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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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但其本质特征依然无法改变。

  汪明亮认为"严打"的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动用司法资源,尽可能地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23].犯罪的存在受"饱和法则"支配,由于受司法资源的限制,一定时期的犯罪不可能被司法机关全部予以追究,只有当某个阶段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犯罪量接近或达到国家所能承受的最高阀值,社会治安问题直接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的时候,国家才会作出特殊反应,通过集中动用体制内的治安治理资源,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稳定或者重新恢复社会治安秩序,重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支配,确保社会秩序的维系。

  在转型中国,原有的动员体系日益弱化,社会与单位调控体系日益出现裂缝,权威性资源的流失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虽然改革开放导致配置性资源大幅度增加,国家治理的技术性基础设施大大增强,但是就社会资源总量而言,国家治理资源的贫弱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事实。在中国,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基础,决定了政府体系的脆弱与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国家治理资源的匮缺导致常规化的治安治理体系经常运作失灵,尤其是支撑高效治安治理的基层组织网络很难有效地运转起来,直接损害了社会治安问题的治理绩效。国家必须间歇性地配合"严打"、"专项治理"与"集中整治"来弥补这种结构性缺陷。"运动式治理"在建设时代的延续,既有国家治理方式与手段的"路径依赖"问题,同时更是现有条件下,国家治理资源瓶颈问题的典型体现。任何社会的调控形式决不是个人好恶的产物,而是取决于社会资源总量所能允许的程度[24].在中国,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资源的大规模需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对于一个国家治理资源长期匮乏的社会来说,国家体制根本不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全面的社会监控。中国底层社会长期的相对自主性是在特殊的资源限制条件下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同样,集中有限的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执政党与政府面临资源瓶颈问题制约的理性抉择。"严打"政策,就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条件下的一种理性抉择。

  

  三、"严打"斗争:中国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机制

  

  "严打"的内涵是党和国家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为打击某几类严重刑事犯罪而制定,以司法机关为主要执行主体,以从重从快为基本要求的一种具体刑事政策,它以运动、战役的形式存在[25].广义的"严打"包括一切严厉打击某一类或某几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既包括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动的全国统一行动的严打,也包括由政法机关发动的针对某一类或某几类犯罪的专项斗争。狭义的"严打"专指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动的全国统一行动的严打,本文主要研究这种狭义上的"严打".

  常态社会的"严打"斗争蕴藏着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任何一次"严打"的发动背景都是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执政党与政府通过"严打"斗争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行为,重新恢复人们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认同,达成基本社会秩序的延续与维系,确保中国制度转型理性而平稳地推进,实现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长期维系与再生产。1983年"严打"发动的历史场景是"文革"结束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开始出现,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刑事犯罪活动非常猖獗。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群众失去安全感,社会反映强烈,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和威胁,也对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挑战。1983年的"严打"对象包括:流氓团伙分子;流窜作案分子;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投毒犯、贩毒犯、强奸犯和重大盗窃犯;贩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和制造、复制、贩卖内容反动、淫秽的图书、图片、录音带、录像带的犯罪分子;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劳改逃跑犯、重新犯罪的劳改释放分子和解除劳改人员以及其他通缉在案的罪犯,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挂钩信、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余分子。这些都是当时直接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构成现实威胁的破坏性力量,对这些反体系的破坏性力量进行有效打击可以恢复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威,重新实现国家对社会有效的政治性支配,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维系。通过历时三年半的"严打",共查获强奸、盗窃、流氓团伙19.7万个,破获刑事案件164.7万余起。"严打"之后,刑事立案率快速下降,人民群众获得广泛的安全感。通过对1981-1988年刑事治安案件数变动情况的分析(见图二),我们发现当时"严打"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住了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但是,从1988年起刑事案件数开始飙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达到新的高峰,严峻的治安形势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再次构成了挑战,"严打"的重新启动再次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6年"严打"的发动背景是随着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的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带来的却是新的犯罪高峰的出现,整个九十年代中期的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八十年代前半期的8倍。到1995年达到顶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立案的数量达到170万起左右。1996年伊始,社会治安的苗头不好,重大刑事案件呈较大的增长态势。尤其是同年2月2日凌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住所内被担任驻地警卫任务的武警执勤哨兵张金龙图财杀害,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发生的国家高级领导人遇害事件,举国震惊。此外,凶杀、爆炸和流氓团伙犯罪也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治安状况明显不满,根据国家体改委的抽样调查,全国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1993年只有14.5%,1994年为18.3,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与政府权威的认同,损害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1996年"严打"的重点打击对象是严重暴力犯罪、抢劫犯罪,特别是涉枪犯罪和涉黑的团伙犯罪。通过这次"严打",一大批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大案要案被侦破,一大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被铲除,一大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并受到严惩。1996年全国刑事立案数比上年下降5.4%,重大刑事案件比上年同期下降1.7%,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全部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的情况(见图三)。社会秩序得以再次稳定,人们的安全感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再次得以提升。

  

  2001年"严打"的发动背景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治安再一次面临严峻形势,刑事治安案件从1998年开始直线上升,尤其是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50%(见图三),2000年中国法院系统判处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比上年上升了六倍,严重影响社会和公众安全感的盗窃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的65%.严重犯罪呈现暴力性、有组织性和智能性的发展趋势,爆炸、杀人、抢劫、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犯罪活动猖獗,一些地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流氓恶势力横行。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2001年"严打"对象主要包括: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26].通过这次"严打",2001年10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众安全感调查活动中,被调查的10万余名群众认为"基本安全"、"安全"的占81.4%,2002年占到84.1%,2003年则高达91.2%[27],大大提升了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威形象。

  P.布尔迪厄认为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它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没有任何依托的力量,一种失去了任何存在理由的力量;就是说它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专制的力量而存在。因此,它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形式寻找理由,至少也应该使人们看不出作为其基础的专制,进而使自己作为合法的存在得到认同。理性化的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乃在于国家能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掩饰其统治实践与统治制度的专制性,从而使各种"理性化"的机制越来越有效[28].从三次全国性"严打"出台的历史背景、打击对象和治理绩效我们发现,中国的"严打"恰恰为中国国家权力寻找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契机,国家暴力的运用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社会治安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内在于人的需要本身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每次"严打"的出台都意味着严重刑事犯罪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系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和前提。每次"严打"的打击对象都是在当时非常普遍且直接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类型,每次"严打"都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形象,强化了国家暴力的象征性资本,确保了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长期延续。每一次"严打"斗争就是一次巩固与强化国家政治秩序合法性基础的仪式与操练,"严打"斗争就成为中国国家权力重要的合法化机制之一。

  

  四、"严打"运动:转型中国国家权力的再生产机制

  

  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严打",是国家权力具体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因为司法权力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就认为,刑事政策是以权力配置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以界定财产的分配、保障各类组织(包括家族、学校、教会等)的运行,并确立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29].我国学者曲新久也从权力-知识的角度分析作为公共政策的刑事政策,认为刑事政策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动态系统,刑事政策依靠、依赖于权力,依靠组织化、合法化的权力系统决策和贯彻。刑事政策问题始终与权力问题密切相关,是一种公共政策和权力知识[30].而问题是现代权力内在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链条之中,国家权力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简单的延续,而且力图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福柯认为现代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自我放大",现代权力总是在应用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增强和扩充自己的力量。前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装置,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上。现代权力通过发展和运用社会科学作为管理人力资源和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化进程密切相关[31].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严打",为国家权力的具体运作提供了场景和载体,是转型中国国家权力再生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在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与底层社会之间的直接结合与有机联系一直是比较微弱的。

  晚清开启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念与社会改造实践充分表明,对底层社会的改造是确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前提,国家权力对底层社会的渗透与传输成为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主题。吴毅通过对川东双村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分析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渗透与生产过程。土地改革实现了对农民的高度动员,宣传是政治话语重塑的重要形式,开会成为村庄生活的重要形式。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们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青年人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和演剧队,歌颂翻身,歌颂共产党,底层社会的日常话语形式被改变。学习文化、参加政治活动、移风易俗等成为底层社会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新国家开始形成了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意识形态文本的重塑。通过各种政治教育与政治运动,农民们更新了自己的政治知识。阶级意识的灌输和村庄内外的变化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连接成一个整体,村民们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政治化过程[32].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透与传输方式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始终只是一种外部文化的渗透物,虽然由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会持续高涨,但这种革命激情由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础终究会消磨殆尽。因此,这种国家政权建设就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与监视远远无从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送法下乡"、"干部下乡"、"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区警务"等活动就延续了国家权力力图在底层社会重建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一种尝试与努力[3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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