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8 次 更新时间:2007-08-21 11: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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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柴方国译)

  

   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重新遇到它们以为在社会竞争压力下刚刚解决了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古老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不致造成背离民主制自由社会的一体化条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代价?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国家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以便达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换句话说,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

   如何解决把经济效率同自由和社会保障,即把资本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某种致力于在高就业水平下比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尽管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直到80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部门都在不断发展。从那以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趋势都出现了转折:福利支出遭到削减,同时,享受福利制度变得困难,失业压力加重。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或削减是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种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放松对市场的调控、削减补贴和改善投资条件,它包括遏制通胀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税、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类似的措施。

   显然,放弃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导致社会福利国家曾经抑制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由此产生的社会代价使自由社会的一体化能力不堪重负。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2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失业者之间生活条件的差距日益拉大。就业者群体本身的地位不仅像迄今为止那样因劳动市场状况而分化,而且还因劳动合同的种类(是核心职员还是临时工)、劳动岗位的稳定程度(是在主公司还是在供货公司工作)、籍贯(是本国人还是劳动移民),或劳动关系(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而分化。"风险群体"往往沦为失业者和贫困者,或被视为"难以帮助的人"。他们深受性别、年龄、子女数量、知识水平、籍贯、身体残疾等一些特征的影响。这些特征明确表明了他们已成为"多余者"的集体命运。与以往相比,个人更难抗拒这种集体命运。在来自就业制度和培训制度、国家转移支付、住宅市场、家庭资源等方面的排斥现象密集的地方,就会出现"下层社会"。遭到淘汰的、与其他社会阶层完全脱节的群体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其社会处境。3

   然而,从长远来看,上述社会分化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则是民主制社会的基础。以正当形式作出的多数决定如果只反映受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忧虑和维持其地位的要求,即只反映右翼民众主义的观念,就会侵蚀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者认可较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同时相信世界性的金融市场作出的"经济基地评价"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他们对上述情形的估计势必不同于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人,因为后者知道,人人享受相同的社会权利是民主的公民地位的保障。但是,双方以类似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困境,他们的判断结果是,各国政府被迫参与零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不可动摇的经济目标值只能以牺牲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代价来实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4

   关于这种两难困境人们已做过大量可信的描述。在此我不能深入探讨,甚至也不能-一列举这些描述。5它们集中于两个论点:(1)富裕社会的经济问题来自--以"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表达的--世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2)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者的行动余地,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不足以充分地"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产生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和政治的副作用。

   1、对"市场全球化"的说法要进行区分,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市场全球化指的是一个过程,人们认为它主要有四项指标:6

   --国际贸易,尤其是工业产品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和相互影响程度的加强,促使各国国民经济日益依赖于世界经济。同时,贸易的内涵发生变化:新的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劳务贸易国际化,使远距离的生产、仓储和消费成为现实(例如软件设计劳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推动了短期投资,加速了资本流动,致使流动性增强的资本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各国政府本身则遇到国际交易所的压力,后者能对利率和预算政策作出反应;此外,外汇投机和金融衍生物投机导致诸如独立的"符号经济"一类的事物出现。

   --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增多。这类公司在作决策时日益不依赖于其所在国,因为它们能够采用新的撤资办法(并以此相要挟)。在这方面,关于所谓的"劳动岗位出口",例如劳动岗位从西欧向东亚、拉美以及中东欧低工资国家转移,正在引起人们的讨论。在发达社会,技术装备差的工业部门中的非熟练劳动力首先受到这种趋势的冲击。

   --"新兴工业国家"工业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加强了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迫使后者大力改造经济,重视高技术产业。

   2、如果关于上述趋势的描述符合实情,那么世界经济无非是一种"国际性的"交换体系,其中各个民族国家是主要的行动者,它们立足于各自的国民经济,并通过外贸关系相互竞争。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一种"跨国性的"、打破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界限的世界经济体系观念,而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为民族国家的行动者规定了新的前景。7随着国家的塑造力量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余地便不再受其他民族国家(或其他类型的行动者如大银行、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限制,而是日益受体系相互依赖性的限制。由世界上无数市场参与者的个别决策凝成的结果构成种种关联,人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这些关联,但是还弄不清如何影响战略对手的行为。跨国模式使人注意到如下情况:即使最强大的政治行动者也变得依赖于市场,他们对市场框架条件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小。

  

   以下两种选择可以排除:保护主义和恢复以需求为导向

  

   的经济政策。只要资本运动的确还能得到监控,那么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对本国经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所造成的代价将很快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目前,国家就业计划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公共预算的债务限额,即使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看,这类计划也不再有效。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行不通了。

   有广阔前景的政策是主动、合理和稳妥地调整国内的形势,使它适应全球竞争--这也是"新工党"所奉行的战略。其中包括前瞻性的工业政策的著名措施,如促进研究和开发,即促进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改善培训和进修条件提高劳动力素质,实行劳动市场的合理的"灵活化"。从中期来看,上述措施能够带来经济基地优势,但它们改变不了国际经济基地竞争的格局,也无益于遭到淘汰的矿工和船厂工人。而假如放松对劳动市场的调控,这些人将最先获益,当然,前提是在补贴低工资职业(例如采取所得税负税率的办法)的条件下开放低工资行业。8

   如果把这种思路极端化,就会形成由国家保证基本收入的思想(A.高兹)。收入与就业脱钩虽然会促使现有的、以职业劳动为中心的经济社会转向其他前提,并在用国家保证的基本收入抵御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给个人生活方式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意义上,为濒于解体的社会福利国家创立一个等价物。然而,这类极端的再分配计划需要一种在国际上几乎无法实现的价值转变。除此以外,假如所设想的基本收入高于目前的社会救济水平,如何在个别国家的筹资空间内实行这种计划也还是个问题。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超越民族国家

  

   直到17世纪,欧洲才出现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的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现代国家作为功能专门化的管理国家从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交往中分化出来,同时它作为调控国家也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的进程中,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开始采用民主形式来认证合法性。在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和在战后有利的条件下,当时在世界上被奉为典范的民族国家--通过在不触动国民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对其实行调控--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然而,这种成功的组合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危害。显然,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

   因此,人们首先关注跨国机构的设立。9这也是成立各大洲的经济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的理由,它们可以实现各国政府间有约束力的、往往靠适度的制裁来保证的协调。像欧盟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带来的合作利益更大,因为随着这类洲级体制的创立,不仅会形成能够减少汇率动荡风险的统一货币区,而且还会形成拥有等级制权限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

   欧洲统一过程极有可能证明,对这些放弃货币主权而坚持大多数其他主权的国家来说,缺乏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的货币联盟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10原因在于,只有把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拥有民主立法权的共同体的成员,才有可能实行统一的社会福利标准和环境标准。当然,对本身具有国家特征的、由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来说,只有通过平衡生活状况同时做到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一体化,它才能发挥更大的调控能力。必须像瑞典人和葡萄牙人、德国人和希腊人表示愿意互助那样,把迄今只限于民族国家的公民互助推广到这种联盟的全体公民。只有这样,才有望在他们中间实行统一的最低工资,乃至为个人的生活计划和各种集体的生活形式创造同等的条件。11

   即使这样一种体制,充其量也只会由于其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的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建立较大的政治共同体固然会结成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防御性联盟,但是它改变不了经济基地竞争的模式,也不会自动地使适应跨国性世界经济体系的方针转向企图从政治上对该体系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的方针。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政治联盟是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面前弥补政策

   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新的跨国体制的形成都会使政治行动者的数量减少,使由少数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即有合作能力的行动者组成的圈子得到充实,后者据说能够就执行框架条件达成协议。12这种合作能够使所有参与者比在无规定或自行其是的情况下更好地行事。在这方面,人们长期以来所讨论的对投机利润的征税(即所谓的托宾税)便是个很好的例证。由于世界政治体系--尽管拥有跨国性的机构--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大量战略行动者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支配,所以迄今连这样一种明显符合各有关政府共同利益而且简便易行的协议都未能达成。

要在下述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设想上达成一致就更为艰难:这种世界经济秩序不仅要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补充跨国性的市场流通,而且要引进世界范围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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