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观点》前言

斯蒂芬·品克 著 吴万伟 译

使用“危险的观点”这个短语，我心里想的并不是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危险的技术背后的观点，或者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其他狂热信条的邪恶意识形态。我心里想的是严肃的科学家或者思想家用证据或者推理支持的事实或者政策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被认为危险是因为挑战了我们时代集体的行为准则。本书开头一段中提到的观点以及它们在过去25年中引起的道德恐慌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提出这些观点的人一直遭到诽谤、审查、解雇、威胁、甚至有些情况下遭到人身攻击。

在总体上，女人的智力和感情是否和男人不同？圣经故事中的事件是不是关于国王和帝国的，而不仅仅是奇迹？环境状况在过去50年改善了吗？性侵害的受害者多数并没有承受终生的伤害吗？美国土著人参与种族屠杀和破坏自然景观了吗？男人是否天生有强奸的倾向？ 1990年犯罪率的下降是因为20年前贫穷妇女把本来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人堕胎掉了吗？自杀式恐怖分子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健康、出于道德感的驱使？东欧奥什肯那茨（Ashkenazi）犹太人总体上比非犹太人更聪明，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因为金钱借贷所需要的超群智慧而被上帝挑选出来？如果卖淫合法化，强奸案的发生率会下降吗？美国黑人总体上是否比白人男人的睾丸素更高？死亡率不过是我们大脑发育进化的产物，没有内在的现实？如果海洛因和可卡因合法化社会是否更好些？同性恋是传染性疾病的症状吗？给予父母把新生的残疾和缺陷，肯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婴儿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与我们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吗？父母对孩子的性格和智力有任何影响吗？宗教是否比纳粹杀害的人还多？如果警察能够在特殊情况下折磨嫌疑人，恐怖主义的危害是否降低？非洲如果接受更多污染性的工业或者接受欧洲的核废料是否有更好的摆脱贫穷的机会？西方国家的平均智力水平下降是否因为愚蠢的人生孩子多，聪明的人生孩子少？如果存在流产权交易市场，谁出价最高，孩子就给谁，孤儿是否就更富裕了？如果我们建立人体器官移植的自由市场，是否就能挽救人的生命？人们是否应该拥有克隆自己或者改善孩子的基因特征的权利？

或许在你阅读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血压上升，或许你感到震惊人们怎么有这样的想法。或许有人认为这些是我提出的观点。这些是危险的观点、受到谴责的观点，不是因为它们自我证明是错误的，也不是因为它们导致危险的行动，而是因为被认为破坏了流行的道德秩序。

使用“危险的观点”这个短语，我心里想的并不是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危险的技术背后的观点，或者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其他狂热信条的邪恶意识形态。我心里想的是严肃的科学家或者思想家用证据或者推理支持的事实或者政策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被认为危险是因为挑战了我们时代集体的行为准则。本书开头一段中提到的观点以及它们在过去25年中引起的道德恐慌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提出这些观点的人一直遭到诽谤、审查、解雇、威胁、甚至有些情况下遭到人身攻击。

每个时代都有危险观点。一神教宗教千年来折磨了数不清的异端邪说，连同来自科学上的讨厌的东西比如地心说，圣经考古学，进化论等。我们应该感谢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已经从折磨，删除变成了取消资助和发表辱骂性的评论。但是思想上的恐吓，不管是用剑还是用笔，不可避免地影响某个特定时代认真对待的观点，历史作为后来评论的镜子给我们提出了警告。人们一次又一次给予客观事实的观点添加了当今时代看来荒唐可笑的伦理上的隐含意义。人们对太阳系的结构产生道德上的严重后果的担心是古老的例子，当代的例子则是人们担心给生物学学生偷偷灌输“智慧设计”理论。这些滑稽的事情应该让我们怀疑当今智慧的主流思想中是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道德谬误。历史是否在未来某一天证明让我们现在感到愤怒的离经叛道者和异教徒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我向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建议让他把每年的《边缘》（Edge）问题留给危险的观点，因为我相信它们可能以不断增加的速度撞击我们，在我们往往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的时候。科学（连同其他寻找真理的机构，比如历史和新闻）本来就应该按事实本来的样子描述，而不考虑谁的感情将受到伤害。科学往往总是异端邪说的来源，即使今天在飞速发展时刻，敏感领域如基因，进化论，环境科学等肯定带给我们感到不安的可能性。而且，全球化的兴起和因特网的出现让异端邪说能够快速传播，超越传统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的障碍。我还担心不同代人的敏感性的变化将加快这个进程。“政治正确”这个1960年代的术语，我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道德操行概念，伴随我们进入学术界、新闻界和政府部门。在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今天的学生，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男人还是女人对父母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感到困惑，某些科学观点是不道德的，或者某些问题太敏感不能碰。

是什么东西让观点变成“危险的”呢？一个因素是想像中的接受了该观点的一系列事件能够导致只是最近才被认识到的破坏性后果。在宗教社会中，这个担心是如果人们不再相信圣经中的字面真理，他们就不再相信其道德要求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人抛弃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世界的部分，明天他们就抛弃“不可杀人”的戒条。在进步圈子里，人们担心是如果人们承认种族、性别、个人之间的任何差异，他们就会觉得歧视或者压迫是合理的。其他危险的观点引发人们的各种恐惧，如忽视或者虐待儿童、破坏环境、贬低人的生命、接受暴力、放任不管本来通过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就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所有这些结果当然都是让人哀叹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后果紧跟着所谓的危险观点出现。比如，即使不同群体的人在平均水平上不同，但是大部分相同的地方足以说明以此为基础歧视个人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同样的，即使证明父母没有力量影响孩子的性格，简单的人类修养也能说明为此虐待或者忽略自己的孩子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流行的关于改善环境的想法被证明是无效的，这也只能强调了解更有效方法的必要性。

另外一个构成危险性认识的因素是人们在分裂成不同派别的时候倾向于给思想戴上的眼罩。人们有个很糟糕的习惯，往往集合成联盟，以表达某些信念作为他们对这个联盟的承诺的徽章，把对立的联盟当作思想上不适合的、道德上败坏的人的集合。联盟内部成员间的辩论可能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如果另一方不能驳斥某个人的破坏性的观点，只能证明他们是不受理性影响的。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这方面，两个本来应该在追求真理方面承担最大责任的机构---学术界和政府---常常对于道德含义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一个意识形态是人是白板，社会问题只能通过专门矫正欧洲人男性背信弃义的行为的政府项目来处理。另一个是道德生来存在于爱国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政府政策惩罚个人错误行为的罪恶来解决。和这些群体信念发生冲突的新观点，细致入微的观点，杂合的观点—有时候危险的观点让人接受时就常常遇到困难。

诚实的观点可能是危险的，该罪状可能来自人性的某个特征。菲利浦·泰洛克（Philip Tetlock）艾伦·费斯克（Alan Fiske）已经指出某些人类关系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信念基础上的。我们爱子女和父母、对配偶忠实、对朋友义气、为社区做贡献、对联盟忠诚、不是因为我们继续质疑和评价这些承诺的美德，而是因为我们在骨头里感受到它们。一个人花费太多的时间思考逻辑和事实是否真的证明对这些关系的承诺是正确的，被看作是“荒唐的”。体面的人不会认真评估卖掉自己的孩子的利弊、或者出卖朋友、配偶、同事或者国家的好处。他们直截了当拒绝这些可能性，根本就不会这么想。所以对神圣价值的怀疑的禁忌在人际关系上下文中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怎样管理国家的上下文中就没有那么多道理了。

我们应该把有些观点当作是危险的吗？我们先排除掉公然的谎言、欺骗性的宣传、来自恶毒的疯子的煽动性阴谋理论、以及公然破坏的技术诀窍。只考虑关于实证研究的观点或者政策有效性的真实性，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道德敏感性。请考虑那些人们相信是真理，而实际上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可能造成的危害。不管哪种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到底真实与否，所以只有通过考察或者辩论才能发现。最后，让我们假设我们不是在讨论把人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者割掉他们的舌头，不过是打击他们的研究热情，尽可能少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个很好的例子来探索与我们目前的关心有关系的所有观点，不管最后可能出现什么后果。进行理性讨论的行动本身就意味着承诺仅仅根据它们的思想证据进行评价。否则，在有人（正如本书中丹·基尔伯特（Dan Gilbert）做的那样）认为打击别人观点的想法本身在道德上就是危险的时候，怎么能解释危险的观点应该受到打击呢？鼓吹把危险观点留给自己不公开的人被迫闭上嘴巴是因为反对者认为这个观点也是危险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判断观点危险与否的特权给予该论点的支持者，其他人就没有这个特权？有些观点应该被先验地打击的这个观点本身从本质上说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它是最终的傲慢，因为它认为人们这么肯定自己的观点就那么好、那么真实以至于有资格在不检验的情况下就打击别人的观点。

而且，很难想象大众生活中无知或者幻觉比真理的认识更好，尤其是让人不愉快的真相的任何方面。只有小孩或者疯子才进行这样的“魔术思考”，即认为如果相信它，好东西会实现；如果忽视它或者希望它消失，坏东西会消失的一厢情愿的错误想法。理性成人想知道真相，因为任何根据错误的前提而采取的行动不可能得到他们渴望的结果。更糟糕的是，逻辑学家告诉我们包含矛盾的系列观点可以被用来推论任何命题，不管它有多么荒谬。因为观点与其他观点是联系着的，有时候用曲折的、难以预料的方式。选择相信某些可能不真实或者维持关于某个话题的无知之墙的东西能够腐化整个智慧生活，大肆增加错误产生的可能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是关于我们的健康或者经济甚至是天气情况，我们是希望听到谎言，还是被家长式的“保护者”蒙在鼓里呢？在公共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人竟然说我们不应该进行气候变暖的研究或者能源短缺的研究，因为如果结果发现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对经济的严重后果将是非常让人觉得讨厌的。如今，那些策略地采取这种立场的领袖理应遭到认真思考的人们的谴责。那么，为什么其他一些让人觉得不愉快的观点就应该不同对待呢？

还有一个观点反对把观点当作危险的。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政策中许多旨在抢先占有我们知道人类本性最糟糕的特征。比如，民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被发明出来就是清楚认识到人类领袖总是受到为自己捞取权力的诱惑。同样的，我们对于种族主义的敏感来自于人类的团体如果听任自由发展，可能用丑陋的方式歧视和压迫其他团体。历史告诉我们推行教条和压制异端邪说的欲望是人类不断出现的弱点，它造成了连续出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和暴力。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有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西班牙处死异端分子的宗教裁判官）的影子应该让我们警惕任何企图强迫共识或者妖魔化那些挑战共识的人。

大法官路易·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审判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案子时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如果一个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在我们公开审查它我们才能决定它是虚假的。那时侯我们处于比让它们悄悄地腐烂更好的位置，来说服别人它是虚假的，因为我们回避这个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的承认它是真实的。如果一个观点是真实的，我们最好把道德敏感性和它结合起来，因为神圣化一个幻觉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这甚至可能比观点恐惧症更容易。当地球被显示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时，道德秩序没有崩溃，因而它也能经受我们理解世界的其他修改。

按最好的犹太法典（Talmudic）的传统，尽可能有力地主张一个观点，然后改变立场。现在让我提出打击某些知识探索的观点的案例。本书的两个投稿者高普尼克(Gopnik)和希尔斯（Hillis) 提供的“危险的观点”，正好是基尔伯特的反面。他们说思想家宣传他们的危险的观点是危险的。'这个观点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人们可以提醒我们行为的可以预测的后果，包括我们公开言论的后果。按照这个观点，调查的自由或许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不是决定所有其他价值的绝对价值。我们知道世界充满了恶毒的，冷酷的人用任何借口为他们的偏见和破坏性辩护。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他们抓住开辟话题的机会，推销符合其信念的观点的合理性。

不仅科学辩论的许可给予有害的观点合法性，而且让一个观点成为大众所知的东西本身就能改变它的影响。比如，个人或许拥有性别差异或者不同种族之间的私人观点，但是因为招致轻蔑和敌意保留自己的观点不公开。但是一旦观点公之于众，就可能增大胆量按偏见行事。不仅因为它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预测任何别人也要按这个信息行动。比如，有些人可能歧视某个种族的人，尽管对他们没有贬义，期待他们的顾客或者同事有这样的看法，而与他们作对将是代价高昂的。这些辩论对受到污名化的群体的成员的信心产生影响。

当然，学术界人士能警告这些滥用，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修正和挑剔或许不能赶上传播更快的简单化形式。即使它们能这么做，它们的修改也淹没在群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普通人进行清晰的思考，有人可能说接受危险的观点，但不接受它的可怕后果需要一个人具备辨别头发的敏感性。在思想界和在医药界一样，我们压倒一切的原则应该是“首先不产生危害”。

当危险的观点的危险性只是对于它的鼓吹者之外的人时，我们应该特别警惕。科学家，学者和作家是特权精英的成员，他们在传播证明他们特权合法性的观点，指责或者弱化社会的受害者，或者因为聪明和打破迷信而赢得公众的注意时或许有利益因素考虑。即使人们很少同情玩世不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出观点总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个观点，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的普通怀疑主义（这种心态导致我们匿名评审，开放辩论，利益冲突可能性的命题）应该让人警惕“危险的”假设决非和假设者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理性的要求难道不是总迫使我们追求完整的真理吗？未必。理性的人常常选择无知。他们或许决定处于能够看到威胁的位置，或者暴露出敏感的秘密。他们或许选择避免被问到歧视性问题，一个答案是破坏性的，另一个答案是非真实的，不能回答是让提问者认为最糟糕的结果（因此第五修正案保护被迫验证自己）科学家药品检验双盲研究（double-blind studies）其中他们不知道谁得到了药品，谁得到了安慰剂，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需要对书稿进行匿名评审。许多人选择不去了解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或者他们是否携带亨廷顿（Huntington）疾病基因，或者名义上的父亲在基因上是否与他们有关系。根据同样的逻辑，人们让对社会有害的信息脱离在公共领域之外。

至于说探索的限制，每个科学家本来就生活在这些限制中间。比如，他们同意委员会的决定保护人类实验对象，以及个人信息的保密政策。在1975年，生物学家对研究设置了延缓履行债务权，重组DNA待定发展确保释放危险的微生物。知识分子有全部自由权进行这样的研究的想法是个神话。

尽管我更同情重要的观点应该传播，而不是有时候应该受到压制，但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进行这样的辩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科学有个习惯提出人不舒服的思想，网络有习惯揭示事实真相。让人悲哀的是，有些迹象显示辩论将发生在我们最期待的地方：学术界。虽然学术界教授的地位和特殊待遇主要归功于鼓励自由探索和评价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理想，但是太常见的情况是学术界的人第一个试图攻击这个理想。最近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前校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对于女性在名牌大学的科学和数学系比例偏低的多种原因的分析引起的愤怒和歪曲报道的风波，临时性的开启歧视和隐藏的壁垒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学术界对于不受欢迎的观点的不宽容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像墨顿·亨特（Morton Hunt）的《新无知者》（The New Know-Nothings）和阿兰·克斯（Alan Kors）和哈维·希尔维格雷特（Harvey Silverglate）的《影子大学》（The Shadow University）之类的书已经显示让人忧心的事实，我们不能指望大学保护他们自己的异议分子说话的权利，往往需要法庭和媒体迫使他们执行宽容的政策。但是在政府，不宽容更加厉害，更加让人恐怖，因为观点在那里不仅被看作思想运动，而且是能够产生即刻的和影响巨大的后果。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在《针对科学的共和党战争》（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和亨特一道显示立法者是多么腐败和蛊惑人心，他们越来越利用研究基金控制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的研究成果。

本书中的文章提供了让人吃惊的多样化的激动人心的思想。有些确实是猜测性的，有些是关于还没有确认的危险的观点，许多是哥白尼最初的危险观点的版本，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管是字面上还是比喻意义上。不管你同意与否，不管你感到惊讶还是无动于衷，我希望这些文章激发你思考什么让观点变得危险，我们应该为这些观点做些什么。

作者简介：

斯蒂芬·品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约翰斯顿家族（Johnstone Family）教授，著有《白板》（The Blank Slate）

译者简介：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Preface to Dangerous Ideas By Steven Pinker

《危险的观点》后记

理查德·道金斯 著 吴万伟 译

危险的观点是推动人性前进的东西，通常让任何年龄段对熟悉的感到自在、对变化感到害怕的多数人感到惊恐不安。昨天的危险观点是今天的正统观点、明天的俗套说法。当然，肯定有人说过了。如果没有，我就得对自己说，虽然只是很快地收回。这样诱惑性的笼统说法掩盖了危险的不平衡。虽然马后炮眼光能够辨认出曾经是危险观点的普遍被接受的观点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从前的危险观点中很多既不配也没有最终获得认可。让一个观点危险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好的。

科学家只是口头上支持这个观点：观点必须建立在本身的合理性上，而不是观点提出者的权威上。在科学上没有元首，没有教皇也没有先知，我们不能被诱惑说X 是他的观点，因而X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家只是人，我们不可避免地注意经过证实的成绩纪录。如果一个明星科学家的观点在过去起作用，接受了新的观点，我们很自然地竖起耳朵认真听，尤其是如果新观点是危险观点的话。

就科学家而言，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有美国最让人羡慕的书。他的年度（Edge）问题产生了一本书，其目录本身就值得一读。这里是一群有话说的作者，这些杰出人物都面对同样看似简单的问题，“你的危险观点是什么？” 布洛克曼群体会怎么回答呢？他们将从这个问题中发现什么样的让人惊讶的意义呢？对什么人危险？或者对什么东西危险？

本书的109个投稿者往返于这个光谱之间。对世界或者人性和生活的未来有危险。对自尊心可能受到威胁的既得利益团体有危险。对人的个人心理平衡和宇宙价值意识有危险。危险在于意识到观点在思想上是大胆的，或者放肆的，揭开了真相，使用了流行的俗套观点，不一定隐含着其他意义上的危险。高兴的是，在现代美国，没有必要讨论威胁到思想家生命的观点，因为它们这是在流行社会中不会被接受的观点。伽里略因为发表危险的观点得承受身体上的伤害和痛苦，达尔文在他那时时代是幸运的，虽然他让人争议地自我审查了危险的观点20年时间，因为担心观点发表会让他的妻子以及她妻子作为一个成员的社会感到不愉快。与我们时代更近的是俄国的李森科（Lysenko）不能发表在当今基因学家看来稀松平常的观点，实际上是简单的事实，否则将面临公开羞辱和监禁的危险。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109个来自布洛克曼在线沙龙的以思想著名的顶尖知识分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以糟糕的观点臭名昭著）那么，他们的危险观点是什么呢？有没有好处呢？我发现能够分析109个答案作为一种民意调查。有多少选择厄运和灾祸预感 —全球变暖，恐怖主义者灾难和类似的世界末日悲叹？在我的计算中11个，虽然有些是反对悲观预言者的，他们的危险观点夸大了危险。根据我的计算，有24个危险的观点是关于社会的，20个危险的观点是关于心理学的，14个关于政治和经济的。11个选择在某个方面关于广泛定义的宗教的。6个探索宇宙焦虑不安，似乎来自比如相信我们是宇宙中的孤立者，或者相信颅骨中没有人在家,没有东西能诚实地回答心灵的名称。6个作者采取了布洛克曼问题自我指代的途径，讨论了寻找危险的观点本身就是危险的观点，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观点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个观点本身。

这些记录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确实认识到一个对相互排斥的类别，我强迫自己把每个观点放入这个或者那个中间。在我看来在错误或者真实的观点之间没有非重叠的或者穷尽一切的区分，广泛意义上的事实内容。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观点，标准的或者道德的观点，因为词语的真实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并不让人惊讶的是一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团体竟然赞成“是”的观点（事实的，真实与否的观点）多于“应该是”（标准的，方针的）观点，但是差别不是很大，我计算出来是68个事实观点对比41个标准观点。

有没有一些危险的观点在本书中没有体现出来呢？我有两个建议，都可以归结到“是”或者“应该是”的范畴里。首先，我注意到只是粗略地提到优生学，它们是诽谤性的。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来自政治左派右派的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设计者婴儿的想法多么危险，虽然他们不会用这个术语。今天，我怀疑这个观点已经太危险了，没有办法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即使在像本书这样给予许可的情况下。我猜测希特勒应该为这个变化负责。没有人愿意被认为即使在某一点上和这个恶魔观点一样。希特勒的幽灵让一些科学家从“应该是”转向“是”，否认人类品质的培养甚至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能喂养奶牛为了生产牛奶，养马为了跑得快，养狗因为看管羊群的技能，究竟为什么不能养人来得到数学，音乐，和体育能力呢？诸如“这些不是单一维度的能力”的反对意见同样也适用于奶牛，马，狗，但是从来没有阻碍任何人这么做。

我想知道在希特勒死后60年后，我们是否至少敢于问培养音乐能力和强迫一个孩子学习音乐课之间的道德差异。或者培训快跑者或者跳高者是可以接受而生养这样的人就是不能接受的？我可以想像一些答案，它们可能是好的，最终能说服我。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不再因为提出这个问题而心惊胆战的时间没有到来吗？

我对这109个危险观点的清单中其他感到惊讶的省略是关于人类道德特殊性的没有说出来的假设。证明在我们的潜意识假设中现代人享受的独特和专门的地位比我们多数人想像的更加困难。为什么“亲生命”总是意味着“亲人类生命”，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杀死一个由八个细胞构成的人类胚泡而怒不可遏，同时兴高采烈地咀嚼可能让一个成年的，有感觉的，很可能感到恐惧的牛失去性命的代价而得到的牛排？我们祖先对待奴隶的态度和我们现代对待非人类的动物的态度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或许对这些问题有很好的答案。但是难道这个问题至少不能提出来吗？

戏剧化这些问题的非琐碎性的一个方法是提出进化的事实。我们通过去世的共同祖先与任何其他的物种持久地，缓慢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灭绝，我们可能通过愉快地相互通婚的、不简断的纽带与黑猩猩联系在一起。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反应会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呢？如果目前在非洲发现所有的进化的物种的残余数量现？如果未来的科学家用完整的人类基因和黑猩猩基因来制造活着的，呼吸的，相互交配的连续的生命链条，每个都能够在链条中繁育最近的邻居，因而把人类和黑猩猩通过能生育的相互喂养的活着的生态群结合起来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反应又会如何？

我可以想像对于违反人类和动物之间界限的实验的强烈反对。但是同时，我能想像对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态度的好处可能比这些反对意见更重要。我们知道这样的活着的人兽杂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所有的中间体都活着，在这个链条上从我们可以追溯到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因此它是个危险的但是并不太让人惊讶的观点，有一天这个链条被重新接上，这是个危险观点的“事实”类别的一个备选条目。我们不应该把它转向“应该”类别，这并不是个好的道德选择。尽管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存在着道德缺陷，它至少让人类从这么长时间影响我们的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心态中摆脱出来。

作者简介：理查德·道金斯，进化论生物学家，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科学教授，著有《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

Afterword to Dangerous Ideas By Richard Dawkins

http://edge.org/3rd_culture/dangerous07/dangerous07_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