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利益分化社会。中国改革从改革利益分配开始。这典型地体现在邓小平当时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上。以利益驱动改革，以改革来推进利益，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成功。在不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社会完全变了样。

但严格说来，中国社会更似“利益瓜分”，而非“利益博弈”。如果是利益博弈的话，那么就要有规则，而规则则必须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没有一定的公平性，没有人会参与博弈。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带有强烈的弱肉强食的味道，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丛林规则”，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则。如果说有博弈，也只有在强者之间进行，在财富、资本和权力之间进行。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外。所谓的博弈只是对多数人民利益的瓜分，权势者之间博弈竞争越激烈，人民的利益越是受到侵害。

中国政府制定博弈规则功能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形？用学术的语言来说，这是中国改革的路径决定的。一句话，利益驱动的改革下产生了诸多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利益竞争规则制定的主体。

这就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政府角色的问题。在任何现代国家，利益博弈都会有众多的参与者，但政府始终是利益博弈规则的最主要的制定者。在民主国家，政府作为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尽管政府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可以忽视各种社会利益，尤其是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政府并非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政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缺少合法性。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制定利益博弈规则方面的功能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衰退下降之势。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政治角色，又是经济角色。改革以来，各级政府又担负着推动发展经济的角色。这就使得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经济改革产生了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而各级政府又往往和既得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官员纷纷参与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不就是在制定规则上不力，要不就是放弃了规则的制定。

中国社会日前所讨论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其中一种情况。所谓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光是社会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政治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甚至中央部委和官员和这些“利益团体”有深厚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集团自行制定规则，瓜分社会利益。它们之间互相竞争利益已经司空见惯。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集团开始不理会国家权力，甚至挑战国家权力。

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本来就毫无公平的含义，它们更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中国不是一个契约社会，但政府和人民之间则有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政府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而人民则接受政府的管治。但现在这些利益集团既破坏社会公平，又瓜分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益集团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整治“寡头”是社会正义　　　

如果政府不能重构其规则制定权，来协调利益分配，那么其恶化是不难发现的。俄罗斯的经验应当得到重视。俄罗斯的恶性私有化导致了国家的“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各方面的“寡头”或者挟持政府，或者置政府于一边，自行制定利益瓜分规则，以“民主”或者“市场”的名义向社会掠夺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普京政权痛下决心，下大力气治理这些“寡头”。尽管很难说普京政权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可以说，普京政权能够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和整治“寡头”分不开的。对多数人民来说，整治“寡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一步。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也发生过。蒋介石并非不想整治当时威胁政权的利益集团，但是政权深陷其中，整治无力，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场的名义来论证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为他们不想人民来制约他们的行为，分享他们的利益。以市场的名义是因为他们要抵御政府来干预。每当政府有些动作，总会有代言人出来替“市场”辩护。

毋庸置疑，各种利益集团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阻力源。如果利益集团继续制定博弈规则，瓜分社会，和谐社会如何而来？和谐社会并不是说社会没有各种利益，而是说政府必须拥有利益博弈规则。任何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政府才能超越社会利益，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提供社会公平。

在任何现代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体制，如果要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必须表达基本社会正义。在中国社会，利益的博弈不可避免，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利益博弈必须包含有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如何重新建构政府的规则制定能力？制定什么样的博弈规则？如何来制定？这些问题考验着中国社会，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