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在1922年，独裁者列宁去世前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挑选那些需要从俄国驱逐出去的知识分子。他在写给包括名叫斯大林的野心家在内的手下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一份早期的海报已经显示列宁把敌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其标题是“列宁同志清扫了土地上的污秽”。

列宁修改法律允许政府认定的反动派和敌人流亡海外。这比沙皇强多了，因为俄国以前只准把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如果发现流放者返回俄国的话，列宁还准许警察开枪射杀。但是他不想马上杀他们，因为西方舆论仍然起重要作用。

像俄国历史上的许多其他可怕事件一样，这残酷的战略在托洛茨基等人的怂恿下通过了。85年前的这个月，即8月16日和17日，俄国政府逮捕了几十名知识分子。在另外两个日子，9月28日和11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秘密警察带领60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到德国位于彼得堡的巡洋舰。9月的船是市长哈肯（Oberbürgermeister Haken）号，11月的船是普鲁士（Preussen）号。那些不情愿离开的旅客包括伟大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者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哲学家赛姆扬·弗兰克（Semyon Frank）和尼科莱洛斯基（Nikolai Lossky）以及把叔本华翻译成俄文的文学批评家艾肯瓦尔德（Yuly Aikhenvald）。

他们每个离开的人可以带两箱衣服，不得带书、珠宝或者肖像。有些思想家利用起程前的几个星期悼念他们的图书馆，到森林中采蘑菇，这是俄国人传统的用来思索的方式，最后投降。船离开俄国进入芬兰湾，然后把这些流放的知识分子送到柏林、布拉格、巴黎，在这里他们和其他俄国难民一起，后来被称为“海外俄国人”。

有些登上“哲学蒸汽船”上的动身者相信或者迫切希望很快就可以返回俄国。但是赛姆扬·弗兰克的妻子看到丈夫在甲板上哭道“我再也看不到家乡了。”有些人如柏提耶夫成为世界名人，但多数人死在外面再也没有回来，许多人生活拮据。一个柏林移民把自己比作飞蛾，“刚开始我把裤子吃掉了，接着我吃掉上衣。”

他们还算幸运的。几年后，斯大林代替了列宁，子弹和劳改营代替了船票。

在《列宁的私人战争：哲学蒸汽船旅行和知识分子流放》（Lenin's Private War: The Voyage of the Philosophy Steamer and the Exile of the Intelligentsia）（圣马丁出版社）中，英国文化批评家张伯伦女士（Lesley Chamberlain）给我们描述了迫切需要的俄国历史上这段丢人的历史，这是英语世界唯一的著作。她粗糙地把蒸汽船的流放看作“苏联极权主义的第一批异议分子”，虽然苏联几个月后才成立。她说，随着他们的离去，相当份量的“文化体面和知识分子独立”也烟消云散。

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列为反动派是不公平的。许多人像列宁一样有反抗沙皇的精神。他们在国内没有公开对抗沙皇，有时候还被关进监狱，而列宁还在国外安全地策划革命。他们也不都是哲学家，列宁的目标包括律师，工程师，历史学家，神学家，甚至命令严格调查“考古研究所的反苏维埃教授”。在多数情况下，受害者的交谈像白银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充满敌意的白俄罗斯反布尔什维克分子。

为了适当了解这个事件，我们幸运地拥有张伯伦，美国今年夏天不仅出版了《列宁的私人战争》（去年英国出版的），而且还出版了她在2004年英国出版的《祖国：俄国哲学史》。如果张伯伦不存在，俄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学生就无法创造她。她的生平历史，文体风格和大胆观点都是与众不同的（比如俄国的白银时代“产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预兆”）。这些书合起来提供了该学科多数西方教授很少知道的哲学传统的轮廓。《祖国》揭开了导致1922年事件的概念紧张关系，让人们更容易理解理性主义者的悲惨故事，共产主义政府对最好的、最聪明的理想主义者的迫害。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说俄国拥有“思想家，但是没有杰出的哲学家。”张伯伦正确地谴责他非凡的声望因为所有思想家不过等于“大草原的巫术师”。他注意到俄国哲学大部分扭曲了系统化的途径。恰达耶夫（Pyotr Chaadaev (1794-1856)）的著名观点是俄国人“非常不在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但是俄国哲学也表现出沿着反笛卡儿、亲帕斯卡的道路的独特资产。

它总是积极介入的、极端关心俄国的群体福利，即使它赞成个人的个人尊严和独立性。俄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个人独特个性和无私结合起来。”它是臭名昭著的非学术性的，小说家、记者、牧师可以付诸实践的。它思考“好的”或者“全面”的人，他应该如何生活，表现一种道德召唤，或者“马上行动的跳板”，在那些寻找正义的人，相信“根据希望调整真理”（张伯伦说这种扭曲继续直到苏联终结）难怪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26年命令关闭所有的哲学系。

正如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中，核心问题是俄国哲学扭曲反启蒙和理想主义，看起来像“德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于它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着迷，对生活的工具主义技术途径的高度怀疑，减少感情和自发性。(柏提耶夫认为理性主义是“几乎所有欧洲哲学的原罪。) 它以非常俄国化的方式预测了人类生活永远存在混乱的可能性。而且，它天生地不能把自己和正统基督教神秘主义区分开来，除了当它转移到相反的方式西方的、乌托邦的、科学的理由（不仅表现出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的自由人道主义也表现出列宁的无情的警察国家）对于观点总是充满激情的态度。正如别林斯基（Belinsky）驳斥屠格涅夫（Turgenev）的名言：在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剧本《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中“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问题，你却想要吃的东西。”

列宁的积极分子对于哲学家的注意既让人高兴也让人担心，因为它证明了俄国进取心的极端重要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弥赛亚告诉高尔基说“我不是哲学家”，他仍然攻击他的意识形态敌人，在1908年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张伯伦从中提取精华的专著。他认真对待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在赢得俄国内战后决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目标是摧毁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喜欢内省的哲学家，他认为他们是敌人，给他们贴上“反动派”的标签。张伯伦发现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人的不同标签“自由主义者、爱国者、民族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合作主义者，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

尽管没有俄国研究教授的头衔，张伯伦拒绝仅仅做流水帐式的报告。作为从前驻莫斯科的路透社记者，她对德国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的研究，坚持认为在《祖国》和《列宁的私人战争》中，批评性地认识这飘忽不定的话题，她强调“哲学蒸汽船”事件必须和曾经普遍的错误观念结合起来考虑，这个错误观念就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创造了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实际上，列宁发动了对异议分子非沙皇式的镇压，企图“摧毁个人的良心和人性本质”，我们发现这些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时代的俄国又复兴起来了。虽然她自己是世俗的人，她反对“对于列宁的理性主义的静悄悄地支持”导致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拒绝批评其专制政策，同时暗示不受限制的基督教正统理想主义使其策略更温和。

不管人们对于张伯伦关于俄国哲学的立场如何挑剔，比如她对于（dusha,）“灵魂”的概念给予太少的重要性，她的两项研究让人们了解错误地边缘化的欧洲思想的“生活在别处的人”（Otherland）。张伯伦猛击、诱导、再现了思想史和批评史上的神圣三位一体美德。

2003年的世界哲学大会，俄国哲学协会租了一条船载着它的参加者到当年的会议地点伊斯坦布尔。停泊在那里后，这艘船就成为举行晚会的晚间俱乐部，同时也成为苏联历史眼中讽刺的拇指。

一个俄国哲学家承认“这是我们嘲笑和痛斥历史的方式”，在这艘船上，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几个仍然保留权力职位的苏联哲学名家的人民委员，今天仍然这么做，非常小心地绕过勃烈日涅夫（Brezhnev）通过重组（perestroika）开放（glasnost）寡头资本主义到当今克里姆林宫的“垂直权力”的压迫。

这提出了《列宁的私人战争》最让人胆寒的问题：1920-22年是多么相似2003-7年啊。缓慢和稳定地消除所有反对派媒体，抵制公正的选举，谋杀政权的著名批评家，创造宣传喂养大的年轻人群体，强制使用扭曲的教育课本，把异议者抓起来，把权力集中在位于顶端的铁碗人物手中。

俄国哲学家的备忘录：请抓住你的救生衣。

作者简介：

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高等教育记事》编辑和《费城问讯者报》文学评论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媒体理论。

译自：“God Before Food: Philosophy, Russian Style” Carlin Romano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rm311xxxr19y3kblwldz6nc67t4b51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