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认真精神”，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是遵循科学规律，讲求逻辑，明辨是非，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等等。认真就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观的基础；是非观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此话讲过七十年了。问题是，这种“认真精神”现在是要，还是不要？

一、说真话，还是说大话、空话、套话？

机关人事部门是负责人事工作和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关要调动提拔干部时，他们要派人下到处室去考察干部的任职情况，要找处室人员座谈了解。按说，对被考察的干部，要据实反映，讲真话，吐真情。但这里有三种情况：一是你说得准不准，对不对，全面不全面？要说全面很难，毕竟个人了解别人的情况有限；但根据个人观察了解的某些情况准不准，对不对，却是必须考虑的。不能歪曲，不能胡造，不能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应该真实、可靠，可信。这样自然应该既讲优点，也讲缺点。二、如实讲了，别人对你怎么看？过去讲批评、自我批评，现在时兴表扬、自有表扬。你讲别人的优点可以，讲缺点错误，行吗？你说别人不好是什么意思？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事人听了怎么想，调查人和领导听了怎么认为？如果你说别人的“坏”话妨碍了人家提职、升迁，那不成“拆台”了？这按国人的观念叫做“缺德”！总之，现在这样做能行吗？三、你说了，回去领导会不会听，会不会参考？会不会重视、采纳？如果不重视，不采纳，那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说“没问题”、“好好好”，说大话、空话、套话。当然，私心很重的个别人，特别是对这位干部抱有个人成见的人，肯定不会说“好好好”，但这些人的意见能保证正确吗？恐怕就更不可确定，而只宜“供参考”了。

二、对干部考察，要认真，还是不要？

对以上的问题，进一步追问就是：对干部考察，要认真，还是不要？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此话讲过七十年了，现在还讲不讲认真？所谓“认真精神”，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是遵循科学规律，讲求逻辑，明辨是非，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等等。认真就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观的基础；是非观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就以干部考察来说，要讲认真就要：一是群众反映情况要认真；二是调查人员记录汇报情况要认真；三是领导管理使用选拔干部要认真。这几方面缺一不可，有一个环节不认真，其它地方再认真也无用，就白认真了。现在需要这样吗？干部任用实际上主要是领导决定，甚至是主要领导一句话，其他环节只是走走形式。如果是选拔副手，那其主要方面是配合主要领导工作，基本素质便是听一把手的话，惟命是从。其他能干不能干、专业不专业都是次要问题。某人论资格要提拔了，别的地方不好安排，就要安插到另一部门去，这是群众所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些事认不得真，也无法认真。真要认真，关键是选拔和使用干部的制度设计要使干部对被选拔的人负责，对此人作为干部所做的工作切实负起责任。某位干部出了问题，不能说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提拔和任用他的人也要负相应责任。制度设计还要使被征求意见者说了真话对他自己有利，起码无害；而对不说真话者则无利。如此这般，在选拔和任用干部的问题上就可以认真起来。

三、文革的经历教人不必认真、不能认真！

我在上小学时读书是认真的。到上中学时学雷锋也是认真的，认真做好事，认真当“无名英雄”。但后来被选为学校三好学生、县五好青年，也小有名气了。忽然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主席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夜之间，一直崇拜的老师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平时尊敬的领导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年读的书成了封、资、修的黑货色，成了“四旧”之一，自己凭努力得来的成绩不但不算成绩了，似乎反而成了劣迹、罪状，本人反倒成了“红得发紫”的修正主义苗子。到这时，头脑都糊涂了，都乱了，还较什么真？还怎么认真得起来？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少奇。他当年是堂堂的国家主席，据说人非常聪明能干，解放前领导着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干革命；解放后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毛主席等领导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文化革命开始时还跟着毛泽东一起检阅红卫兵；而忽然之间，说他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再后来又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揪历史问题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对于一般的群众百姓，要认真，就要真正了解他解放前、解放后以及文革中的工作情况。你不了解这些情况，只好人云亦云，糊里糊涂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你要认真，这些情况都了解了，刘少奇忽然遭此厄运，你自己这个思想弯子怎么转？

在对外方面有越南的例子。越南当年是抗击美国侵略者的英雄国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亲密到称“同志加兄弟”，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和他们的胡志明主席平起平坐。在六十年代全国抗美援越大会上，我们的口号是：“中国的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的辽阔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后来忽然间就打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涌现出了一批“老山英雄”；还听说越南的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的大米垒起来的，他们的军队使用的枪炮也是中国提供的。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为什么打起来的？是因为他们嫌中国支援得太少了而进犯中国？那你打中国就会多支援你了吗？岂有此理！总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让认真的百姓的头脑怎么转？没法转，就只有不认真！

最搞乱人们思想的还是林彪事件。据说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打仗的厉害是出了名的，他一级一级的提升一提就是正职，不经过副职。自己最有印象的还是文革前后的事。文革前他就大力倡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文革期间他更是风光无限！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张贴在全国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他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口口声声对毛主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开会时他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举得最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得最响，一直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典范；出来接见群众，是他离毛主席最贴近，其他国家领导人连周恩来总理等都要靠后一截以示区别。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忽然在1971年秋天有一段时间没露面，后来就是内部开会传达：他阴谋杀害毛主席不成功，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这个消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就是一身冷汗，脑子成一片空白，成一锅糨糊！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了？谁也无法理解这件比天还大的事件，谁也猜不透这个比地还大的谜团！当时，对林彪越是相信的人，这个弯子越是难转；对时事政治越是认真的人，思想认识越是糊涂！

四、对现在的事如何认真？

（一）关于接受历史教训。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领导如此，对广大民众更是如此！如果当初在说刘少奇坏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他是立过大功的；如果在和越南亲密无间时有人提醒其间也有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在说林彪如何如何好的同时，还有人说他在哪些方面还有严重问题，老百姓就可以从容判断谁说得对谁说得错，谁说得有道理谁说得没道理，自己有个分析判断，有个自己的思想。当政府想让百姓百依百顺、绝对服从时，当政府控制煤体在同一时间段内让社会上的声音都是“一边倒”、“一个调”时，长此以往，民众就只有被动全盘接收的份，只能人云亦云，没有也不可能独立思考，没有也不可能自己分析判断，就逐渐丧失了个人鉴别的能力。所以，现在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应该允许并鼓励不同意见以至反对意见的表达和陈述，让百姓群众对同一事件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能够独立分析判断；更进一步说，对社会大众表达意见和疑问，不是同意不同意、允许不允许、鼓励不鼓励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如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来加以维护！

（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说过“搞理论必须要抠概念”。“抠概念”就是对名词、术语要认真。什么是社会主义？解放初期的“一化三改”说是社会主义；大跃进时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立四新”、对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都说是社会主义，后来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农村生产责任制、搞特区开发区、股份制、发展经济以至建立和谐社会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是社会主义，但这些“社会主义”又何其不同，而且有的差距相当大甚至完全相反！现在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再“特色”也还是“社会主义”，它与一般的社会主义有哪些共性，有哪些个性？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低生产力是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是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判断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哪个是哪个不是？谁是判断的权威，谁说了算？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如果这些问题都说不清楚，那就难免有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私下却干着不是社会主义的勾当，老百姓则跟着瞎胡转，不可避免要上当受骗。

（三）关于腐败和反腐败。文革前电影《舞台姐妹》中有一句精典台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文革中却受到批判了。后来“认认真真唱戏”难，“清清白白做人”就更不容易了。现在的腐败是逐步升级，从公款吃喝到公款旅游，从住房腐败到坐车腐败，贪污挥霍从几十几百万元到几千万人民币，从“泡小秘”到“包二奶”，不一而足；反腐败力度也确实愈来愈大，查处的大案要案越来越多，揭露的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产生有内因，有外因，大家都知道“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但在反腐败的宣传中，倒是说个人的原因据多，说社会政治的原因很少；从个人思想意识方面挖掘得多，从制度机制方面检讨得少。其实，虽然腐败的花样不断翻新，但根子却是一个：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得以滥用。而权力的滥用主要是对公款的滥用。为什么有的人想腐败就能腐败，有人再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或者根本想不到如何腐败？如果只注重从思想教育上反腐败，从个人身上找原因，不注重从制度上防微杜渐，不注重从权力制约上防患于未然，那就免不了摁倒葫芦起来瓢，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国现在开始抓制度建设了，但决心还要更坚定，体系还要更完备，力度还要再加大。

（四）关于“主人”与“公仆”。主人和仆人，按说是阶级社会的事，是个旧社会的概念。现在要用它来比喻新社会中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比喻“官民”关系，说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官员是“公仆”，其实并不一定合适，更不用说准确了。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自由、和谐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甚至依附的关系。但既然有人愿意经常用它，那就认真地考察一下：在我们现实的情况下，到底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实际情况是：领导到基层访贫问苦，领导总是高大正面、居高临下的神态，接受访问馈赠的总是点头哈腰、感恩戴德的形象；登报纸上头版的、看演出坐最前的，电视上常露面的，福利待遇最先沾的，都非干部莫属，而绝不是群众。这还都被认为是正常的情况。至于特殊的、超常规的福利待遇、优惠特权等等，那就更不用说了。面对此情此景，要不说什么也就罢了，要说而且一定要说“干部是公仆，群众是主人”，不但自己睁眼说瞎话，还非要强迫大家接受，这还能认真吗？天下有这样荣耀尊贵的“公仆”、以及这样低三下四的“主人”吗？这不纯粹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吗？其实，这与前边所说的权力的归属紧密相关。说人民是“主人”，与说“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一致的；说干部是“公仆”，与说干部是“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实际上，广大群众“住房贵、上学难、看病花大钱”是与自身属于弱势群体，并没有什么权利相联系的；而搞特权，搞腐败，与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相联系的。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有一个现象是否值得注意：凡是煤体上宣传得火爆的，都是要做而实际上没做到的；而一旦真地完全实现了，煤体上也就不再宣传了。比如，说“发展经济”的时候，正是经济不发展的时候；说“安定团结”的时候，正是有动乱苗头的时候；说“加强保护环境”的时候，正是污染加重的时候；说加大反腐力度的时候，也正是腐败猖獗的时候。对于一般的小事或非原则的事可以不认真，而对于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亿万民众生产生活的大事，该认真的还是要认真起来。过去共产党靠认真精神夺取了政权，今天要切实巩固政权，要持续发展经济，要有效保护生态，要真正建立和谐社会，还应该继续坚持认真精神，并且要把认真精神发扬光大。

200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