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作为精神家园的燕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5 次 更新时间:2007-08-23 05: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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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一、晨曦中的燕园

  

  差不多整整十九年前,1988年7月4日,因了毕业而离开燕园。虽说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在三载,但当时似乎并不曾有依依不舍的感觉,也许是因为留京工作,故而感受不到别离的滋味;也许是因为过客的心理在作崇,故而无意识。无论如何,自从十九年前撤离燕园后,就再也不曾独自于清晨在燕园散步了,这确实是事实。

  一晃就要十九年了,在从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时,自己也从青年走到了中年。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2007年6月25日早晨,终于漫步燕园,感叹不一。

  托内人的福,24日晚上在她的中关园的小房子里过夜。这是因为24日白天在人民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而第二天(25日)早晨八点需要接王希、卫方兄到偏居于京北昌平的法大做“美国宪法的政治学”讲座。为了免除往返昌平-中关园的麻烦,因此也就没有回昌平。于是,一不做而不休,先是逃了会议晚宴而与半年多未见的牛可老弟一起吃火锅,继而一起去拜望已故业师罗荣渠先生的夫人、商务印书馆老编审周颖如师母,周老师谈兴甚浓,相谈甚欢。从周府告辞后,又约章润兄在上岛小酌,于欢声笑语之中,指点江山,尽兴而归。可能是因为换了新住处,也可能是因为天气闷热之故,加上本身睡眠质量欠佳,故而迟迟不能入睡,而且睡得既不美也不甜。不到五点,天色已大亮。这时,突然有一种想到燕园走走的冲动。

  从住处到燕园,只是过一个过街天桥而已,煞是方便。走不了多远,即到了博雅塔。一抬头,与周颖如师母不期而遇,原来老人家已经围着未名湖转了一圈而要打道回府了。周师母虽说已年近八旬,但腿脚麻利、精神甚好,我固然没有想到会在未名湖畔碰到她,估计她也不会想到会遇上我,尽管头一天晚上刚刚见过面。这是我在阔别燕园十九年之后而在晨曦的燕园遇到的第一大意外的惊喜。

  记得读研究生时,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要坚持绕着未名湖跑一圈,锻炼身体固然是理由,但主要的理由似乎又不完全如此。除了未名湖,还有弯曲、交叉的小路和山路,大概没有没走过、没有没爬过的。燕园,不愧是明清园林的瑰宝,走到哪里,也都是别样的风景。作为大学校园,燕园不是花园,但远胜于花园。绿草,鲜花,树木,小鸟,躺椅,土路,塑像,纪念碑,在京城的校园中,大概再也没有一个如燕园这般吸引人的了。由于北大已于头一天放了暑假,因而除了偶尔遇到晨练的老人外,原本熙熙攘攘的校园居然出奇的静谧;除了鸟语,几乎没有什么杂音。此情此景,惟有知足和陶醉。

  蔡元培老校长的像前,照样有刚献上未久的鲜花,在晨露中还保持着鲜活的色彩。无论是游人还是学子,只要到了未名湖畔,就不会不到这位奠基北大声名的老校长像前表达敬意。爱德加•斯诺,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中国人民之友,长眠在未名湖畔,乃燕园一新景。历史学系所在的二院门前,我读书的时候,是一片壮观的桃树林,现在改为纪念北大烈士的花园了,虽然没有了桃花和桃子,但也整洁、亮堂多了。花园两侧那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原本是燕大女大学生的宿舍,现在基本上属于文、史、哲等老学科的办公场所。除了内部按五星级标准装修得富丽堂皇外,门脸倒变化不大,惟有屋山上的长青藤枝枝蔓蔓,上百年的银杏树仍然生机勃勃。

  燕南园曾是北大名家泰斗的集中居住之所,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冯友兰、朱光谦、陈岱孙等大师都住在这里。那时候,因为导师齐文颖教授住在燕南园53号(齐老师的父亲是著名史学家齐思和老先生,因为齐老先生从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后即一直住在燕南园,故齐老师也就从孩提时代起住在这里,直到大约十年前因购置燕北园的新房才离开),到齐府上请教时,即常常在燕南园这块风水宝地遇到这些学界佛爷,崇敬之情,往往怦然心动。

  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尽管燕南园的砖路依旧,松柏照绿,野花怒放,但老人们大都撒手人寰,房子也明显破落了。随着这些世纪老人仙风道骨的流逝,燕南园惯有的学术与精神的魅力也就大打折扣了。我一直在瞎操心:为什么不能在燕南园开设冯友兰纪念馆、朱光谦纪念馆、陈岱孙纪念馆?……

  从1985年岁末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到次年仲夏悼念含冤而死的柴庆丰……,三角地在无数的北大学子心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记忆。如今,三角地仍在,但张贴的几乎是清一色的TOEFL、GRE、考研、司考等等冲刺班的启事、招(寻)租房子的小广告,惟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位诺奖获得者的经济学讲座。倒是橱窗里“预防职务犯罪警示展览”,别出一格,图文并茂,把最近几年高校发生的33起腐败罪案的当事人及其“事迹”一一列出,从高校澡堂的售票员到同济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男男女女,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连象牙塔里尚且乌七八糟,况其他衙门机关庙堂乎?

  燕园毕竟是燕园。在百年校庆讲堂的门前,除了流行大片的广告外,还有来自美国、奥地利等异国他乡的交响乐团的演出海报。一个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女硕士生的毕业汇报演出预告,也煞是扎眼。

  这就是燕园。晨曦中的燕园。

  

  二、暮色中的燕园

  

  2007年7月5日,参加完卫方兄张罗、人博兄做东的倪氏晚餐聚会后,兴奋之余,并未立即北返昌平,而是惦记着暮色中的燕园。

  从1985年秋到1988年仲夏,在做北大研究生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不记得有多少次曾在暮色中的燕园散步或者跑步。于是,从晚上十一时到十二时,夜游燕园,看看能否找回青春年华时的些许记忆。

  从中关村二小跨过过街桥,就是北大的东南门。紧挨着东南门的就是即将竣工的北大体育馆——也就是奥运乒乓球馆,三天前刚刚被大火烧过。因为已近午夜,蒙胧的夜色遮蔽了烟熏火燎过的体育馆的遍体鳞伤。尽管仍然是漫步于《晨曦中的燕园》中的路径,但一则晨曦,一则暮色,景致大不相同。

  湖光塔影的未名湖,是最让人留恋的燕园奇观。离了至少五分钟的路程,即从远处传来歌声、笑声,原来在石舫上正有一场烛光聚会,可能有二三十人吧,或许是放假而驻守的大学生,因了某一特别的兴致,正在自娱自乐,好不逍遥。湖面上的纸船,伴之以闪闪烁烁的烛光,远处是垂柳依依,水影中的路灯和博雅塔依稀可见,小虫在唧唧地叫着,动听而悦耳。湖边的路上,三三两两的学生,或者散布,或者引亢高歌,或者高谈阔论,有一个跑步的帅哥,居然还气喘吁吁、不停地说着英语,两不误。湖边的躺椅上,大都是成双成对的恋人,或躺或坐,温情脉脉。

  天色,有些灰暗。大半个月亮,或隐或现,较之于热恋中的少男少女,反倒显得羞羞答答。这其实是空气污染指数不断攀高的征候:记得当初读书的时候,天色是明显比现在的要蓝得多,尽管还是那同一片天空。

  夜色中的树影,在稀疏的路灯下,斑驳陆离。燕园之吸引我,最主要的之一恰是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各色花草树木。后山的古树自不待言,俄语楼前一字排开的四棵硕大的银杏树,尤为燕园添色增辉。图书馆西侧的白杨树,挺拔,伟岸,作家杨朔之《白杨礼赞》就是献给此类参天大树的。图书馆南侧的银杏树,蓬蓬勃勃,也煞是可爱。

  当初在燕园苦读三载,图书馆是最有吸引力的去处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题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即便是在这位“打不到的矮个子”再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倒霉后,也一直挂在那里,一迄于今。北大之有风骨,这可以算是一个例证。

  英杰交流中心的小广场前,有男男女女的十多个学生在溜旱冰,男孩子的矫健、女孩子的婀娜多姿,为夜色中的燕园平添了青春的活力。北大人之爱熬夜,有的乃至昼息夜作,据说是受到当初曾在北大图书馆打工、后来位尊天下的毛润之的影响,真假未详。

  不过,从行政办公楼到教学楼(尤其是逸夫二楼),确实是有不少房间的灯在亮着,尽管已是在假期,尽管已近午夜。夜读,笔耕,也许正是吾等教书人的生活常态罢。

  “今朝一别母校,明日四海精英。”这一挂在图书馆东门上侧的“祝福2007届毕业生”的横幅,就像母校面对别离的学子的亲切嘱托,别致,醒目,温馨。

  十九前的今天,1988年7月4日,正是我告别燕园而南下铁狮子坟的师大报到的日子。

  似乎是转眼之间,十九年已然过去了。

  夜游燕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打的直奔28.8公里外的昌平寒舍,写下这点儿文字,姑且算是对既往的十九度春秋的一个不成体统的记念罢。

  青春不再。人生苦短。还得继续跋涉。

  

  三、燕园梦:一介书生的遗憾

  

  不止一位朋友向我提问:为何接连写什么《晨曦中的燕园》《暮色中的燕园》这样的篇什?我只是淡淡地笑一笑,不作肯定的答复。

  其实,在别离燕园十九载、人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的变故之后,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无所谓了。但是,我还在乎一点:也许,在我平庸的人生中,大概再也难圆重返燕园之梦了!

  作为北大数以万计的研究生学子中平凡的一分子,希望能够从北大的学生演变为这个中国第一品牌学府的先生,我也未能免俗。

  其实,这样的机会也不是不曾有过。1996年,在离开燕园八年之后,我下定决心,要报考罗荣渠先生的博士生,罗先生也确曾承诺过要招我做关门弟子、毕业后留校做他的助手。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1996年4月4日,罗先生突然驾鹤归西。于是,我决然而然地放弃了第二天的博士生入学考试。

  后来,从杨立文教授等那里,我得到这样的传闻:因为罗先生的突然辞世这一变故,针对我报考罗先生的博士生这一现实情况,据说,北大历史学系曾经研究决定:如果我达到入学标准,那么我将由当时的历史学系主任何芳川教授指导。

  可惜,那时候,我少不更事,而且生怕被转入另一位姓何的教授指导,如上所说,我放弃了入学考试。因此,不了了之。

  说起来,我和芳川教授也还算是有一些缘分的。1985年6月,我投考北大历史学系研究生、参加复试时,主考官是罗荣渠教授,而坐在罗教授两边的分别是当时还是副教授的两位少壮派——林被甸老师、何芳川老师。后来,林老师高就北大图书馆馆长,何老师则一路攀升,贵为主管文科的北大副校长。

  我这个人是很命苦的。因此,我既没有机会做成罗门弟子,也没有机会做成何门弟子。也正因为如此,重返燕园之梦想,终于化为泡影。

  也正因为自己难圆重返燕园之梦想,因此,无论是任教于师大还是服务于法大期间,我总是不遗余力地鼓励我的学生,投考北大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事实上,也正是在我担任班主任期间,首开师大应届本科生考取北大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之先河。

  我还一直在感慨:如果有幸成为北大教师之一员,若一辈子在学术上乏善可陈,只能怪自己窝囊。因为北大有中国最好的学术资源,北大有中国最好的图书馆,北大有中国最好的学生。

  年逾半生,我之重返燕园的梦想,差不多已经是空想了。我不得不死了这颗心,灰飞烟灭。 然而,我仍然寄希望于我的学生。

  我期望并且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我的学生会替代我圆这个素朴的梦想——在北大,做教授,为人师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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