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理念与利益: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反思

——读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9 次 更新时间:2007-09-12 04: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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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15而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中间党派并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取得优势。权衡两种政治方案的利弊得失,中间势力当然不会再支持自己过去一直主张的召开国民大会的政见。其实从宪政理论上来说,此时中间势力心仪的联合政府主张并不符合民主普选理念,但国民党的召集国民大会制宪主张却是一种宪政改革纲领。

  其实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还是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在巩固自身权力的目标下,采取渐进式的政治改革道路。抗战期间,蒋也不止一次发表过渐进式政治改革的讲话,其中以1945年3月1日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说最为著名。蒋在演讲中表示:“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的与理论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蒋提出解决国是会议的办法,其中包括:1、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自实施宪政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平等地位国2、国民政府拟在下届国民参政会中,将召集国民大会办法及其他宪政问题,提出审议;3、国民党决定还政于足以代表全国民意之国民大会,而不能交付政权于有几方面所提议组织之“党派会议”;4、在过渡时期国民政府拟请其他政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人士,参加政府决定政策之机构。5月5日,蒋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提议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14日,大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声称“关于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16

  而且国民党内一直存在要求宪政改革的民主派,其中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代表。孙科是民主色彩浓厚的人物,曾多次指出:“如果宪政不能推行,则民权主义便无从实现,三民主义也无从实现,而所谓政治建设也只等于一名空话。”他承认,宪政时期应当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不许他党的合法存在,便不是真正的宪政。”1944年元旦,孙科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内某些人在宪政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说这些人“忽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最高国策,不明白宪政运动就是我们政治建设的根本。”一方面他强调宪政的实施是“人类生活和国家组织的进步,”它使“古代战斗厮杀的野蛮行动进到了近代和平礼让的文明行动”,因此必须迅速完成我们民主宪政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人民的思想和能力,不但不是民国初年的时代所能比拟,也许比现在进步得多。”他坚信“三民主义的宪政必能随着这次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抗战胜利而彻底实行,”也相信“因为宪政有效,训政未竟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二年内必有更大的进展。”17其他人物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曾著有《比较宪法》,是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宪法专家。他在草拟参政会组织条例时,在参政会的职权、参政员的遴选条件、在野党派在参政中的人数与比例等问题上,均采取了较为开明的立场,并且极力主张赋予参政会立法权,使其成为民意机关。

  国民党持渐进政治立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意重蹈民初议会政治的覆辙,蒋早在1939年9月就说过,“各位对于既往的议会历史,一定有很多的感慨,为什么我们一样的有宪法有议会,而不能有益于国呢?……在北洋政府时代,我也并不是说袁徐曹段政府没有过错,但我们当时的议会,实在不能不负很大的责任。……我以为民国以来,我们宪法和议会,都是没有根基的,宪法是虚伪而不合国家的需要的,国会是不明了自身对于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的,议员本身是不能尊重人民代表应有的职分和道德义务的。”18

  中间势力从政的精英人物,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的政治目标与策略,但是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他们的权力目标与利益诉求一直被当局压制,一旦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就迫不急待地希望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进行有利己方的权力安排,以增进自身的政治利益。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符合利益原则的,但是它却忽略了严酷的政治现实,作为掌权的实力派,不仅不会同意自己在未来的制度改革中太多的利益损失,而且还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发现改革有损于自己的根本政治利益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与民国初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反应并无不同。所以无论是“期成宪草”的立法至上,还是民盟政纲中的军队国家化主张,都不可能得到当局的积极回应。中间势力的激进政治策略,特别在抗战后期极为有利的情势下,无法做到与国民党妥协,推动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深入发展,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的民主派精英,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精英相比较,似乎并无大的进步,依然延续了民初激进议会政治传统。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删节稿发表于《书屋》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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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制度-英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注37。

  2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3 《王世杰日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本,1940年4月6日。

  4 梁漱溟:《论当前宪政问题》,《民宪》(东南版)第1期,1945年9月1日。

  5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9页。

  6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1页。

  7 《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8 《王世杰日记》,1941年11月22日。

  9 《民主宪政与抗建》,《中央日报》社论,1941年11月26日.

  10 《王世杰日记》,1941年11月24日。

  11 《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文》,中国革命博物馆手稿原件。

  12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时局的主张》,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13 左舜生等:《请先实施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证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6年1月编印,第132-133页。

  14 《左舜生等对提案的说明》,《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472-1474页。

  15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38页。

  16 《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960页。

  17 孙科:《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宪政要义》,第103-107页。

  18 蒋中正:《实施宪政应有之确切认识》,转引自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887-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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