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邵飘萍因何而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8 次 更新时间:2007-09-10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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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伯牛  

80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

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

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得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即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地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5000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讯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30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30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15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唯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捶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16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

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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