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

——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2 次 更新时间:2007-09-14 09:40:04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杨敏  

  

  提要: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关键词:社区参与/社区认知/国家治理单元

  *本文根据本人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衷心感谢导师郭于华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孙立平教授和沈原副教授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与帮助。渠敬东先生和罗琳女士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文中存在的问题由作者本人负责。

  

  一、问题的提出:通过社区参与认识社区

  

  社区是滕尼斯提出的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类型学概念,与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的社会相比,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滕尼斯,1999)。经城市生态学和其他社区研究的发展,社区演变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也存在的、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社会互动和认同的居住生活空间。20世纪30年代社区概念和研究范式传入中国社会学界,它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对小社区的分析能透视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王铭铭,1997)。尽管社区与社会由整合机制不同的对比关系转化为缩影与原型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社区仍然延承了自滕尼斯以来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含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带来了社区研究的复兴。在这个阶段,社区被建构为一种替代单位制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社区制,社区是否还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及社区建设运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什么样的社区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有关社区话语的解释权无疑掌握在政府和学界的手中,二者在一致谋求通过社区来重建单位制解体后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社会整合机制的目标下,对社区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政府试图借用社区这个地域概念,将其操作为一个城市基层管理单位,以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通过社区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因此他们关注的是社区的地域范围、人口规模、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与政府的现实取向有些不同,学者往往从滕尼斯那里寻找对话的基础,其关注的问题为:在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现代城市社会,是否还能存在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冯钢,2002;王小章,2002;王春光,2002;王小章、王志强,2002;桂勇,2005;张云昊,2005)。

  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这种有着某种内在团结机制的社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正是在肯定现代社会也需要地域共同体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结合社区建设的运作实践,将城市社区提升为一个正在形成的与国家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李学春,2002;唐亚林、陈先书,2003;陈伟东、李雪萍,2003;李骏,2003)。那么,社区建设实践是否为这种理想主义的种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政府和学界为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制度框架,但现实中形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区还需通过居民的社区参与和日常生活实践来认识。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由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方面的制度建构转向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行为(王思斌,1991;马卫红等,2000;孙柏瑛等,2001;徐庆文,2001;王小章、冯婷,2004;张宝峰,2005)。将普通居民带回社区研究的视角,无疑有助于把握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质。

  不过,这些参与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一方面,当带着公民参与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预设去观察中国城市社区参与时,学者们往往只能得出居民参与意愿不强、参与程度低的结论,并将其部分原因归咎于居民参与意识的不足。这种理想模式研究缺乏对居民在社区参与实践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逻辑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当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方法研究社区参与时,往往将居民视作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整体,将居民的意愿和态度视为一种静态的、抽离日常生活情境和制度背景的选择,未能揭示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之中的具体的个人因其特定的需求而策略性地参与社区事务的具体过程。

  针对社区参与研究的这些问题,本文运用参与观察和个案研究方法,着眼于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来探讨不同阶层居民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重点关注在这场自上而下推动的社区建设宏大工程中普通居民的主体性与行动策略,从普通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社区认知来透视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之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质与意义。

  

  二、个案介绍:一个省级文明社区

  

  本文选取的田野调查地点是武汉市江汉区的一个社区,我称之为莲湖社区,调查时间为2003-2005年。江汉区是全国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之一,在社区改制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与探索,形成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江汉模式”(陈伟东,2001)。莲湖社区的诞生即是这一社区改制进程中的成果,它被区街政府打造为省级文明社区,成为江汉区乃至武汉市的一个重点示范社区。选择这个先进典型社区作为调查点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国家权力对典型社区的干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从而能更集中地体现国家治理技术在社区中的运作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其二是莲湖社区特有的不同类型住宅区混居格局为探讨不同居民阶层的社区参与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田野调查场所。

  莲湖社区面积017平方公里,有91栋住宅楼,居民2981户,常住人口8982人。这91栋住宅楼分属于22个住宅区,其中两个住宅区是商品房小区,其余住宅区主要为单位宿舍区,还有几处村民自盖私房楼群。①[莲湖社区所在地清末明初为一片湖地,居民以捕鱼、挖藕、种菜为生,后历经抗战抛荒、建国初期工业化建设运动和改革以后商品房开发热潮,演变为既有“城中村”,又有单位宿舍区和商品房小区的混合型居住区。]莲湖社区地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区中央有个依湖就势而成的莲湖公园,成为社区开放式公共活动的中心。22个住宅区呈环状围绕在莲湖四周,莲湖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就坐落在商品房小区莲湖小区内。

  从居住空间和职业构成来看,莲湖社区的居民可以分为4类:私房主、企业单位居民、机关单位居民和商品房业主。其中私房主主要为拥有较多房产并从村办企业中获得收入和福利保障的村民;企业单位居民曾享有“类中产阶级”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但单位制解体和社会保障缺失使他们沦为失业的底层群体;机关单位居民成为改革后的稳定受益群体;商品房业主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没有单位制经历的新兴产业从业人员,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商品房业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阶层分化和居住区的分化使得不同居民群体对社区有着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

  

  三、社区参与的建构类型

  

  为什么要通过社区参与来剖析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所建构的社区的实质和意义呢?一方面,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要解释社区如何形成和形成的是何种社区,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分析的层面,而需要了解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在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实践和再生产的。另一方面,参与本身的特点使其成为探讨社区形成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参与:社区形成机制

  自滕尼斯以来,西方社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个人至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一群陌生人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社区?经典社区研究——人类生态学、社会系统与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社会互动论分别从空间竞争、价值共识和符号互动的角度解释了社区的形成和整合机制(Stoneall ,1983;Poplin ,1979;Lyon,1987)。这些解释都只强调了社区的某个方面:地域、共同联系和互动。随着现代社会空间改造步伐加快、价值日趋多元化和人际疏离加剧,这些经典理论在解释社区形成机制方面已显出不足。

  社区研究的最新进展——社区形成过程研究将参与视为社区形成的核心机制,从动态的视角揭示了社区形成的具体过程。凯勒通过对美国新泽西州东温莎镇一个叫双子河(Twin Rivers )的中产阶级社区为时两年的实地研究,探讨了一个全新的规划社区如何经过30年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的过程(Keller,2003)。双子河社区形成的两个关键因素体现于两个斗争过程:一是双子河业主通过一系列抗争从开发商—建筑商—规划部门联合集团及其委托进行社区物业管理的信托公司手中夺回社区管理权,获得社区自治;一是社区积极分子和社区领袖与居民的参与冷漠作斗争,动员居民关心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正是形成于这些过程之中。近期台湾社区运动研究也特别关注社区如何在保卫家园的集体维权行动过程中得以营造和建构。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社区意义的建构以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正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夏铸九等,2002;庄雅仲,2005)。

  为何参与成为现代社区形成的机制?根据社区形成过程研究,参与的公共性、过程性和再生产性使然。首先,参与的一个前提是公共议题的产生,正是社区空间改造和其他涉及社区生活质量的公共事务,激励居民进行社区动员和参与,将关注点从私人生活转向公共领域。其次,参与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居民能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有关社区决策的过程,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博弈的过程,一个既充满争议又激发认同的过程。第三,参与的过程性使其具有再生产性,人们通过参与过程提升了原本没有或遭到忽略的家园意识和主体意识,经由认同的产生和转化将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建构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地域共同体。

  不过,上述作为社区形成机制的参与过程往往在一种民主政治体制下才能充分实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中的社区参与和社区建构呈现的是更为复杂的机制和过程,不同的参与实践建构出来的是不同的社区。以下将探讨中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几种建构类型。

  (二)社区参与的建构类型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并非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不同的居民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参与不同的事务,采用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形成不同的社区认知和认同。本文依据参与的两个过程——是否参与公共议题和是否参与决策过程,从莲湖社区的居民参与实践中概括出4种参与类型。参与的第三个过程——通过参与是否形成认同将在后文另行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4种参与类型是从经验概括出来的建构类型(constructedtypes )。建构类型是“一种研究者所探讨的人格、社会或文化系统的简化甚至有意夸张的模型”(Poplin ,1979:122)。它与理想类型的区别在于,建构类型主要来自于经验数据,而理想类型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性和理论性的创造。参与类型划分的两个变项为有无公共议题和是否参与决策过程。

  尽管提出公共议题是理想化参与的前提,但中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实际是既有公共议题参与,也存在无公共议题的参与。此处的公共议题从两个方面加以限定,其一是动员居民参与的议题需在客观上关涉社区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其二是参与者主观认为该议题关涉社区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有无公共议题是判断参与是否与社区相关联和是否使居民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关键。有公共议题的参与无疑能激发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和社区归属感,而无公共议题的参与仅仅是参与者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无法将个人需求与集体福利关联和统一起来。

  是否参与决策过程往往成为判断参与“真假”的标准。假参与指团体成员的讨论只是作为促使成员们接受领导者早已制定的目标的手段,实际上并没有在决策过程中发生参与活动(佩特曼,2006:66)。真参与又分为两种情况:部分参与和充分参与。前者指双方或多方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影响,但最终决策权只在其中一方;后者是决策整体中的每个成员平等地享有决定政策结果的权力的过程(佩特曼,2006:67)。

  本文将部分参与和充分参与都视为参与了决策过程。是否参与决策过程决定了参与的性质,形塑了动员和参与双方的互动关系,也影响参与者的心理品质和政治效能感。一般认为,参与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并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就社区参与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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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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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p13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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