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
温饱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过剩或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1.5万元左右。之所以将他们划分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
温饱型劳动者，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五种社会地位中的中下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一般个体户、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中的一般人员、产业工人阶层中的一般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一般人员以及中中层中的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的办事人员等组成。对其进行分析组合，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
发展型：拥有部分稀缺资源，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们依然属于劳动者阶层。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兴趣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必须（解决物质需要）；部分来自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向上层流动的追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对自我成就等高层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万元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也有可能被淘汰而下降到温饱型、贫困型的行列。
发展型劳动者，类似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个阶层中的经营管理层中的中、小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小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部分中级专业人员、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收入等较高的个体户等组成组成，对其进行分析组合，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
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
四个阶层呈“蜻蜓型”阶层分布，头大、身子细，二个翅膀长且靠近头部。蜻蜓的头部是贫困型劳动者，靠近头部的二个翅膀是温饱型劳动者，身子依次是发展型劳动者、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尾部是资本家阶级。温饱型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这种社会结构与李强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型结构”相似，高层与底层的冲突得不到有力的缓冲，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社会。同时，消费市场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也与此有关，很明显，贫困的社会底层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从阶级意识、阶级形成、阶级行为方面看，四个阶级各自实现的程度差异较大。阶级意识由强到弱，排列为资本家＞国家管理人＞劳动者＞中产阶级。阶级形成、阶级行为由强到弱，排列为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
目前，在短时期内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不现实的，中产阶级的形成，第一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产阶级；第二，由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造就大量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新职业和从业人员。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约50%⒅，农村人口将近10亿⒆，在城市的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普通的产业工人、普通的公司办事员、商业、服务行业的普通营业员、服务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劳动者阶层中的温饱型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短时期内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成员是不可能的，较为现实和有希望的是，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队，是准中产阶级。通过造就庞大的智力型劳动者阶层，改变社会结构，使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稳定的发展。
四、阶层冲突与矛盾
各个阶层，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社会的需求也就有所不同。这种对社会期望的不同，是对国家政策、决策的要求不同，尤其表现在对经济资源的分配上。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管理人手中，他们向哪个阶层倾斜？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在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均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建设者，似乎没有区别，只是分工职业的不同，然而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是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绝对的社会阶层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空想在今天被认为是有害无益的。但是，也绝不能在所谓机会均等的平等下，漠视、忽略各阶层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绝不能认为这是“合理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任其自然。尤其对劳动者阶层中的贫困型和温饱型，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可能随时因意外原因而崩溃。由于他们生活在绝对贫困线，实际上他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机会平等”也被剥夺了。如贫困山区的农民，无法供他的子女象大城市中的学生一样上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更无法上好的大学，他们子女的机会平等也就被剥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来他的子女有可能通过受高等教育而进入智力型劳动者阶层。
对个人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对于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系理论”⒇。这个理论把人的需要分成5个层次，依次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成就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人们需要食物、水、住所、衣服、性交、睡眠和空气等，除空气可免费吸取外，其余都要从社会中通过一定的交换方式才能获得。该理论认为，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把所有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而且感觉到的是食物、只需要食物。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对安全的需要，已拥有食物和住所的人开始关心他将来的食物和住所。对于劳动者阶层来说，他关心的是明天是否会失业，劳动中是否安全，生病后的医疗费支出，退休后的生活费来源等。这种对安全的需要，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对劳动者阶层来说，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对中产阶级、资本家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来说，他们已不存在这种包括生理、安全需要的低层次需求，他们关心的是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社会上层、尤其是国家管理人阶层“遗忘”了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尚未解决安全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严重的社会阶层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历史上的饥民造反，当今世界贫穷国家的动荡不安，这里面固然有种族、政治等因素，但贫穷、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参加人数众多的重要原因。
劳动者阶层，做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层次上，他们最为迫切的需求是解决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生存条件。具体的说，当今中国，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已成为困扰劳动者阶层最突出的问题。例如一个普通大学的学费，每年为5—8千元，一个学生每年的生活费5千元，住宿费1千元，如此，一个大学生每年至少要花费1万元以上，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年平均工资为1.8万元左右。在不发达地区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为每年8、9千元，一个劳动者阶层的双职工家庭，免强可供一名大学生；再如医疗，据统计，有四成病人因医疗费用高而未就诊治病，有43.3%的病人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的病人是因经济困难而要求出院；（21）2005年1季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中，有9%的人失业，（22）如此等等，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时不在干扰着他们的正常生活。对于温饱型、贫困型的劳动者而言，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上述问题而崩溃，尤其是几个问题接踵而至时，他们根本无法承受。
劳动者阶层，既是国家的主人，但又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他们往往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对他们来说，参与制定与本阶层利益有切身关系的大至国家法律、政策方针，小至签订劳动合同，都没有一个有效的表达自己意志的途径，他们的影响力很弱，既使他们处于领导阶极，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社会要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对大面积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理性的社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理、安全需要，尽可能的使他们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培养高层次需要，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收入的差距是在所难免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表现，问题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促进收入平等。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例如英国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大大缩小了收入的二极分化，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与初始收入相比，则下降了约29%。（23）可见，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和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方法。毫无疑问，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而言，面对庞大的劳动者阶层，尤其是贫困型、温饱型的劳动者，他们的生理、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家的税收、尤其是福利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以所谓“机会均等”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年人，因客观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已不大可能转换职业角色向上流动。
五、阶层妥协是解决阶层矛盾的唯一良性途径
不同的阶层，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社会期望的实现，导致了在政治参与中的不同愿望和态度。各个阶层都希望把本阶层的利益需求反映到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方针的制定中去，使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和合法化。矛盾在于每个阶层都希望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社会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都属于稀缺资源，不可能满足每个阶层的利益需求，不同阶层竞争的结果是，势必将损害另一些阶层的利益，利益受损阶层就可能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而对抗。在列宁对阶级的定义中，阶层矛盾表现为一个阶层占有另一个阶层的劳动，应当承认，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如果说绝对的平均是有害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公平的，但贫富差距过分的悬殊，不受控制的任其发展，也是很危险的。这种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占有，至少应当得到劳动者阶层的普遍的认可；这种分配和占有，至少应当建立在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尤其是对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至少应当达到当代社会应有的生活水平，即生理、安全等需要达到一个被普遍的社会心理所能接受、认可的程度。所以，一个理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当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努力使社会牺牲最小。
劳动者阶层对制定国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针的影响力很弱，十分有限，他们无力影响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教育、税收等制度的设立与更改，而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解决，部分要依赖于国家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来调整。这些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的取决于国家管理人的态度和倾向。和哪个阶层结盟？向哪个阶层倾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劳动者而言，这关系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自然形成了国家管理人是人民的父母官，这一思想源源流长、根深蒂固。劳动者阶层本身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团体去为他们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他们就只能是希望父母官主动体恤他们的困难，父母官如何去做，劳动者阶层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督促，更无法改变。理论上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其领导权已被国家管理人代为行使，这种国家管理权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异化。
劳动者阶层如何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表达本阶层的利益需求，使本阶层的愿望在大至制定国家法律、政策、小至劳动合同的签订中得到体现，成为解决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斗争方式趋于缓和，冲突方式表现为非暴力冲突。非暴力冲突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阶层矛盾通过非暴力冲突的途径加以缓解，可以平衡各阶层的利益需求，使社会稳定发展。在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在劳资谈判等方面代表工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很明显，集体比个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更为有力。
在多元化社会中，阶层的多元化，要求各阶层相互依存，阶层之间的矛盾就只能通过非暴力的妥协方式进行解决。劳动者阶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代表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去争取本阶层应有的、合理的权利，从而使社会走向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通路，使社会牺牲减少到最少。
同时，职业的上升流动被认为是社会的政治“安全阀”。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可以直接改变、改善劳动者阶层的生活状况，增加其安全感和满足感。上升流动渠道的畅通，使人们树立一种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学习，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去经营，就可以成功的信念。当这种良性竞争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我国目前，通过教育，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形成一个庞大的发展型劳动者阶层；建立畅通的意志表达渠道，形成阶层间的对话、抗争与妥协；改善劳动者阶层中贫困、温饱型成员的生存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象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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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17、18、19、23.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30-33、228-229页、212页、55、102、345、99页；
4、15. 李强：《怎样看待我国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2007年社会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5、6、8、16. 张宛丽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学网》；
9. 列宁 《伟大的创举》 《列宁选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1页
11、13、14. 美埃里克·奥林·赖特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陈心想等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第468、第467页第436页
20. 美国 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著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译者 吕明 陈红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第34-57页）
21.编辑 杨坤 《医疗费用高涨》 网络 （国际在线） 2004年11月12日发布
22.编辑 褚家炜 《青年就业难是择业问题不是失业问题》 网络 （中青网） 2005年9月7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