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冷静看待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3 次 更新时间:2007-08-30 2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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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日前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生委”)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声称计划生育标语长期以来存在“冷漠、强硬、呆板、简单重复、质量不高”等问题,决定近期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清理、规范、更新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工作,并公布了190条新标语供各地参考使用。

  国家计生委的新标语由于改变了旧标语的“冷漠、强硬”而受到评论家如潮的好评。但是正是在辞旧迎新的颂歌中,大量反映基层计划生育实践(以下简称“计生实践”)的野蛮旧标语第一次由互连网扩散到报刊上,引起人们对旧标语背后计生实践的反思;其标志是南方都市报8月5日社论《让计生工作回归人本应优先于规范口号》,而措辞最尖锐的批评无疑当推邵建在8月8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评论《国家之上是人》。

  反思中国计生实践的第一个思潮已持续多年但缺乏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它主要由新闻记者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客观报道、民间人口学家的网络辩论(以易富贤和何亚福为代表)、劳动经济学和性社会学的研究构成。这一反思让人们看到了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二十多年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化和性比例失调的严峻形势。

  反思中国计生实践的第二个思潮以今年3月叶廷芳先生等29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为标志。其实以前也有政协委员提交过类似的提案,但措辞不够尖锐,没有向媒体公开且拒绝记者的采访。“叶廷芳提案”让人们开始普遍地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难题和强制计划生育给国人观念、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本人的《中国需要重建兄弟文化》(载《记者观察》2007年8月下)一文就深受叶先生的影响。

  前两次反思,报刊舆论都对中国计生实践中的野蛮行径讳莫如深,没想到“叶廷芳提案”才提交几个月,就由国家计生委自己推动了对计划生育中的人权问题的反思——尽管这不一定符合国家计生委的初衷。问题只有首先摆到桌面上,才有可能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可谓功莫大焉,因为计划生育中的人权问题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

  不过这只是就客观效果而论;邵建先生在《国家之上是人》认为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是对于计生实践中的不文明的一种“迟到的补救”,这一结论我并不赞同。

  国家计生委如果真的要革除计生实践中的粗暴野蛮行为,大可以利用效率高得多的电视、报纸和互连网宣传其新政策,而不必挤占发达国家通常为弱势群体发言渠道的标语口号。评选标语和张贴标语不但成本高、效率低,而且侵犯农民的财产权。中国的计划生育标语,尤其是在清理之列的那些野蛮标语,大都刷在农民的外墙上。莫说要刷许多新标语,即使只将原来的标语铲除,也会再一次侵犯农民对其自有房屋的所有权。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标语承载的信息有限而且模糊,并不能告诉看标语的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和应该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因此只适合于刷标语的人动员看标语的人服从自己,而不是监督自己。因此可以说,标语政治本身就是不文明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认真分析一下190条新标语的内容,我的上述论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即使从标语政治的角度看,国家计生委公布的这批新标语从形式到内容仍有不少问题,论可读性它们远较那些来自基层计生实践的“冷漠、强硬”的标语差,论内容许多新标语又经不起推敲。例如“低生育,素质好,男女都是宝”(第29条),如果只有前两个分句,还只是科学上存在争议(教师们普遍认为独子难教,医师们也普遍认为大龄产妇头胎难产);但是加上后一个分句后,就有反道德的嫌疑了——难道素质不好的孩子就不是宝吗?父母的爱心不是更应该向较弱的孩子倾斜吗?又如“倡导科学婚检,预防出生缺陷”(第40条),由于中国又提倡晚育,结婚离生育之间通常存在不短的时间距离,在这段时间中酗酒、嫖娼、吸毒、生病吃药、环境污染甚至“播种”前过度劳累等等都可能造成出生缺陷,婚检对于预防出生缺陷有什么作用呢?明显应该是孕检才对。再如“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186条),虽然有法律依据,但那是法学不发达的产物,如今一种权利(它意味着自由和利益)不可能同时是一项义务(它意味着拘束和不利)已成常识,应该如实地承认中国实行的是生育行政许可,妇女只能在政府许可后并在许可的范围内生育。如果公民真有生育义务,那就太可怕了,因为那意味着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强制配种让公民生育!基层计生实践虽然不乏野蛮,但至少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类似这样的问题,在190条新标语中还不少。

  让那些给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唱颂歌的人最难堪的,可能还不是标语政治和标语内容的问题,而是国家计生委本来就只打算革新计划生育标语。国家计生委在有关清理标语的文件中,丝毫没有反思计生实践中计生部门权力的膨胀和基层计生工作经常使用的野蛮手段,也没有任何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计划生育目标的迹象。从国家计生委对生不出多少人口的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要求实行更多社会惩罚(法律外的惩罚,实际上就是歧视)的态度看,国家计生委实际上还是把自己的目标当圣旨来对待的。根据这种“圣旨逻辑”,只要有人不怕惩罚,就是对自己的冒犯,就应该加重处罚;盗窃从来没有完全消灭,说明处罚还不够严厉,应该把偷窃一元以上的统统枪毙。可笑的是,如果真的没有人超生,根据现行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约1.4)和实际的总和生育率(2000年人口普查为1.22)是不可能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计生委自己也说维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1.8(即平均每对夫妇生1.8个孩子)!不过没法自圆其说并不要紧,错误百出的圣旨也仍然是圣旨,只要有人不服,那就要狠狠地整治,法律手段(社会抚养费)不够用就用非法手段(社会惩罚)整治。所以我不得不说,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仅仅在形式上是标语政治,实际上不过是形象工程。遭受这一形象工程危害的,当然首先是农民的墙壁,其次是财政的钱袋。

  其实,如果国家计生委真的打算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计划生育目标,并且革除计划生育中的野蛮手段,是并不需要铲除农民墙壁上的旧标语的,更不要说刷什么新标语了。只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革除计生实践中的野蛮手段,农民墙壁上那些杀气腾腾的计划生育标语就立即成为历史陈迹,跟“要斗私批修”一样不再让人恐惧,农民愿意把它们当古董一样保留在自家的墙上又何妨呢?

  一个铲除历史并涂脂抹粉的形象工程,哪里谈得上是什么“迟到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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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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